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林彪讨价还价进行大清洗

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四十七章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后半部分。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晗在中共掌权后一直很听话，是反右中的左派。中共领导们当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有来头，没有毛点头决不可能出现。但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江青在上海的联系人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全国大多数省的报纸也不转载。人们厌烦整天批这批那，在没有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用装糊涂的办法抵制这篇文章。

北京、全国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彭真给他们撑腰。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毛。彭真是毛长期忠实的追随者，毛信赖他，让他管北京，也管中共日常事务。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彭真能感到毛这次要整的，决不只是一个吴晗，恐怕要祸及全党，尤其是他自己。当时日本共产党人问他关于《海瑞罢官》的事，彭真答道：“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明白他是在抗拒毛。在一次聚会上，毛要吸烟的把烟举起来，然后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在场的美国人李敦白注意到： “这句话说了以后，我看见吴冷西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一硬，停止了做笔记。毛刚才说的话中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吴又拖了一个星期，直到周恩来通知他，这是毛的指示，吴才于十一月三十日转载了姚文。但他把文章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这不是党在号召开展整人的政治运动。吴不久便被抓进监狱。毛对他的继任者唐平铸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 唐紧张得要死，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了说。

一篇按毛的意思写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如此艰难，可见中共这部贯彻毛命令的机器，已不再按毛的意图运转。毛亟需林彪出场相助。就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林彪派叶群去见毛，提出要整罗瑞卿。第二天毛、林会面后，毛忍痛割爱，答应了林彪。

十二月八日，毛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叶群讲了十个小时的话，说罗是“野心家”，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野心大得像个“无底洞”。叶群不是政治局委员，连老资格的中共高干也不是，如此以夫人身分，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实在是破了共产党的规矩。

罗瑞卿没有出席此会，几天后他接到大祸临头的通知。这个身材高大、平时趾高气扬的人，腿一下子软到没力气走上楼梯。

罗被软禁起来。但林彪还是不满意，他要置罗于死地，要毛给罗定“篡党篡军”的大罪。毛没有满足林的愿望，说罗“还没有反对我”。

于是林对毛来了个按兵不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来找林，商量写那份《纪要》。林表面上答应，可背后通过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为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疑心重，脾气大，对她讲话，要多听少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结果二月份写出来的稿子被江青认为“根本不行”。

在毛林僵持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二月，刘少奇支持彭真，向全国发出“二月提纲”，中心是不要用政治罪名整文化人。彭真还把毛特别强调的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一段话，在形成文件时删去了，没有往下传达。毛看到这份文件时，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二月提纲”发出后，彭真飞到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到省会成都的当天夜里，他却干了一件惊人的事：秘密去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这里的彭德怀。二彭到底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瞒着毛来见彭德怀，又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他们很可能谈到能否动用军队制止毛一一“兵谏”。虽然彭德怀处在软禁之中，没有权力，但他在军队里仍享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批对他依然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他软禁在北京时，好几个人曾冒着风险偷偷去看他，还有一位公安部副部长。

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去了，也说是视察三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要贺龙元帅搞掉毛。毛疑心他们到四川去商量发动政变，后来指控他们搞“二月兵变”。*

这段时间，毛吃的安眠药量，据他身边人说，足以杀死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醒着的时候，他也要服大量的镇静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中共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几天后，彭真却要刘少奇再开一次会覆议，在会上他力主派人赴苏，说：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参加。刘少奇审慎地说：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会后，刘同意了彭真的建议。彭真接着几次打电话给秘书班子，要他们起草报告给毛。没人敢起草，最后彭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也许，彭真是想借用苏联的力量来制止毛。毛收到报告后不久，就指控彭真企图“搞政变”，“里通外国”。

毛泽东早就在怀疑他的同事们想伙同苏联搞掉他。上年十一月，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熟悉俄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把杨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作为中办主任，杨的职责包括负责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系。后来，杨被关进监狱，要他交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同莫斯科的关系。同样身陷囹圄受到反覆审讯的，还有中共高层的俄语翻译们。

毛还怀疑杨尚昆对他搞窃听。毛对他讲话的记录一向敏感，不喜欢存档，上台前，他给苏联人发了电报后常常划根火柴把底稿烧掉。掌权后，他经常叫听他讲话的人不要记笔记。但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没有白纸黑字，下面的人怎么去贯彻执行？毛不得不允许笔记或录音，中央办公厅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安装录音设备。有次录音员不小心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毛跟她在专列上的事，他“都听到了”。毛的女友大惊，报告了毛。毛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录音设备，销毁所有录音带。负责处理录音带的官员告诉张戎女士，他认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抹掉太可惜，就大胆作主把录音内容先抄下来再抹，后来干脆不抹了，都保存了下来。他胆敢这样做，后台是彭真。彭真对他说：“看着办，能留就留，我去跟主席说，就说都毁了。”

毛的住处、开会的地方、乘坐的汽车全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毛心里始终不踏实，被卷入录音事件的人后来都受到审问，有的被整死。毛怀疑录音是个大阴谋，跟苏联人有关系。

苏联人此时的举动也令毛惶恐不安。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外蒙古。

勃列日涅夫之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去了。苏蒙签订协定，苏军开进外蒙古，在中国边境摆开重兵，苏联坦克离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外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因为毛在前些年曾企图推翻他而格外敌视毛。泽登巴尔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同毛没打过交道，却在几年前刘少奇访苏时陪刘到处参观，一块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旅行，两人相处融洽。如果刘少奇、彭真与苏联内外呼应，毛的命运的确有倒悬之危。

就是在这些背景下，毛同意了林彪的要价，让罗瑞卿问题“升级”。三月，突然召开批罗会议，气氛骤变，中共官员们挨个发言谴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 “定时炸弹”。三月十八日，罗跳楼自杀。他没有死，但双脚粉碎性骨折。自杀成了新的罪名，使他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后来开批斗会时，他无法走路，批斗者就用箩筐把他连拖带拉地弄上台，残肢搭拉在筐外。

罗瑞卿跳楼的第二天，江青给林彪写信。林该帮毛干事了。江青要求林表态支持她重新写过的《纪要》。毛对《纪要》做了十一处修改，把标题从“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以点明林彪的支持。林彪表态全力支持毛的文革，以自己和军队的名义要求 “彻底搞掉文艺黑线”，“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的立场带动了周恩来。到这时为止，周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他明确告诉彭真，他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毛、林、周三位一体，毛胜券在握。

四月十四日，《纪要》发到全国。一个月后，政治局开扩大会，宣布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 “反党集团”。毛没到会，只传令会议通过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这四个人的《通知》。四人中有两人到会，他们跟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刘少奇主持会议，尽管刘清楚毛的目标最终是自己。刘平常不动声色，这次他难以自制。当得知《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时，他激动地说：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他接着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无可奈何地答道：“没有意见。”刘少奇显然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点什么，再追问一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垂下头，默默无言。刘只好叫同意《通知》的举手。人人都举了手，包括彭真，包括刘少奇本人。这就是后来称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反党集团”不久便被投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