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十七大：什么在左右中共用人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于十七大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人事安排上的原因。但正如何频所言，频传的小道消息，与中共体制不透明造成的神秘有关，也映射出人们强烈的参政欲望。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信息通道，是黑箱体制前所未有的挑战。黑幕掀起之后的真相，与事前的猜测、判断与小道消息一一应验，更说明体制的缝隙正被撕越来越大。民主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中共都必须面对。

十七大新贵层出不穷，年轻的如胡春华、孙政才，被誉为“中共第六代领导人”，就是似乎过了气的孟学农，身上污点尚未洗净，就突然死鲤鱼打挺，看来不仅省长宝座做定，书记之位也遥然相望。接续前段时间“黑窑省长”于幼军出掌文化部，外界多以派系斗争来看待中共用人。就目前而言，一朝君王一朝臣也的确说明了派系在中共用人中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刻意强调自身先进性的政党，在抢滩占位的关键时期，多会以关系、派系而不是能力来划定用人范围？“污点官员”受启用，是否表明团系已面临用人瓶径，库存人才见底？这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十七大可以说是中共用人特征变化最为明显的一朝。

变化之一：老人政治退潮，原有制衡变暗斗，忠诚成第一标准。
无论怎么看，胡温都是过渡的一代。由于江泽民的政治影响明显不如邓小平，一直在中共改革进程中扮演重要影响的老人政治，虽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现实，但影响力显然在十七大期间大幅下降。所有元老列席十七大，是老人政治一方面想努力发挥影响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成为点缀的最好说明。

按说，随着老人政治的衰退，以前用以制衡最高当权者的机制减弱，胡温已经掌握了大局，应当不拘一格启用能官干吏来扩充队伍，稳定执政根基。但功能的减弱不等于没有，胡温仍处于老人政治的边缘阴影之中，这决定了胡温一代的过渡性质。围绕在老人周围的一些人马，还想通过老人对胡温的影响来进一步分得一杯羹，太子党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行列，正是这种“情面”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则通过重新站队和观望、甚至是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互联网上小道消息频传，无论真假，都能看到中共内部有人放风的痕迹，这就令胡温对于团系以外的官员十分警惕。在执政权威萎缩的情况下，忠诚而不是能力就成为胡温选拔人员的第一选项。宁可冒着被人讥笑诟病的风险，都要启用以前被迫拿来祭旗的孟学农，重用“黑窑省长”于幼军，就是此理。

变化之二：利益集团成型，左右中共用人。
胡温用人之难还在于社会的普遍利益集团化。这种“特殊利益团体”不光是社会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政治利益。
显然在政治上团系的既得利益最大，对于急于布局的胡温而言，守住阵地的能力就至关重要，是不是能推行民生倒不是现在考察人才的标准。虽然团派里也有不倾向于民生的，江系里也有关注弱势的。这样第二选取项就是能不能守住现有果实。但现实让胡温或许不能那么轻松。大批起用团派干部，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体认。在省市一级干部任用上，无论良萎，只要是团干部，表面上没犯什么事的，普遍得到晋升机会，令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很不服气。网络上也出现对于团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批评，普遍认为团干部“基层经济严重缺乏”。故且不论这种论断正确与否，但众口一辞、宁信其有的态度，也说明了社会的反感情绪。

变化之三：互相拆台，整体荣誉观极速消失。
过去中共虽然也是人治，但由于党的意识形态还在发挥作用，官员还讲究共荣感，对于党的声誉总体上还是维护的。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空置，官员说一套做一套，出门在外叫同志，吃起饭来呼哥们，跟官员吃饭，他们反而比江湖还江湖。没有谁真正的在维护党的声誉。这也是胡锦涛强调要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就教育和医疗领域，这两个部门仍由江系人马控制。胡温倒不是派不出来人马来掌握，而是此时不是时机，只好隔岸观火。教育和医疗问题的巨大，非一日所积，早已有人放话，这两个部门不烂掉，是没有办法翻盘重整的。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医疗卫生越来越昂贵，社会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积怨，只要时机合适，一旦出事，团系即可让别人去谢罪天下，又可跳出隔岸观火而借机树威邀心。郑筱庾所以因几百万元被判死刑，凭的就是这股不能遏制的民心。

这种内部派系斗争导致的分裂和整体荣誉感的丧失，是不得已的现实。在权利杯葛和集体荣誉发生冲突时，不自信的、谨慎的态度只能是先取前者。所以污点官员重新启用或者政途顺畅，实在不是不要脸面，而是派系要维护实力。

