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香港知名导演，如今却隐居北碚一偏远小镇卖小面。余积廉的转型，就像他电影里的人物一样传奇。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三十多年后，他只有一个感觉——累。累过之后，他开始思考什么是幸福，开始懵懵懂懂地寻找幸福。最后发现，幸福，其实就是平凡、简单和自然。
虽然已是老人，但在这个偏远山区小镇上，他的衣着绝对前卫——一件白衬衣外罩一件摄影背心，还打着领带，显得精神矍铄。碰见熟人，就像江湖中人般双手抱拳打招呼。
他看上去不像卖小面的，但12日下午，记者的确看到他将桌上客人吃罢的碗筷收拢洗净，之后拿起电话，用带着明显粤语腔的普通话说：“喂，明天请送凉面 20斤，热面5斤。OK！”。稍稍闲了，他从柜台里拿出一杯咖啡，喝了两口，又拿出一天的营业款，小声数起来：“One(一)、two(二)、there (三)……老婆，今天卖了83元呢！”卖小面的会一口英语？
简单就是幸福。每天，余积廉都要和妻子上山挑泉水。
香港动作片导演隐居重庆小镇9年卖面条
展示自己当年的影片海报
不管天晴下雨余积廉都会坚持练功
他叫余积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身份是香港唯益电影公司总经理、独立制片人、知名动作片导演。其代表作有：由胡慧中主演的《决战天门》、《少林达摩》等。轰动一时的台湾影片《欢颜》，也是由他担任的总摄影师。
他的身份证归属香港，上面写着：余积廉，生于1940年；他的港澳同胞回乡证上写着：职业——导演。
1998年起，余积廉这个名字突然在香港演艺圈销声匿迹。“躲到这里卖小面来了。在复杂的演艺圈呆久了，累！平凡才是幸福。”他说。
小镇上的神秘老人
这里是北碚区天府镇五井村5组，场镇距北碚城约10公里，四周是山，也是北碚重要的产煤地。放眼望去，到处黑黑的。不断有煤车经过，尘埃将街道弄得失去了本色，房屋因此蒙上一层黑灰。
与余积廉一起经营面馆的妻子蒋雪梅，就是地道的天府镇人。
这家没店名的小面馆在天府中学校门前，顾客主要是学生。面不贵，二两小面2元，分量足。如不够，可以添加，不再收钱。
余家就安在面馆旁一幢破旧楼房里，一室一厅，很简陋。厨房堆满雀巢咖啡的玻璃瓶。小小的客厅，挤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一架木沙发。另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摆着剧本书稿和一本《于丹庄子心得》。夹着书签的那页，用铅笔勾出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生命的个体虽然表面各异，但本质却是相同的……无论是荣誉还是困苦，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墙上挂满画，有的装裱精美，上面盖着“我是山人”的印章。“我是山人”是余积廉的别名。到天府镇后，他就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我喜欢这里的山，雄壮中不乏秀丽，再浮躁的人到了这里，也会心如止水。在灯红酒绿、充斥着权利与金钱的大城市，永远无法找到这种宁静。”
在余积廉心中，这座嘉陵江边的小镇，仿佛与急速进步的时代隔绝了，他好像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也许，这便是武侠小说中高人隐修的地方吧。”
天府镇街上，没人知道这个老人的过去。“他是香港人，退休了，好像姓余，挺神秘的！”这是街上的人对余积廉最透彻的认识。
小镇人对余积廉还有一个认识——“武林高手”。一次，两只发狂的狼狗在街边向他发起攻击，余积廉扎好马步，一掌劈去，一只狗应声倒地。另一只冲上来，一人一狗对决后，两只狗不敢再上前。余积廉不顾观者诧异的眼神，扬长而去。从此，这个老人身上的神秘色彩更浓了，再加之他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独行侠！
“我一般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但会热情地打招呼，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那所谓璀璨的过去。有时有人问及，我就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余积廉的确听不太懂当地话，别人更听不懂他那些脱口而出的英语。
唯有家里书架上那些影像资料和剧本，方能见到这个老人当年的影子。那里存有两张《决战天门》和《少林达摩》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导演：余积廉”；还有一些老照片，其中有拍片花絮，也有他和香港一些知名演员的合影。
电影生涯大起大落
“刚来时，我一看到街上的人，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分成两类——正派和反派。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余积廉以前的作品以动作片为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特别是动作片红极一时的时候，余积廉就是此时在香港演艺圈日渐成名的。
