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碰上黑暗年代，爱国者们很容易被错当罪人。1989年的‘悲剧’，是过去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制造的，流亡者，死难者，都是受难者。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应该‘按既定方针办’。维持那些亲痛仇快的禁令，徒然叫腐败分子称快！
2007年6月我（姚监复）在美国参加了在东岸普林斯顿大学、西岸加州大学两地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外归来见到了鲍彤先生。7月17日是在饭店见面。因为原来批准给我的到鲍彤家的“会友权”，没有获得批准，但愿这不是对大陆参加反右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进行“清查”的信号。但是，我毕竟能继续同鲍彤先生见面，体现了有关当局仍愿表现和谐社会的形式，令人期望民主、自由、人权能有新进展。
鲍彤深情怀念远方友人
鲍彤一遍又一遍地、一张又一张地凝视着我在美国拍的一些照片，他努力辨认照片上与我合影的人是谁。我故意不说出这些曾经在赵紫阳直接领导下同他朝夕共事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同事的姓名，我相信他会一眼认出“谁是谁”。但是，令人遗憾也令人难过，相别18年的历史沧桑，让鲍彤竟然不敢确认照片上的熟人了，同他记忆中的当年形象大为不同了。他只认出或者是估计出一位老人：“这是苏绍智。”而对其他老朋友、老同事都不敢确认，我告诉他以后，他还盯着照片上稍显苍老的人像问我：“这是严家其？白头发的是高臯？”“这是陈一谘？”“这是吴国光？”在看了两遍以后，他又一遍从前到后重新翻看着、端详着，仍然不相信18年以后的照片上的“老人”是当年与他共事的充满精力、热情与幻想的中年学者。“这是谁？”“哦，这是……，你刚才告诉我了。”
鲍彤一点也没有动盘中的食品，全神贯注地深情地一遍遍地看着照片上的昔日友人。照片上的远方流亡者也真情地向鲍彤微笑着，我也转达了他们对鲍彤的问候与祝福。照片，在此时此刻使远隔千里的老朋友的心在交流。鲍彤盯着我的眼睛，严肃而动情地对我讲：“你一定要写一篇稿子。题目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他以带有希望的眼神对我讲：“我真想有机会同你一样飞过太平洋，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来回穿梭，会见这些老朋友。”
鲍彤对我、也是对照片上的远方朋友说：“我真希望在北京同他们见面。”但愿奥运会的历史机遇能让鲍彤的希望成为现实，而不是一个梦想的泡影。
鲍彤回忆“厂桥旧侣”
我谈到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举行“反右派斗争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情况。鲍彤不胜感慨地说：“什么是反右？反右是中国领导人践踏中国的法律，斗争中国的公民。毛泽东是主帅，邓小平是次帅。已经过了五十年，还不准在中国大陆开会纪念！什么时候，大陆也能开这样的会，就好了，中国老百姓就自由了。”他说：“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得自由，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谈到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地的学术性活动中，遇到了严家其、陈一谘、吴国光等多位学者、教授，他们都要我转达对鲍彤的问候。鲍彤回忆道：“我们是厂桥旧侣。”
“厂桥？”我问道。
“厂桥不是桥，是中南海外西北方向的一块地，五十年代那里有华北局办公的平房，后来归中央办公厅，盖了个招待所。十三大前的‘政改办’（‘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人员是从各单位借调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一通过，十三大一召开，除了继续留‘政改研究室’工作的人员以外，大家各就各位，回原单位。家其回政治学所；一谘回体改所，国光回《人民日报》评论部。”
“吴国光后来继续是‘政改研究室’的成员？”
“是的，是特邀研究员。1986年我向人民日报请援，胡绩伟和范荣康先生盛情送来了吴国光。但有君子协定，‘只借不调’。1987年‘政改办’结束，我当然履行前诺。不过，‘政改研究室’仍请他常来常往。所以他那本《赵紫阳和政治改革》，包括了十三大以后的一些史料。紫阳赞赏那本书，因为它记录了一段历史。”
我说：“我不认识范。”鲍说：“范先生是吴国光的导师，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五六十年代的主力记者，他的采访基地在厂矿，不在农村，所以你感到生疏。范夫人是《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子女是梁左，梁天，梁欢，该知道了吧！”我豁然开朗，知道了，也记住了。
我告诉老鲍，国光现在潜心学术，在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老鲍很赞成，说，学术是学者的本行，中国需要学者。
鲍彤呼吁：解除禁令
“前年刘宾雁患癌症，想回国治疗未获批准，不幸去世了。现在，苏绍智、严家其、高臯、陈一谘身体不好，都希望回国治病。但有关部门下了禁令，不准他们回国，或者只准回原籍。回到农村怎么治大病？”我说。鲍说：“什么年头了！还不把禁锢流亡者的禁令解除？流亡是‘悲剧’。陈一谘参加起草的三所一会‘六点声明’内容，敦促学生结束绝食，呼吁各界维护秩序，要求公开决策分歧，建议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都是爱国之论，哪一条算得上“罪”？碰上黑暗年代，爱国者们很容易被错当罪人。1989年的‘悲剧’，是过去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制造的，流亡者，死难者，都是受难者。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应该‘按既定方针办’。维持那些亲痛仇快的禁令，徒然叫腐败分子称快！“
