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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之子王世杰二三事

 2007-09-19 05:4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王世杰(1891—1981)一度也曾是风云人物,但现在知道他的人却已寥寥。他于1927年开始弃文从政,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武大校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职。1976年辞职引退。1981年逝世。

王世杰,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父王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王世杰五岁入私塾,生赋异禀,敏而好学,深得业师周子熙(西)赞许。清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他刚十岁出头,由家里佣人带着步行到省城武汉考学。途经咸宁一商号,于门前休息,老板见他小小年纪就去应考,出于好奇出对子考他。老板出上联:“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随口对答:“老大人四季发财”。众人见之,交口称赞。之后,王世杰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学堂。由于在校成绩出类拔萃,得到两广学政梁鼎芬的激赏。当时两湖制台张之洞闻他才华横溢,召见了他,并问他的志向是什么。王世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穷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张之洞十分欣赏,赐他为举人。王家老屋上有块横匾“五经魁”,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来。小学毕业后,王世杰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冶金系。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拥护革命,辍学返武昌投身起义,任都督府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受命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省支部。因见鄂省政要与袁世凯勾结,他脱离政府,出版《经济杂志》,以策划二次革命。次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留学,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19年参与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应蔡元培之邀执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陈源等创办《现代评论》。

王世杰长期在外求学、工作,一生只回过故乡两次,但不忘桑梓,眷眷为怀。特别是在他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凡见到家乡有什么困难,只要在不违反原则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会想方设法予以帮助。

1925年,崇阳县自立夏后大旱无雨,持续三个月,大河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焦,颗粒无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一时饿死了不少人,惨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杰闻讯后,找拜把兄弟、时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李介如借了一笔巨款,寄回家中,让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计有三万斤之数,在县里赈灾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贫民得以缓生。这笔钱直到抗战开始前王世杰才还清。1934年,家乡又遇大旱,王世杰东借西挪,买了一批大米,让其父在花凉亭和白霓桥两处开设施粥点,凭票供应。据当时设计、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忆,票上盖着“王寿春”字号的图章,由村人孙香谷发放。此义举深得故乡人民好评。

  1937年抗战爆发,崇阳面临战祸,又逢疟疾横行,天灾人祸夺去不少人命。王世杰将平时所得的版税和积蓄,在南京通过私人关系购了一大箱奎宁丸,派人送回崇阳,请他堂弟王怀谨发给乡邻患者。并嘱托: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药费,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费,作为王怀谨的报酬。并再三叮嘱,“万万不能多收一分钱,藉以牟取暴利”。崇阳沦陷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老百姓买不到盐。家境好一点的熬硝盐吃,从粪池周围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陈砖土中提炼。此盐有毒,明知吃了会得病人们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盐,患病的人越来越多。王世杰于1940年通过各种渠道在重庆弄到20万斤盐,运回崇阳,交由当时崇阳县政府盐务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价发售。崇阳沦陷后,农民有家不得归,颠沛流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驻扎在湘鄂赣边区的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阳县额外缴纳20万斤军粮。族人王镜远给王世杰写信求援。王世杰将此情况向九战区总司令、湖北省主席陈诚(王陵基的顶头上司)反映,最后由陈诚出面,免除了这20万斤额外军粮。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杰回到久违的家乡,见到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后为民请愿,有关方面把崇阳1945年的公粮任务免了。

书生本色

王世杰身材矮胖,圆圆的面孔,戴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度。夫人萧德华(音乐家萧友梅之妹)比他要高过一个头。有次王世杰访美归来,夫人去机场接他。王世杰正要从飞机扶梯走下,中央社记者大叫:“‘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他做人向来严肃。据说在外交部长任上时,部里的下属都很畏惧他。他一进外交部大楼,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他前脚刚走,大家便开始谈笑风生。初识者以为他“道貌岸然”、“摆架子”、“官僚气”,相处久了,便发现他的“一本正经”是内外一致的表现。

