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钧信后又一封致胡温公开信*
继中国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22日呼吁政治改革的长信《致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对策和谐社会》发表以后，又有安徽商界人士郑存柱先生11月1日致胡锦涛、温家宝《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长篇公开信发表。
*郑存柱：政治改革不能绕开、不得不解开的死结……*
郑存柱先生是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
他在信中说：“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也作为在海外民运组织的参与和知情者，根据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经历，根据我在海外所了解的民运组织的情况，向两位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郑存柱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元老指定到程序产生的转变。虽然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温总理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因为自198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几次事件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悲剧和冤案，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绕开这几个不得不解开的死结，无法像经济改革那样突破瓶颈，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郑存柱：与汪先生既是呼应，也是不约而同*
11月7日，在美国洛杉矶的郑存柱先生接受了我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首先请问您写这封信，是对汪兆钧先生那封信的呼应，还是不约而同？”
答：“既是呼应，也是不约而同。因为我在汪先生的信发表之前，就是十七大刚刚结束，我就在思考，而且和一些朋友交流时说‘我要做一点事情’。那时已经在收集资料、起草了。
正在写，快结束的时候，汪先生的信出来后，给我很大鼓舞。作为第二封信发表出来，也是一种呼应，呼吁中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郑存柱：建议从县市级开始政治体制改革*
从基层开始――
问：“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感觉风险有多大？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认为从各方面来讲时机已经成熟？”
答：“很多朋友来信，也有的指出，目前胡温未来十年之内想采取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这封信中的建议是从县市级别，所谓‘基层’开始改革，共产党应该考虑是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我建议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能够采纳我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完善，按法定渠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供代表们讨论。我在信里也提出。目前想从高层进行改革，还有很多困难。”
回国投资了解腐败、黑社会――
问：“您的信篇幅很长，三十多页，您最想讲的是什么？”
答：“这封信的主题正如我的题目，希望中国政府能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确实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我的感触太深了。
我回中国大陆投资这两年多，接触的都是县市级别阶层。我了解地方的政府官员，了解老百姓维权与官府之间的抗争争斗，了解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了解黑社会。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我所见到的都是不和谐的现象。“
社会不和谐是共产党官员选拔制度造成――
我觉得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基层政府共产党的官员选拔制度造成，不是把真正像共产党说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上来。同时，官员产生后，老百姓没有权利对他们进行监督，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伤害国家、伤害老百姓。
第二，我觉得从县市级别进行体制改革，对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不会造成威胁。有很多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共产党内，他们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有些本来心地善良，为民着想，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监督的体制下，就会变质。我们看到很多腐败分子最后的悔过书都讲到‘我年轻时怎样抱着为老百姓做事……后来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犯罪分子’……
我觉得这个制度必须要进行改变，写这封信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郑存柱：经商来往于各国*
问：“您是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法人和董事长，现在住在美国洛杉矶，您实际上住在美国还是住在安徽时间更多一点？”
答：“其实住在美国也就是近期的事情，我原来都是在大陆，就是来回，因为毕竟有企业嘛！我原来还有国际贸易，除了我这儿的企业以外，还有其它企业，就是属于贸易企业的往来。我呢，长期居无定所，一直是在各个国家，跑了很多国家，是我有业务往来的，在东南亚地区也待过好几年。
我2003年回去投资以后，有两年多时间是长期在国内。“
*郑存柱：“六四”后活下来的，不应忘记民主追求*
问：“到目前为止，您的信发出之后，各方面有什么反应？”
答：“收到很多反馈信和电话，有体制内的，像有个县长，还有个县科协的主席，他们给我写信，都非常支持我。
我写这封信，实际上是想向共产党表明一种来自内心的真诚盼望。
当然，我这封信写了以后当然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在信里边也提到了，主要因为我独特的经历，我参加过‘六四’，一直认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不应该忘记年轻时那种理想的追求，不应该忘记当年和我们手挽手在一起的，他们已经失去生命了。我多次举例，丁子霖教授的儿子才十七岁，比我还年轻，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我们这些人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话，就太自私了。
如果我什么都不作，我的生活可以过得非常好，但是我想这样的风险值得我们去冒。因为我认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是迟早的一天，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这么等。“
