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受害者

2007-08-22 14:53 作者:荆楚(广西) 我所说的“另类受害者”，无法用“反右”、“文革”这类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

一

五十余年的苛政暴虐、秦火荼毒，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血泪和苦难。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素材，王友琴博士倾注二十余年的心血，撰写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这部浸透着无数受难者斑斑血泪的史迹，令人不忍卒读。尽管如此，我想，王友琴所记录的，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王友琴锲而不舍、沉稳严谨治学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也。

而今天中共政权，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胡说什么：“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什么“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这是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所制造的罪恶的结果。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中共政权，想方设法，来抹去这斑斑血迹，让人们忘记这一切，以免人们追究他们的历史罪恶。让人们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磨难之后，变得一无所有。

随着这些苦难亲历者的一个个飘然离世，这段历史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很有可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让我们的后人，对这一切摸头不知脑。

针对此况，国内外很多人士都为此心急，我也为之心急！前段时间，就有《中国人权论坛》成员于长厚君急切地问道：“随着受尽屈辱和磨难的地富们纷纷离世，执笔《地富反坏录》、并抢救这些历史片断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王友琴博士倾注二十余年心血所记录的东西，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这一焦虑。她今天仍然在苦苦添写和修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基础性的历史资料。

二
我没有能力像王友琴博士那样锲而不舍地从事这项工作，但我可以为着手记录这一切的朋友们提供一条思路，或者说是：为这些准备作这类记录的人们、作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

我所说的“另类受害者”，无法用“反右”、“文革”这类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也因为这类受害者不显得那么直接，所以就以“另类受难者”来笼统称呼之。限于本文的篇幅，今略举几个案例，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三

1、鲁龙生

笔者妹夫之兄鲁龙生，他上小学之时，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老师在讲解课文时，明明知道：这是在灌输谎言，但只能闭眼念经，来宣讲毛主席的种种“恩情”。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啦！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啦！什么“山高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啦……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大部分懵懂未开的孩子，在这种长期性的灌输下，耳濡目染，水滴石穿，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全盘接受了“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的观念。

而当年的鲁龙生，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感到老师的讲解，与现实很不相符。于是就跟老师抗辩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个屌，麦子粑粑都吃不饱！”……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被老师赶出了学校。以后，任何学校都拒绝接收他这个学生。理由是“这孩子思想太反动”。他从此辍学，一辈子都没有书读，几乎成了一个文盲。

凭着他的灵性和慧根，凭着他的善于思考，如果给予他良好的教育和启迪，说不定，能把他培养成我们国家的优秀人才。一棵人才的幼苗，就这样被掐断了。一个异常聪明灵慧的孩子，在这个控制得密不透风铁屋子里，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因为这样的教育系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培养马列毛邪说的迷信者，培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了启迪智慧，而不是为了培养人民的良善美德，而不是为了传承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这样的教育体系，只是传播虚假而掩盖真实的工具，只是培养奴性而泯灭良知的流水线，只是传播愚昧而扼杀灵性的大染缸……

鲁龙生的遭遇，当然是这种苛政暴虐的受害者。

2、陈六狗

七十年代时兴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我在《“处遗”随感》一文中曾说到过：一次“奇特的‘忆苦思甜’大会”——“……七O年代的一个夏夜，越城岭下万乡河滨的一个小山村，红极一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主任”，要在村里亲自主持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主任从村里挑选陈六狗，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只见陈六狗像模像样地在端坐在主席台上，将腰板挺得笔直，将‘旧社会’是如何如何的苦，说得头头是道。颇能引起台下‘贫下中农’的共鸣。主任见陈六狗的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劳累，便不住地点头嘉许，还恭恭敬敬地给陈六狗递上一杯热开水。陈六狗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何曾承受过这般礼遇？这使他受宠若惊。

“也就是这一宠一惊，可误了陈六狗的大事——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便问主任：‘我讲到哪里了’？主任鼓励他说：‘是请您来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就继续忆那过去的苦吧’。

“陈六狗想了一会，然后提高嗓门对台下说：‘要说苦啊，再苦再苦也没有六O年那么苦哦……’

“主任见陈六狗说错了话题，就赶忙打断陈六狗的话柄，并提醒大家说：‘刚才是陈六狗同志记错了时间，他讲的本来是旧社会的事情的。咹！’