余积廉1940年出生于广东，15岁到香港，17岁开始接触电影。从练习生到摄影机机工，到第二摄助，到第一摄助，再到摄影师，最后到导演，他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于1987年成立唯益影业公司，担任独立制片人。他曾在电影《欢颜》、电视连续剧《天蚕变》等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中担任摄影师，并导演了《决战天门》、《云雨生死恋》、《少林达摩》、《摩登大食懒》等电影，常和胡慧中、任达华、古天乐等知名艺人合作。
余积廉坐在办公桌前，边品咖啡边平静地回忆往事：“那时，我总以为我很成功，一顿饭可以吃掉几万港币，可以在明星面前指手画脚。1990年后，我对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有了改变。”
那年，余积廉到嵩山拍《少林达摩》。那些独特的山、那种雄壮的美立刻将他吸引：“我当时闪过一个想法，要能一辈子住在这里该多好！”
回港后，余积廉突然开始厌恶灯红酒绿的都市：“压力很大，交片时间延误，会付出巨额赔偿。更严重的是，会有信誉破产的可能，再融资就难了。有时，为了生意，一晚上要辗转四五家夜总会，生意就是在觥筹交错中谈成的，累！身体上的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心累。后来，累演变成厌恶，只想逃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业遭到重创。因盗版猖獗，数百家电影公司因此倒闭。1995年，一部《盲侠之再踏江湖》让余积廉亏损近100万港币，他自此元气大伤。1997年，在《省港双雄》上映后不久，余积廉突然从香港电影圈消失了。
“踏雪寻梅”隐居北碚
余积廉“逃”到了北碚天府。1998年，当他第一次踏进这座他从未听说过的小镇，他就知道，这就是他寻找了许久的天堂。
余积廉是随妻子蒋雪梅到北碚天府的。
1992年，余积廉在深圳街头漫步，前面一个女子引起他的注意。“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当导演这么多年，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你好，我叫余积廉，很高兴认识你。”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留下联系方式。这时，他知道，这个女子姓蒋。
第二次见面，对方告诉他：“我叫蒋雪梅！”余积廉呆住了。港人信风水，几月前，他曾在香港一个寺庙抽签。“黄大仙”告诉他，他的姻缘要“踏雪寻梅”。
“我一直不明白该怎样去踏雪寻梅，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踏雪寻梅’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此坚定了要和蒋雪梅在一起的决心。”余积廉没告诉对方自己是导演，只说自己在电影公司打工。
当时，从天府中学毕业的蒋雪梅正在深圳某酒店当放碟员。她向记者坦言：“虽然他大我28岁，但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可靠，值得托付终身。如果当时知道他是导演，我不会和他在一起。导演见到的美女还少么，怎么会看上我？况且，我并不喜欢演艺圈的人。”
一年后，余积廉才告诉蒋雪梅他的真实身份。蒋雪梅原谅了他善意的欺骗，也目睹了他的痛苦：“一方面，他很想挣更多的钱，拼命和各色各样的人周旋；另一方面，他很厌恶这样的生活。在愿望和现实的冲突下，他过得很累。”
当香港电影业越来越低迷时，余积廉决定歇影。
1998年，余积廉随蒋雪梅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当看到被群山环抱的天府小镇，看到秀美的缙云山和滚滚的嘉陵江，他醉了。年底，二人领取了结婚证，从此隐居。
挑泉水卖面平凡度日
刚来时，余积廉有很多不习惯。最麻烦的是语言障碍和饮食习惯。
“直到现在我也听不太懂重庆话，还得靠老婆翻译。这也好，免得别人打听我的过去。”也有人向蒋雪梅打听这个神秘老人的过去，蒋雪梅总是说：“普通职员，退休了。”
辣椒，是余积廉又爱又怕的东西：“记得第一次吃火锅，我见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尝了点，结果，眼泪全下来了，连忙喝3杯啤酒，还到卫生间漱口10分钟，这才重新坐下。不过，我现在吃辣椒的本事，和老婆不相上下！”
第一次走进田间地头，余积廉觉得到处都稀奇：“老婆，茄子居然不是长在土里的；米原来是长在水里的……”三年前，一只流浪小狗跑到面馆前，余积廉收留了它，取名“Lucky(幸运的)”——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只用英文命名的小狗。每天，余积廉走到哪，Lucky就跟到哪。