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年过六十的患重病老人回国治病呢？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也应当落实到这些坚持民主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身上。
忆天涯故人的学者——严家其
严家其送我一个巴黎圣母院模型的微型纪念品，我转送给鲍彤，因为我理解他们之间的友情很深。“这是天涯故人所赠”，老鲍说，郑重其事收入口袋后，回忆道：“我认识家其是在1979年初的务虚会上。他发言要求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有些领导人批评他。家其面对高压，坚持自己的结论。在同年9月的建国三十周年理论座谈会上，他重申前议，殷切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次，我和家其编在一个组，他发言后，我响应。七年后，1986年9月，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决定成立办公室，严家其和我、周傑、贺光辉一样，是办公室的四个负责人之一，在紫阳直接领导下工作。三个干部，一位学者，合作得很好，我自己深感受益。”
“打小报告是邓力群的特长。1987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发动反自由化，邓力群认为机会到了，向中央告状，说，严家其搞自由化，他怎么能搞政治改革？邓力群要求把严家其调回社科院批判。紫阳制止了，说，严家其在这里工作得不错，不能走。邓力群没有成功。
1989年6月，“机会”真的到了。国务院委托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作“平暴”报告，无中生有，捏造了全部内容。其中说，严家其是因为鲍彤向赵紫阳推荐而得到重用的。这个情报，纯属虚构。
“真相是，1986年9月，赵紫阳受邓小平委托，准备向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赵紫阳请胡乔木介绍一位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参加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胡乔木提名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在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赵对薄一波、胡启立、田纪云说：“办公室需要学者，严家其是位学者。”
“报上登出陈希同代表国务院欺骗人大常委的那个假报告时，我早已身在狱中，很为严家其处境担忧。我向专案组声明，向赵紫阳推荐严家其的，不是我这个囚犯鲍彤，而是邓小平的助手胡乔木。胡乔木当时尚在，不难核实。”
鲍彤郑重地对我说：“严家其是一个没有官气，不追求权力与金钱的学者。他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学者，绝不是政客。”
严家其的“非程序更迭”预言
我告诉鲍彤，有人认为，严家其研究“非程序更迭”；这刺激邓小平采取了镇压行动。鲍说：“邓小平是景岗山的老虎。套毛泽东的话，刺激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大气候决定了，小气候也决定了，为了保卫一党专政，反正铁定邓小平非调动几十万解放军来镇压老百姓不可。”
“‘非程序更迭首脑’是政变的主要形式。中国二十世纪史，可以说是首脑的非程序更迭史。这是严家其从文革以来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邓小平对这种研究无疑反感得很，那是邓自己的选择。政治家可以不喜欢学者的课题和观点，但无权因反感而发动反人民的浩劫。对学生悼念耀邦，对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统统反感之极。但是，无论学生，无论学者，无论赵紫阳，都毋须替邓小平负担罪责。大政治家应该百分之百对自己的独裁行为负责。把邓的罪恶归因于学生请愿、学者的议论、赵紫阳的抗命，无论道义上、法律上，都没有根据。邓小平自己明白得很，他是在悔愧交加中度过余年的。
鲍彤说：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我问鲍彤：“你怎么知道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鲍彤哈哈大笑：“我可没有刺探情报手段，也没有捏造事实的本领。我只是以他女儿的语言为素材，用常识分析了一下。几年前，他女儿在国外答记者问，说：‘六四’，没有经验，死了人，是个悲剧。这种阅尽沧桑、老气横秋的话，哪里是年纪轻轻的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恕我武断，我认为这是女儿在复述老父病榻上的遗言。老人回首前尘，悔愧不已，女儿耳熟能详，遇到采访就脱口而出。‘没有经验’，是愧；‘死了人’，是悔；‘悲剧’，是对六四重新定性。十八年了，定性相持不下。老百姓认为是领导人‘镇压’，领导集团则倒打一耙，说是老百姓‘暴乱’，‘动乱’；后来又蓄意要人们在记忆中抹去，改口为轻描淡写的‘风波’。邓氏父女的‘悲剧’二字，倒是又准确又含糊，既有规定性，又有伸缩性，无论从哪方面看，不能否认是个悲剧。现在的领导人如能尊重邓家的意见，把‘风暴’、‘动乱’、‘风波’定性为‘悲剧’，我看能够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达成‘悲剧共识。’”“既然是悲剧，就应该按悲剧来善后。”“你说该怎么善后？”
我想处理善后至少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要让死难者灵魂得到安息；要让受难者的亲友和国内外的舆论能通得过。按“悲剧”定性“六四”，作为善后处理工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非走不可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2007年08月03日
（本文中鲍彤谈话已经鲍彤本人在2007年8月3日核对。——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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