变化之四：抢滩占位，库存不多，胡温近乎无人可用。
没有任何人把孟于这类“污点官员”的重新启用看成是他们自身能力提高的结果，所有的中国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是相同的：即他们是胡温的“嫡系”。这就得出了胡温权力掌控已达顶峰的结论。而实际上，与其说“孟于复活”标志着胡温胡温权力体系已然稳固，毋宁说正好证明胡温权利的不稳固——胡温并非不顾及社会舆论，而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社会舆论可以控制，但疯狂的权利斗争则是你死我活。这种不稳固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就是胡温自身体系内已无人可用。十六大以来，胡温权利范围的扩大当然是明显的，放眼望去，团派没有占据的地方实在曲指可数。就算那些地方，也通过整肃把江派人马弄得敢怒不敢言，陈良宇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些没有占据的地方，没有换成团派人马的原因，不是胡温势力达不到那里，重要原因是团派无人可用。几番抢夺，团派人马能干的已经都占好了，其余的，由于团系人马基层经验缺乏，在关键的政治部位掌控上还不得要领，即无威望也没有能力统领重要门径，比如上海、北京、广东这些地方。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也就不急于争夺，还可用顺水人情，换得地方大员的暂时信任。

第二，能做事的不能用。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仇和等强硬官员再次折戟十七大。李金华64年岁，就算是部级，还可工作一年，但以年龄为由落选中央委员。按理，以他的声望，到中纪委或新成立的预防腐败局再做贡献，民众一定会拥护。负责安全生产的李毅中，没升没降，年龄也快到站，再难有所作为。而潘岳，这位被称作宏观调控“急先锋”的官员，估计十七大一开连他自己都糊涂了，他这阵该是后悔的要死，他不是孙猴子，但专制条件下的官场铁律却是真正的“紧箍咒”。仇和，这位即无派系背景又在地方上大胆改革的官员，因饱受争议，在江苏多达六名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中，也不见踪影。这些官员的“通病”就是眼里不揉沙子，常常拍板而起。但一旦进入权利杯葛期，他们就只能边缘化。他们的作用，对于胡温的宏观调控固然重要，但在权力游戏中，更多的充当了“杀手”角色——他们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打击，恰好是高层整盘地方势力的工具。一味地不分清红皂白地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斗法，难免出现对正在成长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误伤”，这也就造成这些人在体系内部不被待见的局面，赚得表面风光，实际上却政治暗伤累累。就算胡温想启用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地方诸侯和各权势部门的意见。比如李金华，本来让他掌管审计，是要他给上面弄个“百官行受图”来，好让主子掌握在手，伺机而动，听话了没事，不听话了就审计，在人治社会，哪个部门的屁股能干净？结果李金华认了真，审一次公布一次，所有部委全有，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这还了得，你审的可都是中央的部委，是胡温直接掌控的，这是在打谁的脸？丢的是谁的丑？失掉的是谁的民心？皆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官员拥有的民意好感，也招至自上到下的妒恨——只有他们是好人的舆情，打的可不光是同僚的脸面。

变化之五：官员如变色龙，无原则无良知，真假难辨。
官员就像演员，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格型的。一类是演技型的。如果在法治清明的情况下，这两类官员表现都很正常，但在一个越来越虚弱的、越来越靠站队来决定政治前途的暗箱之中，随着权力的紧缩和权斗的加剧，这两类人都会走向极端。

本色型官员凤毛麟角。这类人呢，当家看门也好，出门办事也好，该怎么就怎么，只坚守原则底线。历朝历代都有，就是现在太少。他们遇善扬善，遇恶惩恶，而且不分内外，前述的李金华、潘岳、李毅中这类人就是这样。在一个清朗世界中，这类人多不显山露水，只在混乱中才显出真实面目。所以往往让同类胆寒，令民众畅快。但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总是不那么能领会当局者的难处，该出手时出手，不该出手时也出手。此类人混得好点的，也就半斤八两，在当局者那里功过相抵。最好的是魏征，得以善终；最惨的是袁崇焕，一身忠骨，却被诬为叛国投敌杀害，连身上的肉都被他拼命保护的百姓吃个精光。

而演技派官员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有，指鹿为马就是这类人的拿手好戏。如今这股风气更盛。当然，他们过去是做给江泽民看，现在主要是演给胡温看，而不是演给百姓看的。上面喜好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提供什么，比着法媚上，连他们的亲民都是因为媚上。但历史往往说明，正是这类人最会见风使舵，当面表忠心，背过身就可能会背主求荣。过去他们姓江，今天就姓胡。

前一类既能为主人看门，或者为主人拼天下，但也可能六亲不认，连皇亲国戚都不认，有时就很坏事。而后一类，明知不可信，但偏偏被人家拍着那些舒坦，就那么可人样的，极懂得主人心思，那份媚到骨头里的劲儿让主人也无法拒绝。当这两类都走向极端时，用人就难免看不准。为了避免看不准，就拒绝在派系之外选。但问题是，派系内的就那么忠心不二吗？

由此看未来，大家再看到用了什么奇怪的人，也不要奇怪，这是专制体制内标准与判断力加速衰落的典型症侯。等到暗箱里失去判断力和标准时，民主也就有了出头之日了。问题是，民众有这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