早上，余积廉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的黄葛树下打拳：“每次我都感觉周围的树和空气在跟着我动。”当导演时，为拍好动作片，他专程到北京找了一位形意拳大师，学了些真功夫。现在，这点皮毛功夫竟让他成为这个小镇的“武林高手”。
绘画、写作和下象棋，是他闲时最大的爱好：“我作画，老婆一旁看，幸福其实很简单。”
窗户对面有座小山，当地人称凤凰湾。每天，夫妻俩都要提着几个塑料桶，爬上山顶，那里有一股泉眼。“她挑，我背，一路幸福……”小镇有自来水，但他们不喝。用山泉泡普洱茶，是余积廉的最爱。“我以前有胃病，现在基本好了。”他将功劳全归于凤凰湾的泉水。“安逸惨了！”不自觉地，他冒出一句地道的重庆话。
这样悠闲地过了一段时间，蒋雪梅提出开家面馆。“我们不缺钱，但得有事做，这样充实些。”后来，他们买下一个门面，开始卖小面，每月可挣1000多元。
每天早上3点过，蒋雪梅就得起床，到店里忙碌，夫妻俩一日三餐都在店里。“先生上了年纪，有晚睡习惯，我不会让他这么早起床。”蒋雪梅笑了，说以前从未想过会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
早上打完拳，余积廉到面馆和老婆一起张罗生意：“我其他做不来，只能打下手，洗碗、送外卖、收钱、端面……”
“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从没红过脸。有时，我发点小脾气，先生也能包容。”蒋雪梅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蒋雪梅体态有些胖，她围着围裙站在柜台旁，就像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妇女。“我的老婆是最美的，她善良、勤劳、实在。”余积廉边说边将老婆紧紧揽在怀里。二人的眼神里，尽是甜蜜与幸福。
“别人都说香港是天堂，在我看来，这里才是修身养性的天堂。虽然物质条件差些，但有爱情，有咖啡，这就够了。这里的人纯朴，洗涤了我过去的圆滑与势利。这里的山、树、水，还有山边的小屋，让我懂得什么叫生活，也给了我绘画的灵感。”余积廉说，他有一种脱胎换骨重生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准备一辈子过下去。
欲拍渝版《码头风云》
从纷繁浮躁的演艺圈，到目前的心如止水，余积廉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
一开始，余积廉准备拿出一大笔钱装修新房。蒋雪梅制止了，告诉他要“入乡随俗”，凡事不能太张扬。所以，他们有了眼下这套简陋的住房。“当初，回想起香港装修豪华的住所，回想起那些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以及那些价格昂贵的珍馐美食，再看看眼前的处境，我心里还是有些失落。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喜欢这里，失落感才渐渐消失。”
记得第一次到解放碑买书，看到解放碑不逊于香港的繁华，余积廉连头都不敢抬：“我不敢看，怕触动自己，又想起香港。”现在，他已能坦然地行走在解放碑了。
蒋雪梅说：“刚来时，他管开电视为Camera(开机)，这本是拍电影的术语，他过了好久才改过来。”
余积廉说，他从香港消失时，没对圈内任何人说自己的去向：“就是不想他们来打扰。”但隐居9年来，他会每天雷打不动地买《重庆晚报》。“主要看娱乐新闻。看并不表示放不下，这毕竟是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看到有关以前那帮朋友的新闻，我会很平静。”
隐居天府镇9年，重庆的本土文化冲击着余积廉的心灵。“那些关于码头的故事，还有源于水码头的火锅，以及重庆人纯朴、耿直、向上的人文精神，让我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三年前，余积廉开始重操旧业，写剧本，题目就叫《码头风云》。“以前有位美国导演拍了一部《码头风云》，获得了8项奥斯卡奖。我要拍一部重庆版的《码头风云》，讲述一群乱世英雄的故事。以前拍电影纯粹是为了挣钱，现在是因为爱这座城市。”
目前，剧本已脱稿，讲述重庆民国初年，几个水码头的大哥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几番争斗中，表现了重庆人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精神。剧本里的人物，有些就是以天府小镇上的平凡百姓为原型。
“序场我都想好了，山道、峡谷、孤帆、朝阳……一片寂静，江雾缭绕的江面上，由远而近传来一声声川江号子。然后，只见一个黑点冲开薄雾，越来越近，原来是一艘运货的船。川江号子越来越激越……”
奋斗、成功、思考什么是幸福、懵懵懂懂寻找幸福、醒悟、隐居，到真正懂得什么叫幸福——余积廉说，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我觉得自己人生的转型就像一部电影。当你什么也不是时，就想要出人头地。真到了那一天，才会发现，幸福原来就在起点。”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三十多年后，他只有一个感觉——累。累过之后，他开始思考什么是幸福，开始懵懵懂懂地寻找幸福。最后发现，幸福，其实就是平凡、简单和自然。