*郑存柱：需要有很多人站出来，向中国领导人说真话，支持政改*
郑存柱先生说：“特别是汪兆钧这封信发出来以后，为什么我马上发出第二封信作为一种呼应？我觉得需要有很多人站出来，向中国领导人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否则按照官方宣传，根本就看不到社会里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但我觉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需要我们窗户打开，让他们看到真正的现实，听到老百姓真正的声音。我想，这样可能对高层会有所触动，他们可能会考虑做些对中国、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说出真心话的人多了，共产党内部总会有一部分人清楚的，听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形成一股比较开明的改革力量，终归会带动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支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郑存柱：把自己全方位表达出来*
问：“您在信中详细写了参与民运的经历，写这封信之前，您在公开刊物上提到过吗？与您打过交道的官方的人都清楚吗？”
答：“没有。在这之前我参加民运、声援民主党写文章都是用的笔名，从来没有人知道我这些事情。特别在我回国投资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这样的经历。这次我要公开，因为这封信写出来以后，我相信官方有些部门要查，你们就不用查了。信里讲了，我并不隐瞒自己做的事情，我做的不是见不得人的，而且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既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按照官方的宣传，回国投资是爱国的企业界人士，同时我也是个从来没有忘记年轻时候的理想追求、继续在民运上做些事情的所谓民运人士，我觉得我在这封信中把自己全方位表达出来了。
*郑存柱：应让海外民运人士回国*
为什么我特别把民运这方面加上，因为不是我一个人，我到美国后，接触到在海外很多民运人士，我在信里写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愿意保留着中国国籍，不愿变成美国公民，他们都有一颗迟早要回国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
*郑存柱：希望有人继续写信，形成舆论启动政改*
问：“您觉得，在和您经历比较相近的这一代人中，像您今天持这样想法，对社会关注的人，您是一个特例呢，还是有些代表性？”
答：“这不是一个特例。我回国以后，接触了很多人，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们都有些共同看法。在国内这种言论不自由的状况下，很多人只是在心里面藏着，或者在心里期盼，不能表达出来。如果中国言论放开的话，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我相信，能表达出跟我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汪先生这次带了个头，我也跟进，我希望很多与我有共同想法的人，也能继续站出来，继续写出第三封、第四封，这样，就会像网上有人所盼望的那样，会形成一波舆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重新考虑能不能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来自人民群众、来自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愿望。“
*郑存柱笑谈：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岗村”也在安徽产生*
问：“您和汪兆钧都是商界人士，而且都是安徽人，是个巧合吗？您觉得商界人士站出来写这样的信，意味着什么？你们的商人身份与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是什么关系？”
答：“这个问题很好。我就想起三十年前，也是在安徽省的小岗村，当时农村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在一起密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要求改变当时农村的政策。
我们作为商人，毕竟走南闯北，接触的比一般学者可能确实要多些，有些切身的体会。像我这封信里列举了很多我所遇到、听到的真实的情况。
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改革是相连的，不可分割的。正是由于中国有经济改革早期这一步，所以像我原来是读书、教书的，算知识分子吧，才能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大潮里，而且小有成就。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国经济健康的进一步发展。汪先生的信里也写出很多中国面临的危机，我相信，我们可能比一些学者有更切身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约而同都是出自来自商界的人写这样的信，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至于我们都是安徽人，纯粹是一种巧合。当然安徽人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人在评论里讲到，两百年前的徽商就有这样的传统，赚钱以后富裕了，就会培养自己的子女从政，徽商问政确实是个传统。我希望，有更多安徽商界的如果和我们有共同的想法，也能继续站出来。这样，可能会以安徽为起点。回应我们三十年前，从安徽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岗村”，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安徽产生，带动全国。作为安徽人，如果能作到这点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自豪。“
*郑存柱：希望更多中国人、中共党员了解、声援我们*
问：“您有没有期待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直接给你们回信，或者作出什麽回应的表示？您会等待多长时间，如果长时间没有反应，您有进一步追问、继续写信的打算吗？”
答：“（笑）我在网上看到武振荣先生的评论，他已经在追问，胡锦涛、温家宝看了我们这两封公开信以后，为什么没有回。
我们以公开信的方式写出来，当然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因为毕竟来自于高层决策可以很容易地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但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听到我们的想法。如果有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想法，也能够声援的话，甚至也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像信访、通过有职位的人，或在通过在政协、人大里边的人的方式来表达。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只要是来自不同的渠道，能够把共同的心愿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至于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是不是给我们回信，我觉得这倒不是主要的问题。“