“那陈六狗一时得意忘形……便十分认真地抗辩说：‘没有错！旧社会苦是苦，没吃没喝时，还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种苦，苦得连野菜山芋都没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主任那张笑容可鞠的脸，象变戏法似的，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活阎王。可怜老实巴交的陈六狗，立马就倒了大霉。他从一个红极一时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立马就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所幸他为人友善忠厚，村人怜惜。斗争会上，主任的凶狠批斗，没有多少人去附和，大家对他网开一面，才让他拣了一条老命。”

我于八四年秋季参加“处遗工作队”，与同事们来到陈六狗家里，为其宣布平反。所谓“平反”，也很搞笑的。工作队写上一句：“过去加在XXX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现予推翻，并予以平反”，然后盖上一个刻有XXX字样的红坨坨，就算完成了“平反”的任务了。至于他们受了十几或二十几年的冤屈，受了几十年的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些人，难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3、元昌伯

吾父之堂兄，即笔者的堂伯父，有同胞兄弟三人。伯曰元昌（小名长子），仲曰有昌（小名有仔），季曰俊昌。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余，而元昌伯与有昌伯之家境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为在“解放”前，元昌伯勤俭持家，精于谋划。而有仔伯却因食口众多，加上他比较懒惰、农事生疏，且不善谋划，于是，常常陷入困窘之中。

为了接济弟弟，元昌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食给有昌伯度急。这样一年年的积累下来，就有了十几担稻谷的“债务”。

元昌伯见有昌伯一家生活艰辛，也从来没有向其弟弟摧讨过“债务”。“解放”后，村里进驻了土改工作队，“摸查”了一段时间后，接着就进行了土改。

土改工作队所依赖的对象，一般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越是贫困不堪的人，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看重。许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因其赤贫，于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格外垂青，马上就被提拔为农协骨干，对乡亲邻里颐指气使，并掌握着邻里乡亲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的无赖和无耻，而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负担，才特别能够听从土改工作队的指挥和摆布。从而对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邻里，最能下毒手和狠手，并把当时农村社会众望所归的乡绅往死里整——这就叫“土改积极分子”，或叫“有革命性”，或叫“阶级立场坚定”云云。

加之元昌伯于“解放”前担任着甲长。按他的说法，主要职责是调处邻里纠纷，组织公益事业，完成征粮纳税的任务等等。他还经常念叨说：他做调处工作，常常是“赔钱善事”等等。而按土改工作队的说法，则是“反动的伪甲长”，属于被打击的对象。

因为有昌伯生活困窘，于是受到工作队的特别关心。土改工作队员淳淳善诱，来启发诱导有昌伯曰：“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债给你，那十几担稻谷就不用还啦！”

有昌伯当年也不知道厉害，只是想贪图哥哥的十几担稻谷“不用还了”的便宜。于是就供称是元昌伯放债给他的。（元昌伯后来告诉我说，那十几担谷子，他没有跟有仔伯摧讨过，但也没有说过“不要他还”的）

更由于元昌伯精于算计，其待堂兄弟如外人。一次，笔者大伯父于青黄不接之时往借谷，元昌伯开口则曰利息多少云云。大伯父怒而转往远房借之，而远房之家却是热心帮助吾家度急。故吾伯父们对此耿耿，不太看得起他。也由于当时不知道“划阶级成分”的厉害，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懒得出面澄清事实，为其开脱。

这样一来，元昌伯就被划成了富农。其实，村里家境好于元昌伯的人家，有好几家。

几十年中，他受尽了歧视、迫害和屈辱。比如大队干部要干柴烤火，一个便条下来，元昌伯就得老老实实将干柴送去。否则，就会受到凶狠的批斗。从来就不管他家里是否有柴烧，也不论是天寒地冻、还是下雨下雪，更没有任何报酬。还比如各村放电影，就要元昌伯等“地富分子”抬接或抬送发电机和电影机。他们这么汗水津津的辛劳，却不许他一家人看电影。那时的发电机和电影机，都是些庞然大物，而不像现在农村的电影器械这么简便轻捷。还比如文革之中，各地屠杀地主富农成风。元昌伯一家，吓得躲进家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农事荒废……