虽然已是老人，但在这个偏远山区小镇上，他的衣着绝对前卫——一件白衬衣外罩一件摄影背心，还打着领带，显得精神矍铄。碰见熟人，就像江湖中人般双手抱拳打招呼。
他看上去不像卖小面的，但12日下午，记者的确看到他将桌上客人吃罢的碗筷收拢洗净，之后拿起电话，用带着明显粤语腔的普通话说：“喂，明天请送凉面 20斤，热面5斤。OK！”。稍稍闲了，他从柜台里拿出一杯咖啡，喝了两口，又拿出一天的营业款，小声数起来：“One(一)、two(二)、there (三)……老婆，今天卖了83元呢！”卖小面的会一口英语？
简单就是幸福。每天，余积廉都要和妻子上山挑泉水。
香港动作片导演隐居重庆小镇9年卖面条
展示自己当年的影片海报
不管天晴下雨余积廉都会坚持练功
他叫余积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身份是香港唯益电影公司总经理、独立制片人、知名动作片导演。其代表作有：由胡慧中主演的《决战天门》、《少林达摩》等。轰动一时的台湾影片《欢颜》，也是由他担任的总摄影师。
他的身份证归属香港，上面写着：余积廉，生于1940年；他的港澳同胞回乡证上写着：职业——导演。
1998年起，余积廉这个名字突然在香港演艺圈销声匿迹。“躲到这里卖小面来了。在复杂的演艺圈呆久了，累！平凡才是幸福。”他说。
小镇上的神秘老人
这里是北碚区天府镇五井村5组，场镇距北碚城约10公里，四周是山，也是北碚重要的产煤地。放眼望去，到处黑黑的。不断有煤车经过，尘埃将街道弄得失去了本色，房屋因此蒙上一层黑灰。
与余积廉一起经营面馆的妻子蒋雪梅，就是地道的天府镇人。
这家没店名的小面馆在天府中学校门前，顾客主要是学生。面不贵，二两小面2元，分量足。如不够，可以添加，不再收钱。
余家就安在面馆旁一幢破旧楼房里，一室一厅，很简陋。厨房堆满雀巢咖啡的玻璃瓶。小小的客厅，挤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一架木沙发。另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摆着剧本书稿和一本《于丹庄子心得》。夹着书签的那页，用铅笔勾出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生命的个体虽然表面各异，但本质却是相同的……无论是荣誉还是困苦，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墙上挂满画，有的装裱精美，上面盖着“我是山人”的印章。“我是山人”是余积廉的别名。到天府镇后，他就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我喜欢这里的山，雄壮中不乏秀丽，再浮躁的人到了这里，也会心如止水。在灯红酒绿、充斥着权利与金钱的大城市，永远无法找到这种宁静。”
在余积廉心中，这座嘉陵江边的小镇，仿佛与急速进步的时代隔绝了，他好像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也许，这便是武侠小说中高人隐修的地方吧。”
天府镇街上，没人知道这个老人的过去。“他是香港人，退休了，好像姓余，挺神秘的！”这是街上的人对余积廉最透彻的认识。
小镇人对余积廉还有一个认识——“武林高手”。一次，两只发狂的狼狗在街边向他发起攻击，余积廉扎好马步，一掌劈去，一只狗应声倒地。另一只冲上来，一人一狗对决后，两只狗不敢再上前。余积廉不顾观者诧异的眼神，扬长而去。从此，这个老人身上的神秘色彩更浓了，再加之他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独行侠！
“我一般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但会热情地打招呼，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那所谓璀璨的过去。有时有人问及，我就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余积廉的确听不太懂当地话，别人更听不懂他那些脱口而出的英语。
唯有家里书架上那些影像资料和剧本，方能见到这个老人当年的影子。那里存有两张《决战天门》和《少林达摩》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导演：余积廉”；还有一些老照片，其中有拍片花絮，也有他和香港一些知名演员的合影。
电影生涯大起大落
“刚来时，我一看到街上的人，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分成两类——正派和反派。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余积廉以前的作品以动作片为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特别是动作片红极一时的时候，余积廉就是此时在香港演艺圈日渐成名的。