*郑存柱：家人还没受到什么压力，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问：“您的亲人是不是还有的在中国？”
答：“对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都在大陆。”
问：“自从信发表后，他们听到什么反映，官方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压力？”
答：“信刚发时间不长，我给家里已经写了信，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自他们的这方面消息。我也感到很宽慰，如果退回去四十年，有这样的信出来，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不但我本人，我的家庭、亲人、亲戚可能都会受到株连。“
*郑存柱：市场经济必然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或干预*
问：“商人关注中国政治，您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还是不普遍的？”
答：“我觉得将来一定是一个普遍趋势，如果关注我，在网上可以看到我在大约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干预政府 ――经济政治学初探》。中国官方有个”政治经济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就反过来，叫”经济政治学“。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是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搁置一边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一些比如共同的市场规则，对政府职能都要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下，市场经济必然会对政府，甚至对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干预。所以我十年前写的这篇理论性文章，当然因为不是作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是我有感而发写的文章，有很多缺陷，但是我当时写出这样一个主张，今天写出这样一封公开信，也算实践自己这样一种预言。
我相信，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会向政府、向执政党共产党提出更高的一些政治上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郑存柱：心理准备*
问：“您的很多产业和资金都在中国大陆，您担不担心或有没有思想准备，可能会因为写这封信，使自己在经营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有些经济方面的损失？”
答：“这些我想也许不会吧。虽然我是个多重身份的人，但是我毕竟作为一个企业界人士，回国投资，中国毕竟也有《外商企业保护法》，有一些现成的法律是保护这样合法投资的。我相信，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怎么吸引外资呢？
如果我这个案例，共产党要是“破”了这个头的话，我相信会对他们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作为我个人，也许我回去，他们会以政治的理由，或者是以其它莫须有的理由把我抓起来，因为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走到开放这一步，但是我想不至于连我的企业他们也会让它受到影响，那样，就会是非常坏的一个例子。我相信他们会权衡利弊，不会那么作的。“
问：“您作的最坏准备到什么程度？”
答：“最坏的准备就是，我明年回去开董事会的时候，有可能不像以往那样来去自由，我也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继中国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22日呼吁政治改革的长信《致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对策和谐社会》发表以后，又有安徽商界人士郑存柱先生11月1日致胡锦涛、温家宝《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长篇公开信发表。
*郑存柱：政治改革不能绕开、不得不解开的死结……*
郑存柱先生是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
他在信中说：“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也作为在海外民运组织的参与和知情者，根据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经历，根据我在海外所了解的民运组织的情况，向两位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郑存柱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元老指定到程序产生的转变。虽然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温总理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因为自198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几次事件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悲剧和冤案，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绕开这几个不得不解开的死结，无法像经济改革那样突破瓶颈，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郑存柱：与汪先生既是呼应，也是不约而同*
11月7日，在美国洛杉矶的郑存柱先生接受了我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首先请问您写这封信，是对汪兆钧先生那封信的呼应，还是不约而同？”
答：“既是呼应，也是不约而同。因为我在汪先生的信发表之前，就是十七大刚刚结束，我就在思考，而且和一些朋友交流时说‘我要做一点事情’。那时已经在收集资料、起草了。
正在写，快结束的时候，汪先生的信出来后，给我很大鼓舞。作为第二封信发表出来，也是一种呼应，呼吁中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郑存柱：建议从县市级开始政治体制改革*
从基层开始――
问：“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感觉风险有多大？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认为从各方面来讲时机已经成熟？”
答：“很多朋友来信，也有的指出，目前胡温未来十年之内想采取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这封信中的建议是从县市级别，所谓‘基层’开始改革，共产党应该考虑是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我建议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能够采纳我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完善，按法定渠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供代表们讨论。我在信里也提出。目前想从高层进行改革，还有很多困难。”
回国投资了解腐败、黑社会――
问：“您的信篇幅很长，三十多页，您最想讲的是什么？”