作为书生从政的王世杰,一直未改书生的本色。“严谨、清廉、谦逊,并主张自由主义思想”。那时的学者一般喜欢“问政”而不“参政”。王世杰却“参”了,而且参得深。有人认为:“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热衷于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法令,以及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义色彩。”他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也反感国民党压制舆论、禁锢思想。他曾说:“(自己)将写一书,表彰黄梨初反对君主制主张法治之法。”耐人寻味。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杰的见解有时会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蒋介石提出征收人头税,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把此提案批转到参议室。由于王世杰极力反对,这一提案最后被撤销。在用人问题上,他也能打破门户之见。他是留欧的,而杨振声、钱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荐他们做教育部次长候选人。他还主张“不能专取材于中央委员或本党党员,而须向党外破格用人”,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王世杰在武汉大学时,选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滥用私人关系,连行政人员也搞公开招聘。到教育部长任上,重用与其无私人关系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孙辈有二三十人,他只荐用两人,也未重用,以致招来族人的一些非议。

王世杰是国民党大员中公认的比较廉洁的一位。他不烟不酒,也很少看戏或出入娱乐场所。他生活崇尚俭朴,反对铺张。抗战期间,有次夫人萧德华娘家来客,夫人本以为王世杰中午不回来吃饭,便办了较丰盛的一桌酒菜,没想到偏偏被王世杰撞上。送走客人后,他狠狠数落了太太一番:“我们应该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庆时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说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人们都能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在单位,王世杰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专车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书派轿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给他配一厨师,他谢绝:“萧夫人完全可以顶替,我们应该为国家节省一份开支。”王世杰对子女要求也严格,对他们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学要勤奋,恶习要戒除,交友要谨慎,生活要艰苦。”他不以权谋私。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按成绩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北大时的学生,有人提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但王世杰坚决不允。

  重庆岁月,公教人员生活困难。王世杰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庆夫子池国民参政会旁边开一熟食店。王世杰知道后立即警告:“公务人员不得经商,这是一条法规,你要做生意,就得辞职。”王德晃迫于生计,为做生意真的辞职了。王世杰嫉恶如仇。他有个堂哥王世英,爱好吸鸦片,在湖北潜江工作,因贪污被革职。王世英三番五次哭着要求给他找一份工作,王世杰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杰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却很传统。次女王秋华在美国留学时与一美国青年恋爱,都已经准备结婚了,他知道后写信问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你难道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吗?”这一句话害了女儿一辈子,女儿秋华终身未嫁。那个美国青年竟也终身未娶。

  在官场上,他恪守原则,不阿谀曲迎。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当时的国民党大员居正为其朋友陈时说情,要求王世杰把陈时办的“私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王世杰坚持原则,拒办。以致后来他与居正、陈时结成冤家,成为政敌。

  早年王世杰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期间,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学间奔走兼课,以改善生活。王世杰却静心坚守北大耕耘。因他是宪法权威,一度被国立政法大学请去讲授法学,他教了一年多,却谢绝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杰是学人从政,既受蒋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之外,处境尴尬。他两任宣传部长,却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约》本是宋子文、宋美龄定案,蒋介石支持的,最后受众人指责的却是王世杰。

  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逃台后,由外交部长改任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11月他因“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被究职查办(擅自批准政学系同人吴国桢购外汇12万美元)。此事颇多非议,有人评说是“蒋介石此举旨在打击政学系势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属说:“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的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真实的原因却可能是王世杰针对台湾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对蒋经国大权独揽多有批评,与蒋氏政权不和。6年后,王世杰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他增设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促进了台湾与世界的文化学术交流;在各重点大学成立了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王世杰八十七八岁时,仍不时地去他的“中研院”参加学术活动,像一位普通学者一样,听名流们演讲,指导工作。李国鼎在追忆王世杰的文章中说,王世杰主持对外科学合作近15年,对台湾的“科学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贡献。”

  王世杰自上世纪30年代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他十分关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只限于保存,不便于欣赏的缺憾,他于50年代提议成立“特别出版小组”,由他主持、选编出版了《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两书,使“中国画不只是有闲阶级消遣岁月的良伴,也是现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61年又组织台北故宫文物赴美展览,让全世界一睹中华文化的风采。

 倘说嗜好,王世杰只有一件——收藏字画。他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全用在庋藏古字画上。王世杰亦喜鉴赏,他觉得鉴赏古文物能扩充知识,增益涵养,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将毕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世杰逝世后,陶希圣在诔词中云:“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事’雪艇先生谓欤!先生勇于著作,怯于辩论。讲学忠于法而依法为政。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学生说,先生当年的演讲内容大多忘光了,只记得他慢吞吞讲的两句话:“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希望你们每天要抽出一小时来读书,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来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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