余积廉1940年出生于广东，15岁到香港，17岁开始接触电影。从练习生到摄影机机工，到第二摄助，到第一摄助，再到摄影师，最后到导演，他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于1987年成立唯益影业公司，担任独立制片人。他曾在电影《欢颜》、电视连续剧《天蚕变》等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中担任摄影师，并导演了《决战天门》、《云雨生死恋》、《少林达摩》、《摩登大食懒》等电影，常和胡慧中、任达华、古天乐等知名艺人合作。
余积廉坐在办公桌前，边品咖啡边平静地回忆往事：“那时，我总以为我很成功，一顿饭可以吃掉几万港币，可以在明星面前指手画脚。1990年后，我对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有了改变。”
那年，余积廉到嵩山拍《少林达摩》。那些独特的山、那种雄壮的美立刻将他吸引：“我当时闪过一个想法，要能一辈子住在这里该多好！”
回港后，余积廉突然开始厌恶灯红酒绿的都市：“压力很大，交片时间延误，会付出巨额赔偿。更严重的是，会有信誉破产的可能，再融资就难了。有时，为了生意，一晚上要辗转四五家夜总会，生意就是在觥筹交错中谈成的，累！身体上的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心累。后来，累演变成厌恶，只想逃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业遭到重创。因盗版猖獗，数百家电影公司因此倒闭。1995年，一部《盲侠之再踏江湖》让余积廉亏损近100万港币，他自此元气大伤。1997年，在《省港双雄》上映后不久，余积廉突然从香港电影圈消失了。
“踏雪寻梅”隐居北碚
余积廉“逃”到了北碚天府。1998年，当他第一次踏进这座他从未听说过的小镇，他就知道，这就是他寻找了许久的天堂。
余积廉是随妻子蒋雪梅到北碚天府的。
1992年，余积廉在深圳街头漫步，前面一个女子引起他的注意。“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当导演这么多年，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你好，我叫余积廉，很高兴认识你。”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留下联系方式。这时，他知道，这个女子姓蒋。
第二次见面，对方告诉他：“我叫蒋雪梅！”余积廉呆住了。港人信风水，几月前，他曾在香港一个寺庙抽签。“黄大仙”告诉他，他的姻缘要“踏雪寻梅”。
“我一直不明白该怎样去踏雪寻梅，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踏雪寻梅’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此坚定了要和蒋雪梅在一起的决心。”余积廉没告诉对方自己是导演，只说自己在电影公司打工。
当时，从天府中学毕业的蒋雪梅正在深圳某酒店当放碟员。她向记者坦言：“虽然他大我28岁，但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可靠，值得托付终身。如果当时知道他是导演，我不会和他在一起。导演见到的美女还少么，怎么会看上我？况且，我并不喜欢演艺圈的人。”
一年后，余积廉才告诉蒋雪梅他的真实身份。蒋雪梅原谅了他善意的欺骗，也目睹了他的痛苦：“一方面，他很想挣更多的钱，拼命和各色各样的人周旋；另一方面，他很厌恶这样的生活。在愿望和现实的冲突下，他过得很累。”
当香港电影业越来越低迷时，余积廉决定歇影。
1998年，余积廉随蒋雪梅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当看到被群山环抱的天府小镇，看到秀美的缙云山和滚滚的嘉陵江，他醉了。年底，二人领取了结婚证，从此隐居。
挑泉水卖面平凡度日
刚来时，余积廉有很多不习惯。最麻烦的是语言障碍和饮食习惯。
“直到现在我也听不太懂重庆话，还得靠老婆翻译。这也好，免得别人打听我的过去。”也有人向蒋雪梅打听这个神秘老人的过去，蒋雪梅总是说：“普通职员，退休了。”
辣椒，是余积廉又爱又怕的东西：“记得第一次吃火锅，我见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尝了点，结果，眼泪全下来了，连忙喝3杯啤酒，还到卫生间漱口10分钟，这才重新坐下。不过，我现在吃辣椒的本事，和老婆不相上下！”
第一次走进田间地头，余积廉觉得到处都稀奇：“老婆，茄子居然不是长在土里的；米原来是长在水里的……”三年前，一只流浪小狗跑到面馆前，余积廉收留了它，取名“Lucky(幸运的)”——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只用英文命名的小狗。每天，余积廉走到哪，Lucky就跟到哪。
早上，余积廉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的黄葛树下打拳：“每次我都感觉周围的树和空气在跟着我动。”当导演时，为拍好动作片，他专程到北京找了一位形意拳大师，学了些真功夫。现在，这点皮毛功夫竟让他成为这个小镇的“武林高手”。