答：“这封信的主题正如我的题目，希望中国政府能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确实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我的感触太深了。
我回中国大陆投资这两年多，接触的都是县市级别阶层。我了解地方的政府官员，了解老百姓维权与官府之间的抗争争斗，了解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了解黑社会。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我所见到的都是不和谐的现象。“
社会不和谐是共产党官员选拔制度造成――
我觉得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基层政府共产党的官员选拔制度造成，不是把真正像共产党说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上来。同时，官员产生后，老百姓没有权利对他们进行监督，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伤害国家、伤害老百姓。
第二，我觉得从县市级别进行体制改革，对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不会造成威胁。有很多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共产党内，他们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有些本来心地善良，为民着想，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监督的体制下，就会变质。我们看到很多腐败分子最后的悔过书都讲到‘我年轻时怎样抱着为老百姓做事……后来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犯罪分子’……
我觉得这个制度必须要进行改变，写这封信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郑存柱：经商来往于各国*
问：“您是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法人和董事长，现在住在美国洛杉矶，您实际上住在美国还是住在安徽时间更多一点？”
答：“其实住在美国也就是近期的事情，我原来都是在大陆，就是来回，因为毕竟有企业嘛！我原来还有国际贸易，除了我这儿的企业以外，还有其它企业，就是属于贸易企业的往来。我呢，长期居无定所，一直是在各个国家，跑了很多国家，是我有业务往来的，在东南亚地区也待过好几年。
我2003年回去投资以后，有两年多时间是长期在国内。“
*郑存柱：“六四”后活下来的，不应忘记民主追求*
问：“到目前为止，您的信发出之后，各方面有什么反应？”
答：“收到很多反馈信和电话，有体制内的，像有个县长，还有个县科协的主席，他们给我写信，都非常支持我。
我写这封信，实际上是想向共产党表明一种来自内心的真诚盼望。
当然，我这封信写了以后当然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在信里边也提到了，主要因为我独特的经历，我参加过‘六四’，一直认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不应该忘记年轻时那种理想的追求，不应该忘记当年和我们手挽手在一起的，他们已经失去生命了。我多次举例，丁子霖教授的儿子才十七岁，比我还年轻，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我们这些人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话，就太自私了。
如果我什么都不作，我的生活可以过得非常好，但是我想这样的风险值得我们去冒。因为我认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是迟早的一天，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这么等。“
*郑存柱：需要有很多人站出来，向中国领导人说真话，支持政改*
郑存柱先生说：“特别是汪兆钧这封信发出来以后，为什么我马上发出第二封信作为一种呼应？我觉得需要有很多人站出来，向中国领导人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否则按照官方宣传，根本就看不到社会里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但我觉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需要我们窗户打开，让他们看到真正的现实，听到老百姓真正的声音。我想，这样可能对高层会有所触动，他们可能会考虑做些对中国、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说出真心话的人多了，共产党内部总会有一部分人清楚的，听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形成一股比较开明的改革力量，终归会带动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支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郑存柱：把自己全方位表达出来*
问：“您在信中详细写了参与民运的经历，写这封信之前，您在公开刊物上提到过吗？与您打过交道的官方的人都清楚吗？”
答：“没有。在这之前我参加民运、声援民主党写文章都是用的笔名，从来没有人知道我这些事情。特别在我回国投资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这样的经历。这次我要公开，因为这封信写出来以后，我相信官方有些部门要查，你们就不用查了。信里讲了，我并不隐瞒自己做的事情，我做的不是见不得人的，而且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既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按照官方的宣传，回国投资是爱国的企业界人士，同时我也是个从来没有忘记年轻时候的理想追求、继续在民运上做些事情的所谓民运人士，我觉得我在这封信中把自己全方位表达出来了。
*郑存柱：应让海外民运人士回国*
为什么我特别把民运这方面加上，因为不是我一个人，我到美国后，接触到在海外很多民运人士，我在信里写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愿意保留着中国国籍，不愿变成美国公民，他们都有一颗迟早要回国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
*郑存柱：希望有人继续写信，形成舆论启动政改*
问：“您觉得，在和您经历比较相近的这一代人中，像您今天持这样想法，对社会关注的人，您是一个特例呢，还是有些代表性？”
答：“这不是一个特例。我回国以后，接触了很多人，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们都有些共同看法。在国内这种言论不自由的状况下，很多人只是在心里面藏着，或者在心里期盼，不能表达出来。如果中国言论放开的话，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我相信，能表达出跟我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汪先生这次带了个头，我也跟进，我希望很多与我有共同想法的人，也能继续站出来，继续写出第三封、第四封，这样，就会像网上有人所盼望的那样，会形成一波舆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重新考虑能不能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来自人民群众、来自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愿望。“
*郑存柱笑谈：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岗村”也在安徽产生*
