哲儿一直在许多朋友的视界之外。方哲车祸遇难后,刘刚来电话问∶“方哲是你们的孩子吗?”1987年初,北大选举人民代表活动高潮时,刘刚几乎天天来我们家,居然没有注意到一个1.87米的大孩子。因为,方哲寡言。但不木讷,而极喜欢运动。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诉李淑娴∶“校园里每个球场上,都看得见你的小儿子。”高大,少言,身手矫健,这些特征被警官学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101高中毕业时,就有人来动员他报考警校。他没有答应。保镖专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哲儿时常给我们当‘保镖’,在中国,也在美国。
布什晚宴的新闻发布会
1989年2月,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老),来了中国。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人权。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颇有经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标准。是以同一标准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回避中国的问题?总统有两难。总统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告别晚宴上,既邀请中国领导人,也邀请几位中国的异见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个正式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异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又不损害布什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姿态。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我们知道, 这种姿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们就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我们收到了布什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们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们,以便适时地婉谢白宫。实在说,不参加宴会,也并不会有失落。说到底,那只是一个应酬场面。三天过去了,直到我们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们拒邀。2月26日,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们赴会。
该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妇和我们俩一行四人同乘一辆小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布什总统Texas BBQ宴会所在地─希尔顿长城饭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台的刘大庆也陪方哲在家。以备有事,两人可以应对。
果然有事。
6时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车辆通行。开初,我们以为是给布什一行开路。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栏截。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为了堵截我们的车。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打手型的便衣,一上来就架住方,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在我们拿出白宫请柬后,他们还试图抢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后。我们四人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証所谓‘特工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只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武警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车辆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建国门外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时,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四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约上百,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
8:30,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们了解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于待命状态。
同时,在长城饭店宴会厅的不少记者已经发现我们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变,就立即离开晚宴,去了我们中关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们即打电话回家,报告遭遇。方哲和刘大庆立即向在我门家守候的记者发布了我们赴宴受阻的消息。布什晚宴尚在进行时,“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闻已经传开了。
我们家小,记者太多,挤不下。我们不准备直接回中关村,而是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饭店。同时,让方哲和刘大庆也告诉记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个大厅是白宫新闻发言人专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当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还在布什晚宴上。大厅由我们佔用。晚11:30,我们四人召开了临时记者招待会,有上百的记者赶来(CNN记者后来说,因那晚太快太挤,他的摄影助手摔断了鼻梁)。我们讲述了 ‘晚宴’ 的经历。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抢了布什总统的镜头,成为美国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闻。
方哲和刘大庆则一直在家实时报告我们的动向,成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中心。
进出美国大使馆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杀人后第二天,我们进入美国大使官邸避难。当时及后来的报导都说,方哲也同我们一起进入美国大使官邸。当局于6月11日发布对我们的通缉令。国安部武警和军队于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却发现,方哲正同他的同学在家里过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岁生日)。警察没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当时,方哲还声称有一间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们的不少东西,抱括日记,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后慢慢带来美国,全赖方哲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警察时的镇静和机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随我们进过美国大使官邸。官邸里的中国职员,都是通过中国外交部僱用的。他们可能看到方哲与我们在一起。然而,两天之后,6月7日,方哲看我们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决定离开大使馆。进入大使馆难,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难。当时,整个官邸外已被军队包围,开出去的车也都被尾随。