笔者当年在大队部所在地毛兰村就读完小，常常接到干部的指令——让我捎口信或带书面通知。书面通知一般用一张小纸写成，折成“冈”字状。内写必须由元昌伯无偿完成的送物或服劳役的指令。我也不敢不捎带的，因为这是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考评的依据。

每次送通知，我走到元昌伯的门口，怯生生地说：“长子伯，XX让你做XX事！”自己却是低头红脸，匆匆而别。就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元昌伯则在我身后大声答应曰：“好的！明天就去”，或“下午就送去”等等。

吾父在土改时也担任了一名乡社干部，他知道这些情形。于是在晚年，常对我曰：“你有仔伯不是人啊！”

我则反问父亲曰：“你明明知道长子伯的冤屈，却不出来指正，这与有仔伯没有多大的区别嘛？”

吾父沉吟良久，才虚虚地说：“那个时候，我哪敢说啊！那些土改工作队，都背着盒子炮，汹得很。把他们弄毛火了，就给你戴上一个‘破坏土改’的帽子，随时都可以一枪崩了你的。再说，一个村子里，总得按上级的比例划出几个‘地富’呀。否则，任务怎么完成？”

我说：“你不是老是说‘毛时代好’嘛！毛时代连讲句真话的权利都没有，又好在哪里呀？再说每次整人或杀人的运动，都由毛摸摸脑袋，然后确定被整或被杀的人数，从来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是这样草菅人命的？这不是恰恰证明了——毛时代的荒唐悖乱嘛！……”

元昌伯于1991年去世，笔者堂弟为之拟一挽联曰：“恨当年勤俭持家成另类，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头”。颇能说明元昌伯一生之艰辛屈辱。

4、吾父王易烈

吾父王易烈，其同胞兄弟有四，吾父居幺，故乳名小毛。

吾父幼年时过房给吾曾祖天桦公为孙承祧（桦字，左禾右華之字，今汉字库中无此字，可惜！）。天桦字玉光，育一女一子，女适同乡叉口田村，子未婚而夭。乃过继吾父为孙。吾曾祖父青壮之时，家境富饶，饱读诗书。晚年家道败落，处馆为业。吾父幼时从之就塾，小有文化。曾祖考于吾父14岁时去世，伯父们寻思，家学失传，乃受人歧视或欺负，乃在伯祖父的斡旋下，再由伯父们供之上学数年，因而小有文化。常为乡亲邻里处契约文凭等。因办事公道，颇有点小名气在乡间。于是“解放”后，被委为乡社干部。

吾父身处苛政之世，对恐怖血腥之政策，只能做到不去积极参予，而无力抗拒之。文革中，吾曾祖父遗留一书柜线装书下来，吾父匆匆从公社赶了回来，抢在被别人抄家之前，先行自己烧去，仅留下几册岐黄医理之书。

烧书之时，我只是一个稚童。只见线装书籍堆成一长堆，约有八尺多长，高与吾幼时胸口平。线装书很好烧，像浇了油似的。点火之后，烈焰汹汹，烤得我连连后退。

吾家之另一部分书籍，于抗战之烽火中，将其重要部分藏之山洞。不幸而遭人偷去。文革前所剩，仅此一书柜而已。吾父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烧掉这些线装书籍，吾父一直忏悔痛惜不已，亦不许吾兄与弟提及。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他不以为忤。吾有时问及：“所烧者何书？”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个没用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他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语。他知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凿问他了。

吾父一生谨慎。七四年之时，三伯父谋为祖母勒石铭记。吾父从公社捎回一便条给三伯父曰：“目前正是批林批孔高潮，砸碑挖墓尚且不及。如此顶风作科，未知其可乎？”三伯父读后，恨恨然，乃掷之于地，然后撕之且烧之。三伯父犟劲上来，乃托人传回口信曰：“这事与你无干，也不用你管，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是。”

后来，三伯父对此颇为不满，时不时冒火而责骂吾父曰：“小毛太怕死，不要祖宗！”吾父则任由三伯父责骂，而不敢回嘴。

后来，一权势正熏的乡干部，自持其权势，乃不跟吾家族打招呼，就在吾家价买之祖茔地上造屋。虽说田地和山岭林权全都充了公，且乱垦、滥伐、乱占之风甚烈，但农村的祖茔地，却是一家族的尊严和神圣所系。未经许可而贸然侵犯者，会被视为对其家族后裔的蔑视。三伯父拿着烟斗与后生辈一说，后生们二话不说，就去将其所下房基拆除和铲平，且将建筑材料扬之荆莽。吾父则于此时默不作声，只装作浑然不知也。该乡干部不服而告诉，乃被邻村之人纷纷指责并嗤笑曰：“小人得势！其不知天高地厚欤！”

