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何时“放宽”过地主？

对于土改中没收地主的财产，才过了五十多年，主流媒体的报导，怎么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呢？请看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叙述。现引用部分文字如下：

解放战争时期，在炮火中实行土地改革，一些地区还出现（对地主）滥打滥杀、扫地出门等过火行为。直到建国前夕，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政策逐渐改变为：……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富农则允许其继续“发家致富”……

建国前后对地主的政策：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由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如货币、金银手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等，不予没收……

如果真的如此，则所有地主都会高呼“共产党、毛主席是咱地主的大救星！”、都会打心眼里山呼“毛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果真如此，则历史就真变成了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打扮起来，而化妆师正是那些不敢正视历史，反而阉割、歪曲、篡改历史的所谓“历史学家”们。

然而再高明的化妆师也不可能把屁股打拌成脸面。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几篇官样文章来书写历史、认识历史，那么我们怎样解释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保护不了；而宪法赋予公民自由民主的权利，却被毛皇玩弄于股掌之间，变成了他肆意整人的自由和公民随时挨整、检讨、认罪的“民主”呢？。同理，一些关于土改的的讲话、文件、指示之类，又怎能成为地主的保护神，而使他们多少享受一点人的待遇呢？毛泽东对地主“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吗？下面以我亲身经历来回答。

没收地主财产，除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之外，还没收地主的一切浮财。什么叫“浮财”？没人严格界定过，大概除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叫 “浮财”吧。没收浮财在四川大约从50年冬一直持续到52年土改结束。其过程各地做法可能有些差别，但大致可分为交浮财、收浮财和挖浮财几个阶段。没收浮财是从50年冬天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开始的。其实减租在四川并不存在，因为四川是49年冬天“解放”的，那时地主早已收了地租，无法“减”了；他们所收的地租（黄谷）于50年春征粮时已全部被政府收缴；从50年秋收开始，就不准地主收一粒粮食，还“减”什么“租”？所有地主都现口无粮，那里是什么“只没收地主多余的粮食”？50年冬天在农村开展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是退押，叫地主把押金退还给佃户。其实就是叫地主交出金银手饰、玉器珠宝、磁器古董、皮衫呢绒……总之交出一切值钱的东西，因为地主已无现金退给佃户。但是这些东西除了衣物拿给农民以外，其余都交给了政府；也就是说农民当年交给地主的押金，现在换个手交给了政府，佃户得到的实际好处并不多。这个过程就是交浮财。对于交出财物，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生存，大多数地主都很老实听话，都做到了，很少发现隐藏转移财产的现象。但是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他绝不会相信敌人的，也没的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整垮地主的目的。于是就大规模地、挨家挨户地没收地主浮财，包括换洗衣服、铺笼帐被、日常用品、锅盆碗盏、坛坛罐罐、棹椅床柜、乃至书籍笔砚……

记得在父亲把金银手饰等贵重物品全部交出之后，第一次来我家没收浮财，大概是50年11月。村长率领一伙人闯进我家，父亲知道大劫到了，马上把房门、箱子、柜子打开，把全家人叫到一个屋角里，任凭主力军们洗劫。只看见他们翻箱倒柜，唏哩哗啦，一片忙乱，收的收衣服，抱的抱铺盖，下的下蚊帐、搬的搬箱子，抬的抬柜子，扛的扛棹椅，连镜子、梳子、泡酸菜的坛子也被拿走，《红楼梦》、《三国演义》、〈康熙字典〉等书籍也一本不剩地收走——不是有人要读书，而是按命令上交政府……收完东西以后，主力军们用目光依次扫视我们。弟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急忙躲在父母亲身后。原来他们来脱衣服，我的青布大衣，祖母的棉袄和三姑的夹衣，他们认为好一些的，都叫当场脱下拿走。这是有组织的洗劫，以后还有许多个人洗劫，他们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或单个行动，或邀约二三，搜寻农会没有拿走的东西。例如看见我家还有几千匹砖、瓦和二三千斤石灰，就挑的挑，背的背全部抢完了；铁钉、木板之类也被拿走；连仅有的一个泡菜坛里的酸菜，也被闯进来的小孩捞食……总之任何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闯进屋里来，对我们进行“共产”。而最后一次洗劫，是在51年6月，贫协主任任三兴把铺里的破枕头全部抢走，他说：“明天曹区书要来检查工作，看见地主还睡枕头，我们要受批评”。经过无数次的洗劫，我们就家徒四壁，变成赤贫，只剩四张破床、四条破被、两个破柜、一口破锅和每人穿在身上无法换洗，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的一身破衣服，全家14口人的财产总和不值3元钱！其他地主的遭遇也大抵如此，这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不管地主还是农民都可以见证的事实。

经过没收，所有地主也都一贫如洗，但共产党还不放心，认为地主都还藏有金银财宝，于是又开始第三阶段更为暴烈的“挖浮财”运动。那就是运用毛泽东当年在江西时期筹粮筹款的老办法，把地主捉来关押，捆绑吊打，进行勒索；再杀掉几个进行恫吓，逼迫地主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51年春节刚过，就把所有地主轮流斗争后进行罚款。罚款的根据是算“剥削账”，包括逢年过节给地主送礼等在内（不算地主还礼），1年被“剥削”多少，10年是多少，30年、40年又是多少。于是就罚款，从100万元（旧币）到1000万元不等，限期交清；无法交清者，一律捕捉关押。100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100元，但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数目，何况所有地主都一贫如洗，一元钱也交不出来，没有谁能交清罚款，因此所有地主都被关押。一边关押，一边叫各村农民押去斗争，于是捆绑吊打，淋冷水，跪瓦碴，吹土电扇……各种肉刑应运而生。单是我家所处的小小的大鱼乡（属纳溪县），被打、被斗、被逼后，就有女地主石汪氏上吊、沈应伦跳水，曹志廉、曹谋坤、曹光祖父子三人和何良等被枪毙；所有地主都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其中曹氏三父子于枪毙前一天下午，区委书记对他们说：“你们不把金银交出来，就只有今天晚上了。”三父子当即下跪哭求说：“已经到这种时候了，我们还不把金银拿出来买命吗？但是确实没有了。”这是我给被关押的父亲送饭时所亲见。当时 12岁的我还以为是吓唬他们，殊不知第二天就把他们枪毙在乡公所宅边的草地上。这个挖浮财运动一直持续到52年初夏土改结束，把所的地主通通扫地出门为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地主们受尽了各种非人道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受害时间之长久，伤害之惨烈，规模之巨大，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政府，哪个党派能够相与之比；就是张献忠入川、色目人南侵、满鞑子进关那样的大规模劫杀，都不及其背项。这叫“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吗？这叫做“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吗？这叫做“只没收土地、耕畜、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如贺币、和金银手饰等”“不予没收”吗？这和冠冕堂皇革命辞藻，相去何止千万里！

也许中共党内确有过对地主缩小没收范围的指示，刘少奇等人也有把一些财产留给地主的的讲话，叶剑英、方方等人在广东也有把土改搞得缓和一些的行动，但是这些措施一旦到了暴君毛泽东那里，就变成了“右倾保守”、“乌龟”、“和平土改”，就变成了“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毛泽东一贯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魔鬼哲学，正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的手段。土改中用残酷的手段挖浮财，直接受害的是地主，受“教育”——其实是被血腥暴力威胁、恫吓的是全国人民。在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这才是毛泽东反对“和平土改”，使用暴力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