方哲逃离大使馆的行动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当时美国驻京大使馆代理公使,现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让方哲藏在一车中驶出使馆。然后设法甩掉或甩开尾随车。当车快速转弯到一个无路灯的黑暗街区时,让方哲迅速跳出车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们在使馆的一年期间(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个人在家里等我们。由于我们工资被取消,方哲没有收入,他靠许良英等老朋友接济,靠彭培根(清华建筑系教授)等新朋友帮助,靠他的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也常被亲友叫去吃饭。但他不愿离开北京。有香港来人找他,问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帮忙。他拒绝了。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国找他哥哥,上学,唸书。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们得到安全。一人在家里等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比他安全。“6‧4”之后,申请美国签证的高级干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样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国家教委副主任藤滕召见美国大使李洁明,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抗议完毕后,大使回到官邸。还不到一个小时,大使又接到藤滕秘书的电话。但其目的与一小时前正好相反,是垦请大使帮忙给藤滕夫人发放美国签证,原来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已在美国享受着‘容许滞留’, 又垦请大使容许他太太也去美滞留。显然,这类一心巴望把家属送去美国滞留的官员,是不会傻瓜到强行闯进美国使馆抓人的。这种官僚,是我们们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
由于世界银行贷款等压力,经过谈判,中共当局同意我们于1990年6月25日离美大使馆出境。当时谈妥的条件之一是,同时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机场,我们没有看到方哲。后来知道,并不是当局不放方哲,相反,当局于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骗到怀柔县的一个警察招待所,软禁。但方哲抗议软禁,也拒绝离境。因为,他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为了拖延时间,方哲向警察说:“我不走,我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又说:“我还要结婚呢”(当时他还不够北京的结婚登记年龄)。直到我们从南苑机场在警察按排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才知道,我们确实安全了。他的‘保镖’任务完成了。我们到英国剑桥大学后,又再打去电话。他才同意离开中国,赴美上学,比我们出境睌了约十天。
方哲生性随和,是个‘后发’的孩子。来美国后,他用Joe为名。很快就‘美国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伞样样喜欢。他的‘美国父母’,威斯康辛大学物理学教授 Larson夫妇说:“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后,他还居然代表CAC(美国)去沈阳与东北大学(中国)谈判,建立美中两校关系。我们心里好笑。方哲是个寡言的孩子。CAC怎么会要他一本正经地去谈判呢?的确,在我们面前,方哲总是个孩子,每当他面对著我们时,不玩,不答话,只有微笑。永远像一个乖孩子,一个忠实的‘保镖’。
哲儿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离奇的车祸,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保护妈妈爸爸。小哲,妈妈爸爸会永远想念著你。CAC也要纪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给你唸一首诗吧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曼殊大师的英译,好像就是专为你唱的一首挽歌,一首远去的、远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Tucson, 2007年11月9日
□ 寄自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布什晚宴的新闻发布会
1989年2月,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老),来了中国。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人权。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颇有经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标准。是以同一标准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回避中国的问题?总统有两难。总统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告别晚宴上,既邀请中国领导人,也邀请几位中国的异见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个正式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异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又不损害布什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姿态。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我们知道, 这种姿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们就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我们收到了布什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们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们,以便适时地婉谢白宫。实在说,不参加宴会,也并不会有失落。说到底,那只是一个应酬场面。三天过去了,直到我们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们拒邀。2月26日,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们赴会。
该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妇和我们俩一行四人同乘一辆小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布什总统Texas BBQ宴会所在地─希尔顿长城饭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台的刘大庆也陪方哲在家。以备有事,两人可以应对。
果然有事。
6时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车辆通行。开初,我们以为是给布什一行开路。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栏截。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为了堵截我们的车。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打手型的便衣,一上来就架住方,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在我们拿出白宫请柬后,他们还试图抢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后。我们四人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証所谓‘特工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只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武警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车辆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建国门外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时,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四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约上百,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