吾父身在江湖，却常常看不惯那些昧着良心往上爬的家伙。而在整个毛共之世，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落井下石、背亲卖友的人们，只有那些敢于心狠手辣迫害别人的家伙，才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才能得到上司的提拔重用。所以吾父一生，混得很不得志。与之要好的几个朋友，都是一些天良尚存、明哲自保、不敢为恶之人。他们声气相投，私交笃厚。有的成了儿女亲家，有的则连儿女们也成为莫逆朋友。

吾父崇信马列学说，自称“死了要去见马克思的”。以为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是应该抛弃的“封建”糟粕。故不似其他长者那样，而将家族历史沿革、文物制度告知后人，使吾辈对之懵然。亦因笔者常受邀调处邻里或家族纠纷，需考订历史沿革，才能服人。吾乃对吾父“迷信邪说、失责家传”颇有埋怨。

吾父像许多其同龄人一样，崇毛而贬邓，极为反感邓小平之世，常指责邓将古国神州引入了一个“人心不古、物欲横流”之时代。乃时时处处将邓世与毛世作比较。于是感慨系之，万分失落。感到处处皆是“今不如夕”也！

针对其这种感受，我乃回敬曰：邓之世，虽说是“贪污腐败，国将不国”，虽说是“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但再贪污腐败，也没有毛时代之政治腐败的。邓时代，毕竟有了一些宽松度，可以私下里说说真心话了，只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要钱而已。而在毛时代，说错一句话，就要你的脑袋的。要钱与要脑袋，谁好点，这不是一目了然嘛！

吾父因崇毛贬邓，有时因之感慨曰：今天的米面蔬菜肉蛋禽鱼等等，大抵都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而不像毛时代那样货真价实、嚼之有味了。

针对吾父的这类思想，我乃与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汉献帝遭李傕郭汜之乱，流窜于途，饥肠辘辘，百姓见之，乃献烤红薯伺之。汉献帝食后，乃破口大骂管厨太监曰：这么好的东西，平时为什么不弄给我吃呀？是不是欺君罔上呀？

还有一个皇帝，平日里山珍海味吃腻味了，于是下令——在全国征招善烹高厨。招聘了好几个，都因为大失皇帝所望而被诛。皇帝所好，官员乃四出征捕。于是又有一个善烹高厨被征入宫中。这位厨师吸取前几任被诛的教训，于是对皇帝说：“我的烹饪之法，乃是从三皇五帝那里传承下来的，绝不轻易示人。皇上若要尝之，必斋戒沐浴七天，方敢献之。否则，哪怕就地正法，亦辞不受命。”那皇帝听说是三皇五帝那里传来的绝技，心痒难禁，乃满口应承了下来。

等皇帝斋戒沐浴七天之后，肚肠中清寡够了，那厨师才献上他的“绝技”。皇帝品尝之后，笑口大开曰：“真个是天下第一厨也！”于是对这位厨师加官进爵，大大地褒扬了一番，让其衣锦还乡……

后来吾父年老而得病，我于陪伺之中，常与之剖论历史与时政，以消解病榻寂寞。

父说：毛之世，治安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说：秦始皇也可以用屠刀而使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稍有不从，喀嚓一下，有谁敢不乖乖的？毛与秦始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父说：毛之世，干部廉洁奉公，有信仰，也有奉献精神。

我说：毛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他在全国都取消稿酬制度的情况下，他自己却拿着最高标准的稿酬。而他的稿酬，大部分是贪天之功，是秘书班子捉刀之作；大部分都是公费印刷，公费发行，公费购买，这等于直接把财政金库搬进了自己的家里……到他死后，他的稿酬竟高达1.13亿元。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穷得没有裤子穿，只有他一个人是亿万富翁。他需要什么，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连毛泽东需要的美女，只要他使一个眼色，全国各地都就得屁颠屁颠地送过去。毛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全国人民退回到奴隶社会里去了。