绘画、写作和下象棋，是他闲时最大的爱好：“我作画，老婆一旁看，幸福其实很简单。”
窗户对面有座小山，当地人称凤凰湾。每天，夫妻俩都要提着几个塑料桶，爬上山顶，那里有一股泉眼。“她挑，我背，一路幸福……”小镇有自来水，但他们不喝。用山泉泡普洱茶，是余积廉的最爱。“我以前有胃病，现在基本好了。”他将功劳全归于凤凰湾的泉水。“安逸惨了！”不自觉地，他冒出一句地道的重庆话。
这样悠闲地过了一段时间，蒋雪梅提出开家面馆。“我们不缺钱，但得有事做，这样充实些。”后来，他们买下一个门面，开始卖小面，每月可挣1000多元。
每天早上3点过，蒋雪梅就得起床，到店里忙碌，夫妻俩一日三餐都在店里。“先生上了年纪，有晚睡习惯，我不会让他这么早起床。”蒋雪梅笑了，说以前从未想过会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
早上打完拳，余积廉到面馆和老婆一起张罗生意：“我其他做不来，只能打下手，洗碗、送外卖、收钱、端面……”
“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从没红过脸。有时，我发点小脾气，先生也能包容。”蒋雪梅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蒋雪梅体态有些胖，她围着围裙站在柜台旁，就像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妇女。“我的老婆是最美的，她善良、勤劳、实在。”余积廉边说边将老婆紧紧揽在怀里。二人的眼神里，尽是甜蜜与幸福。
“别人都说香港是天堂，在我看来，这里才是修身养性的天堂。虽然物质条件差些，但有爱情，有咖啡，这就够了。这里的人纯朴，洗涤了我过去的圆滑与势利。这里的山、树、水，还有山边的小屋，让我懂得什么叫生活，也给了我绘画的灵感。”余积廉说，他有一种脱胎换骨重生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准备一辈子过下去。
欲拍渝版《码头风云》
从纷繁浮躁的演艺圈，到目前的心如止水，余积廉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
一开始，余积廉准备拿出一大笔钱装修新房。蒋雪梅制止了，告诉他要“入乡随俗”，凡事不能太张扬。所以，他们有了眼下这套简陋的住房。“当初，回想起香港装修豪华的住所，回想起那些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以及那些价格昂贵的珍馐美食，再看看眼前的处境，我心里还是有些失落。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喜欢这里，失落感才渐渐消失。”
记得第一次到解放碑买书，看到解放碑不逊于香港的繁华，余积廉连头都不敢抬：“我不敢看，怕触动自己，又想起香港。”现在，他已能坦然地行走在解放碑了。
蒋雪梅说：“刚来时，他管开电视为Camera(开机)，这本是拍电影的术语，他过了好久才改过来。”
余积廉说，他从香港消失时，没对圈内任何人说自己的去向：“就是不想他们来打扰。”但隐居9年来，他会每天雷打不动地买《重庆晚报》。“主要看娱乐新闻。看并不表示放不下，这毕竟是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看到有关以前那帮朋友的新闻，我会很平静。”
隐居天府镇9年，重庆的本土文化冲击着余积廉的心灵。“那些关于码头的故事，还有源于水码头的火锅，以及重庆人纯朴、耿直、向上的人文精神，让我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三年前，余积廉开始重操旧业，写剧本，题目就叫《码头风云》。“以前有位美国导演拍了一部《码头风云》，获得了8项奥斯卡奖。我要拍一部重庆版的《码头风云》，讲述一群乱世英雄的故事。以前拍电影纯粹是为了挣钱，现在是因为爱这座城市。”
目前，剧本已脱稿，讲述重庆民国初年，几个水码头的大哥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几番争斗中，表现了重庆人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精神。剧本里的人物，有些就是以天府小镇上的平凡百姓为原型。
“序场我都想好了，山道、峡谷、孤帆、朝阳……一片寂静，江雾缭绕的江面上，由远而近传来一声声川江号子。然后，只见一个黑点冲开薄雾，越来越近，原来是一艘运货的船。川江号子越来越激越……”
奋斗、成功、思考什么是幸福、懵懵懂懂寻找幸福、醒悟、隐居，到真正懂得什么叫幸福——余积廉说，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我觉得自己人生的转型就像一部电影。当你什么也不是时，就想要出人头地。真到了那一天，才会发现，幸福原来就在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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