8:30,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们了解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于待命状态。
同时,在长城饭店宴会厅的不少记者已经发现我们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变,就立即离开晚宴,去了我们中关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们即打电话回家,报告遭遇。方哲和刘大庆立即向在我门家守候的记者发布了我们赴宴受阻的消息。布什晚宴尚在进行时,“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闻已经传开了。
我们家小,记者太多,挤不下。我们不准备直接回中关村,而是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饭店。同时,让方哲和刘大庆也告诉记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个大厅是白宫新闻发言人专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当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还在布什晚宴上。大厅由我们佔用。晚11:30,我们四人召开了临时记者招待会,有上百的记者赶来(CNN记者后来说,因那晚太快太挤,他的摄影助手摔断了鼻梁)。我们讲述了 ‘晚宴’ 的经历。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抢了布什总统的镜头,成为美国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闻。
方哲和刘大庆则一直在家实时报告我们的动向,成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中心。
进出美国大使馆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杀人后第二天,我们进入美国大使官邸避难。当时及后来的报导都说,方哲也同我们一起进入美国大使官邸。当局于6月11日发布对我们的通缉令。国安部武警和军队于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却发现,方哲正同他的同学在家里过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岁生日)。警察没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当时,方哲还声称有一间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们的不少东西,抱括日记,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后慢慢带来美国,全赖方哲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警察时的镇静和机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随我们进过美国大使官邸。官邸里的中国职员,都是通过中国外交部僱用的。他们可能看到方哲与我们在一起。然而,两天之后,6月7日,方哲看我们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决定离开大使馆。进入大使馆难,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难。当时,整个官邸外已被军队包围,开出去的车也都被尾随。方哲逃离大使馆的行动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当时美国驻京大使馆代理公使,现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让方哲藏在一车中驶出使馆。然后设法甩掉或甩开尾随车。当车快速转弯到一个无路灯的黑暗街区时,让方哲迅速跳出车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们在使馆的一年期间(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个人在家里等我们。由于我们工资被取消,方哲没有收入,他靠许良英等老朋友接济,靠彭培根(清华建筑系教授)等新朋友帮助,靠他的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也常被亲友叫去吃饭。但他不愿离开北京。有香港来人找他,问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帮忙。他拒绝了。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国找他哥哥,上学,唸书。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们得到安全。一人在家里等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比他安全。“6‧4”之后,申请美国签证的高级干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样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国家教委副主任藤滕召见美国大使李洁明,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抗议完毕后,大使回到官邸。还不到一个小时,大使又接到藤滕秘书的电话。但其目的与一小时前正好相反,是垦请大使帮忙给藤滕夫人发放美国签证,原来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已在美国享受着‘容许滞留’, 又垦请大使容许他太太也去美滞留。显然,这类一心巴望把家属送去美国滞留的官员,是不会傻瓜到强行闯进美国使馆抓人的。这种官僚,是我们们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
由于世界银行贷款等压力,经过谈判,中共当局同意我们于1990年6月25日离美大使馆出境。当时谈妥的条件之一是,同时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机场,我们没有看到方哲。后来知道,并不是当局不放方哲,相反,当局于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骗到怀柔县的一个警察招待所,软禁。但方哲抗议软禁,也拒绝离境。因为,他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为了拖延时间,方哲向警察说:“我不走,我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又说:“我还要结婚呢”(当时他还不够北京的结婚登记年龄)。直到我们从南苑机场在警察按排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才知道,我们确实安全了。他的‘保镖’任务完成了。我们到英国剑桥大学后,又再打去电话。他才同意离开中国,赴美上学,比我们出境睌了约十天。
方哲生性随和,是个‘后发’的孩子。来美国后,他用Joe为名。很快就‘美国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伞样样喜欢。他的‘美国父母’,威斯康辛大学物理学教授 Larson夫妇说:“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后,他还居然代表CAC(美国)去沈阳与东北大学(中国)谈判,建立美中两校关系。我们心里好笑。方哲是个寡言的孩子。CAC怎么会要他一本正经地去谈判呢?的确,在我们面前,方哲总是个孩子,每当他面对著我们时,不玩,不答话,只有微笑。永远像一个乖孩子,一个忠实的‘保镖’。
哲儿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离奇的车祸,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保护妈妈爸爸。小哲,妈妈爸爸会永远想念著你。CAC也要纪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给你唸一首诗吧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曼殊大师的英译,好像就是专为你唱的一首挽歌,一首远去的、远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Tucson, 2007年11月9日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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