也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异常匮乏，干部的多吃多占，比现在贪污上几百万，都显得恶劣严重的。那时的干部，特权思想更严重，走后门安排子女参军、入学、招工、招干者，比比皆是。干部利用手中之权，诱骗女青年答应其要求。否则，就没有她们的出路。这样的案件，随处都是。能说那时廉洁奉公？能说那时有奉献精神？

父说：毛重视农业，大力兴修水利。

我说：毛如果重视农业，怎么会有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兴修的水利，大部分变成了水害，绝大部分是胡搞盲干、遗祸子孙的工程。（然后是我一一举例，说明我的观点的依据所在。我利用了自己喜爱钻研历史的长处，也运用自己从事投资决策所必须掌握和分析的国民经济资讯的充足，所举出的实例，很有说服力，使吾父无法反驳。）

父说：毛之时，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民主权利。

我说：毛给予人们的，只有对其歌功颂德的权利。要是你胆敢指出毛的错误，立即就要了你的小命。那不是什么民主权利，是借民主之名，行恐怖之实。是瞒天过海、掩耳盗铃之阴谋。邓小平则更绝，把毛只准许歌功颂德的权利，也全部取消了。

……

吾父得病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家里和医院间来回，我亦得到与其深谈的机会。十多年间，正是通过这种剖析和讨论，才使其反思，并渐渐地转变和醒悟。

逝前几年，吾父感到自己一辈子受到了无情的欺骗和愚弄，感到自己像梦游人一样稀里糊涂地白活了一生。乃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感到自己因为迷信邪说，而没好好地将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传承下来，并为之着急。于是屡屡摧促我，要我抬着他回老家，把文物制度、历史沿革及田土山岭林权等事项交代清楚，以免后人模糊不清，或争执不休。

但经过十多年的沉疴折磨，吾父此时已是双目失明，人也很清瘦虚弱。我不敢冒这个险，只好婉言安慰……

吾父辗转病榻十多年，多赖吾妻之孝顺、看顾与提供方便。吾父病中虽居吾家好几年，但越是病势沉重，越是思想跟我同住。而吾妻默然不怿。吾只好婉言而告之曰：不希望老两口拆居。

2003年10月，吾父撇吾辈及孙等而撒手。可以说，他是带着他一生受尽欺骗、蒙蔽、愚弄的悔恨，也带着他没有尽到家族文化传承的深深遗憾，更带着他对我的深深担忧——害怕我这只早叫的公鸡，有可能遭到当局的无情迫害。临终前，乃再三叮嘱家兄与堂兄来劝我，让我不要沉湎于这历史文化的钻研中去，指望我平平安安过一生云云。

回想这些，不禁心酸泪涌——是吾之不肖不孝之甚也！吾父之一生，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5、三伯母蒋凤姑

三伯父名转昌。吾父虽过继给吾曾祖天樺公为孙，然其同胞弟兄亦手足情深也。

吾父胞兄弟有四，三伯父与原三伯母离异后，乃与吾父商量，思过继笔者为嗣。而吾母不允。二伯母迫于食口众多，生计维艰，思将一堂兄过继给三伯父。而三伯父无意。三伯父乃叹曰：“我想要的，你们不给；不想要的，却想硬塞给我。我一个都不要了……”

后来三伯父娶三伯母蒋凤姑为妻，系其原地主丈夫被活活打死之后，才带着两儿两女过来的。三伯母勤劳善作，亲切和蔼。个子虽不大，却是做农事的好把手。

三伯母原以为嫁入了贫农之家，就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但在那个举国疯狂、人性泯灭的年代里，有一次，她与邻居因小事而争执，竟然被邻居像拖猪狗一样，拖出去殴打批斗。吾母走亲戚回来，跌足而叹曰：要是她在家里，那几个好事者就不敢乱来了。

还有一次，三伯母与另一邻居产生争执，竟然被那家牛高马大的男主人冲出来狠揍，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三伯母被如此野蛮殴打，却没有地方去告诉。因为她是“地主婆”。后来堂姐悄悄把三伯母送到县医院去治疗，笔者的二姐赶去看她们，母女仨只能相对痛哭。

