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跟十年前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比较,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把“增长”两个字彻底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发展”。这种变化,不仅显示中国的经济已经毋须独沽一味的追求高速增长,而且可能是胡锦涛强迫地方干部接受新的“科学发展观”、加快“去江泽民化”的手段。
胡锦涛在二万九千字的十七大报告中,竟然有三百三十九个“发展”,刚好是十五大报告的一倍;相反,在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中出现近二十次的“增长”,却在十七大报告只出现过一次。纵观整篇十七大报告,以前经常用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等名词,一律以“发展”代替。
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说是在任领导层的思想、视野,又或某位领导个人意志的反映。一九九七年前后,中国一味强调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贫穷、失业等一切社会问题,甚至可以暂时摆脱政府合法性不足的困境,这是江泽民等领导人的价值。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挤身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同时出现也众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社会制度变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而环境的承受能力更早已超出负荷。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之余,也要考虑社会公平,特别是贫富悬殊、老百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等民生议题,环境保护更是重中之重。但胡锦涛要改变增长方式,就意味着要修改江泽民时代的“唯高速增长论”,这可是非常敏感的事,弄不好会影响他和江泽民的关系,甚至被误以为要清算江泽民(或许胡真有这个打算也说不定)!
因此,平衡各方因素之后,胡锦涛提出有别于唯高速增长论的政治口号“科学发展观”。问题是,这个新口号,不仅意味着他要加速“去江泽民化”,还要面对地方干部的反弹。
对地方干部来说,“科学发展观”不仅颠覆了中共官场的传统价值,也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以前,他们以政绩工程等手段去追求经济增长,既为他们带来名誉和快速升官的政治本钱,也可以得到回扣等实际好处。但在“科学发展观”之下,检视政绩的标准改变了,他们藉着牺牲社会利益和环境达到名利双收的老路不通了,自然作出抵制。这就是过去四年,全国各地对“科学发展观”阳奉阴违的底因。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藉着全党的意志向干部施压,胡锦涛除了在党章加入科学发展观,并在十七大报告刻意突出“发展”,藉此警告各级干部:时代已经不同,发展已取代增长,大家必须合作,否则就是违反党纪!无论是要摆脱江泽民的影响,还是现实所需,胡锦涛都必须不断强调“发展”。在此情况下,十七大报告出现三百三十九次“发展”,就一点也不叫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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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二万九千字的十七大报告中,竟然有三百三十九个“发展”,刚好是十五大报告的一倍;相反,在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中出现近二十次的“增长”,却在十七大报告只出现过一次。纵观整篇十七大报告,以前经常用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等名词,一律以“发展”代替。
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说是在任领导层的思想、视野,又或某位领导个人意志的反映。一九九七年前后,中国一味强调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贫穷、失业等一切社会问题,甚至可以暂时摆脱政府合法性不足的困境,这是江泽民等领导人的价值。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挤身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同时出现也众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社会制度变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而环境的承受能力更早已超出负荷。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之余,也要考虑社会公平,特别是贫富悬殊、老百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等民生议题,环境保护更是重中之重。但胡锦涛要改变增长方式,就意味着要修改江泽民时代的“唯高速增长论”,这可是非常敏感的事,弄不好会影响他和江泽民的关系,甚至被误以为要清算江泽民(或许胡真有这个打算也说不定)!
因此,平衡各方因素之后,胡锦涛提出有别于唯高速增长论的政治口号“科学发展观”。问题是,这个新口号,不仅意味着他要加速“去江泽民化”,还要面对地方干部的反弹。
对地方干部来说,“科学发展观”不仅颠覆了中共官场的传统价值,也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以前,他们以政绩工程等手段去追求经济增长,既为他们带来名誉和快速升官的政治本钱,也可以得到回扣等实际好处。但在“科学发展观”之下,检视政绩的标准改变了,他们藉着牺牲社会利益和环境达到名利双收的老路不通了,自然作出抵制。这就是过去四年,全国各地对“科学发展观”阳奉阴违的底因。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藉着全党的意志向干部施压,胡锦涛除了在党章加入科学发展观,并在十七大报告刻意突出“发展”,藉此警告各级干部:时代已经不同,发展已取代增长,大家必须合作,否则就是违反党纪!无论是要摆脱江泽民的影响,还是现实所需,胡锦涛都必须不断强调“发展”。在此情况下,十七大报告出现三百三十九次“发展”,就一点也不叫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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