问：“您和汪兆钧都是商界人士，而且都是安徽人，是个巧合吗？您觉得商界人士站出来写这样的信，意味着什么？你们的商人身份与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是什么关系？”
答：“这个问题很好。我就想起三十年前，也是在安徽省的小岗村，当时农村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在一起密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要求改变当时农村的政策。
我们作为商人，毕竟走南闯北，接触的比一般学者可能确实要多些，有些切身的体会。像我这封信里列举了很多我所遇到、听到的真实的情况。
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改革是相连的，不可分割的。正是由于中国有经济改革早期这一步，所以像我原来是读书、教书的，算知识分子吧，才能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大潮里，而且小有成就。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国经济健康的进一步发展。汪先生的信里也写出很多中国面临的危机，我相信，我们可能比一些学者有更切身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约而同都是出自来自商界的人写这样的信，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至于我们都是安徽人，纯粹是一种巧合。当然安徽人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人在评论里讲到，两百年前的徽商就有这样的传统，赚钱以后富裕了，就会培养自己的子女从政，徽商问政确实是个传统。我希望，有更多安徽商界的如果和我们有共同的想法，也能继续站出来。这样，可能会以安徽为起点。回应我们三十年前，从安徽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岗村”，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安徽产生，带动全国。作为安徽人，如果能作到这点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自豪。“
*郑存柱：希望更多中国人、中共党员了解、声援我们*
问：“您有没有期待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直接给你们回信，或者作出什麽回应的表示？您会等待多长时间，如果长时间没有反应，您有进一步追问、继续写信的打算吗？”
答：“（笑）我在网上看到武振荣先生的评论，他已经在追问，胡锦涛、温家宝看了我们这两封公开信以后，为什么没有回。
我们以公开信的方式写出来，当然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因为毕竟来自于高层决策可以很容易地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但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听到我们的想法。如果有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想法，也能够声援的话，甚至也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像信访、通过有职位的人，或在通过在政协、人大里边的人的方式来表达。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只要是来自不同的渠道，能够把共同的心愿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至于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是不是给我们回信，我觉得这倒不是主要的问题。“
*郑存柱：家人还没受到什么压力，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问：“您的亲人是不是还有的在中国？”
答：“对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都在大陆。”
问：“自从信发表后，他们听到什么反映，官方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压力？”
答：“信刚发时间不长，我给家里已经写了信，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自他们的这方面消息。我也感到很宽慰，如果退回去四十年，有这样的信出来，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不但我本人，我的家庭、亲人、亲戚可能都会受到株连。“
*郑存柱：市场经济必然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或干预*
问：“商人关注中国政治，您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还是不普遍的？”
答：“我觉得将来一定是一个普遍趋势，如果关注我，在网上可以看到我在大约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干预政府 ――经济政治学初探》。中国官方有个”政治经济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就反过来，叫”经济政治学“。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是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搁置一边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一些比如共同的市场规则，对政府职能都要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下，市场经济必然会对政府，甚至对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干预。所以我十年前写的这篇理论性文章，当然因为不是作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是我有感而发写的文章，有很多缺陷，但是我当时写出这样一个主张，今天写出这样一封公开信，也算实践自己这样一种预言。
我相信，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会向政府、向执政党共产党提出更高的一些政治上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郑存柱：心理准备*
问：“您的很多产业和资金都在中国大陆，您担不担心或有没有思想准备，可能会因为写这封信，使自己在经营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有些经济方面的损失？”
答：“这些我想也许不会吧。虽然我是个多重身份的人，但是我毕竟作为一个企业界人士，回国投资，中国毕竟也有《外商企业保护法》，有一些现成的法律是保护这样合法投资的。我相信，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怎么吸引外资呢？
如果我这个案例，共产党要是“破”了这个头的话，我相信会对他们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作为我个人，也许我回去，他们会以政治的理由，或者是以其它莫须有的理由把我抓起来，因为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走到开放这一步，但是我想不至于连我的企业他们也会让它受到影响，那样，就会是非常坏的一个例子。我相信他们会权衡利弊，不会那么作的。“
问：“您作的最坏准备到什么程度？”
答：“最坏的准备就是，我明年回去开董事会的时候，有可能不像以往那样来去自由，我也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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