胡耀邦拨乱反正之后，三伯母才摘去那顶异常沉重的“地主婆”帽子。但其儿与媳却待之如雷火。三伯母一生受尽屈辱，万念俱灰，乃一瓶农药仰下去，救治不及而亡。

三伯母逝去后，三伯父茕茕孓立地生活了几年，其儿与媳依然如故。吾父母气不过，乃上去严责之。但其夫妇收敛几日，等风头过去，依然如故。三伯父看其儿与媳大乖吾家尊老之门风，乃绝食十余日，任何人苦劝皆不受而死。

回想当年，堂姐待吾，如亲弟也。笔者年少不懂事，堂姐常逗之过火，我则在其怀中耍横使蛮也。堂姐待吾父母，亲孝如己父母。一堂妹少吾，及长而成，三伯母乃有意撮合之。常令吾携堂妹外出劳作，或令堂妹与吾作伴焉。吾当时年少，懵懂于三伯母之深意，仍将其待为亲妹，感到三伯母之撮合，不合人伦，而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也。

今天想起三伯母，不禁唏嘘！三伯母一生，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注：部分文字取自笔者正在执笔的《破碎的田园》一书。

记于民国9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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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忆吾父记趣

荆楚

（按：我在《另类受害者》一文中，记述了一点吾父之个性为人，因顾虑冲淡主题，对一些现其本真的事迹，乃约而隐之。其实还有一些父子间的对话，亦颇为有趣）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而吾父不以为忤，往往含而笑之。而不似吾兄吾姐等，不容忤之。

吾父嗜饮，但不酗酒。后心脏有疾，吾思其嗜好一时难以戒除，乃除图之。吾每以醇酒待之，但不容其多饮。一小杯之后，则夺之不许。吾父乃叹曰：“酒就是我命，我命就是酒！”其后为其过寿诞，我乃大声对宾客曰：“拿命来！”吾父惊而责吾曰：“何出此言？”吾乃笑答之曰：“你不是老说‘酒就是命，命就是酒’嘛”。众宾客灿然，吾父只好哑然而笑之！

吾父初病之时，酒瘾颇强。但鉴于其病情，吾于觥筹上把得紧。吾父则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希冀多饮，而吾不允……如借口感冒了，则曰：“用酒一冲，就好了许多。”如借口血压低了，则曰：“用酒把血压提上来。”如借口血压高了，则曰：“用酒把血压摁下去”等等。我乃笑而讽之曰：“如果你当了中国的总理，就有权把全国的医院都关掉，只是多开几家酒厂就是……”吾父则赧然自笑。

吾母年少而父母双亡，吾祖母怜而收为童养媳。故吾母五岁而“小过门”……吾父居吾家期间，常逗单位之众小男孩曰：“我四岁就讨老婆了，你们都七八岁了，还不快讨老婆！赶快回去叫你们爸爸妈妈给你讨老婆”。有的小男孩子不懂事，果真回去跟父母闹嚷着“要讨老婆”……因此之故，吾父被单位许多同事目为“老顽童”也！

对其文革中被迫烧书，吾父内心痛惜，但外表强为豁然。乃不容吾兄与弟问及，每有问及，则发脾气。而吾乃敢问及：“所烧者何书？”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个没用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答。他知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凿问他了。

吾父亦很传统。因吾兄弟皆在外，小妹乃思留家承祖宅，未婚妹夫亦乐意之。吾兄弟妯娌皆思今后回去有地方落脚，并谋将祖屋修茸以待之。乃劝吾父允小妹赘婿，吾父则冷冷曰：“我有三儿，何用赘婿？”吾等屡劝，终不松口。只许小妹嫁出，而不允其赘入。

吾父喜读繁体版书籍，屡曰简化字大失汉字蕴涵，而使人思想简单。后来繁体版书籍越来越稀，只好勉强而读简版书籍。但终将简版书籍视为垃圾，看过之后则弃之，而不愿收藏之。

吾父于“解放”前，因处事公道，剖析说理细致耐心，使人心悦诚服，颇有点小名气在乡间。常受邀调处纷争，并为契约文凭等。每次妥贴事务之后，受惠之家皆以稻谷一箩为谢。一次吾父为邻村调处完毕，两家之人于是称谷为谢。吾父乃声言曰：离家前缸中已无米，愿以米回家急为炊……两家之人二话不说，就称米一箩为酬，且送之家里。

记于4月19日2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