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必使一个执政党迅速退出政治舞台。与苏共和苏联解体之前的征兆相似，中共的腐败也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政党人格彻底破产，政治道德全面崩溃，靠了谎言和专制暴力才得以生存。胡锦涛与安德罗波夫都是从共青团干部开始，一直干到党的总书记位置的，处于共产党极权时代结束及其崩溃的前夕。与安德罗波夫一样，胡锦涛的反腐也是在维护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对腐朽的官僚治理结构进行真诚的修补和改造……他俩到底是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锐意改革的自由派，是斯大林或毛主义的继承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先导者，现在说不明白。看得清楚的是，在本质上，他们都算不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算不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是主观爱国的实用主义者而已。
比胡锦涛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只干了15个月的苏共总书记。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诸如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工业方面的承包作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胡锦涛的前任早就做了。与胡锦涛的表现相似，安德罗波夫的最大亮点，是反腐败。已经没得退路了，不反腐败就要亡国；又不敢彻底反腐败，彻底反腐败就要亡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安德罗波夫敢于打击新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他在反腐肃贪的气势与果敢上比胡锦涛更甚。最后，安德罗波夫没能彻底反腐败，想保守自己的价值观，苏共和苏联还是没有保住……
安德罗波夫上任以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夫年”的工作重心，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挣扎。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官职等级名录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以特权阶层为根基的苏联特色的腐败，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苏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勃列日涅夫和他领导的政治局是腐败的最大策源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反腐败措施，解决苏联腐败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廉洁著称的安德罗波夫身上。他执政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揭露、调查和处理的一大批腐败案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乌兹别克案”、“棉花案”、“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案”等大案要案。在这方面，当初的苏共和安德罗波夫与今天的中共和胡锦涛是何其相似！
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矛头直指官僚政权。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为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就有90多人，包括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他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挚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他不仅通过整顿纪律、撤换干部来打击腐败官僚，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与他朝夕相处的权力最高层。他上台伊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距莫斯科50公里的范围内不许建造别墅的决议，这直接触及了政治局元老葛罗米柯、几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利益。安德罗波夫敢于拿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刀是因为他个人是廉洁自律的带头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是萎靡不振的政治局中极少数不酗酒、不搞特权、不讲吃喝、不钓鱼打猎、不追逐女色的廉洁委员之一。他在任时，赠送他的所有礼品，无论轻重，都交给了国家。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外，几乎没有为他的亲人留下任何东西……他在全苏范围内整肃纪律和揭发高级官员腐败的行动，使特权阶层恐慌不安。但安德罗波夫清楚，他开展的反腐败运动只触及了这一阶层的表皮，苏联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系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网络。不破除这种关系，贪污腐化、滥用职权以及权贵阶层特权的膨胀就无法避免。为解决“腐化无能的恶性循环”，安德罗波夫拟组建一个以沃罗特尼科夫为首的年轻技术专家组成的新政府。但由于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仅15个月，天不假年于他，纵有万千雄才大略，也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把胡锦涛的年富力强与执政时间放在安德罗波夫身上，苏共和苏联的命运会如何呢？西方给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以极高的评价，称赞他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象在这个长满了肿瘤的帝国身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比起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而至今为止，胡锦涛的反腐肃贪举措，尚未获得国际性声誉，却被指认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因而越反越腐，越反中国官场越黑暗。事实也确实如此。
安德罗波夫洞悉自己有限的政治生命力，他的反腐运动，并非治本之举，他只是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信念和执著追求，同时在两条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腐败的官僚政权，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150个州级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但是，人民仍然为他的整肃运动欢呼雀跃。与当初的苏联一样，中国已经步入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全面开放、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中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幸的是，今天的胡锦涛与当年那个无奈的安德罗波夫一样，力图在“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框架内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非法治的黑箱作业式的反腐，似饮鸩止渴，正在并已经制造“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惨痛悲剧，殊难摆脱衰亡的历史宿命。
在苏共和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科院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自私又狭隘的利益集团。这正是对今天的中共真实又生动的写照。中国人民不再相信、不再认可那些“红色记忆”和“永远的丰碑”。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在经济和生活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也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胡锦涛及其中共难道真的就没有警悟？
在今天的中国，好多共产党人背叛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巩固一个伟大的国家比巩固一个腐朽的政党重要得多。不认识、不理解这一点，你当共产党员干啥？那更不用说从事政治了。中共恢复到正常的地位，中国才有神圣的地位。
国家、执政党及其前任都腐化变质，安德罗波夫与胡锦涛，先后站在创造历史、挺进新纪元的节骨眼儿上，都是开启本国政治正常化的适当人选，这是历史性机遇，也是顺应历史性潮流。安德罗波夫的15个月太短暂了，而胡锦涛呢？
苏联解体以后，几乎所有最高领导者都遭到人民的诟病，安德罗波夫是唯一的例外。不仅如此，他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任共青团领导的卡累利阿，人们在2004年为他树立了一座3.5米高的不锈钢纪念碑。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苏联人民首次为原苏共领导人立碑。
20070731(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比胡锦涛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只干了15个月的苏共总书记。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诸如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工业方面的承包作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胡锦涛的前任早就做了。与胡锦涛的表现相似，安德罗波夫的最大亮点，是反腐败。已经没得退路了，不反腐败就要亡国；又不敢彻底反腐败，彻底反腐败就要亡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安德罗波夫敢于打击新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他在反腐肃贪的气势与果敢上比胡锦涛更甚。最后，安德罗波夫没能彻底反腐败，想保守自己的价值观，苏共和苏联还是没有保住……
安德罗波夫上任以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夫年”的工作重心，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挣扎。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官职等级名录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以特权阶层为根基的苏联特色的腐败，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苏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勃列日涅夫和他领导的政治局是腐败的最大策源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反腐败措施，解决苏联腐败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廉洁著称的安德罗波夫身上。他执政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揭露、调查和处理的一大批腐败案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乌兹别克案”、“棉花案”、“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案”等大案要案。在这方面，当初的苏共和安德罗波夫与今天的中共和胡锦涛是何其相似！
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矛头直指官僚政权。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为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就有90多人，包括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他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挚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他不仅通过整顿纪律、撤换干部来打击腐败官僚，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与他朝夕相处的权力最高层。他上台伊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距莫斯科50公里的范围内不许建造别墅的决议，这直接触及了政治局元老葛罗米柯、几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利益。安德罗波夫敢于拿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刀是因为他个人是廉洁自律的带头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是萎靡不振的政治局中极少数不酗酒、不搞特权、不讲吃喝、不钓鱼打猎、不追逐女色的廉洁委员之一。他在任时，赠送他的所有礼品，无论轻重，都交给了国家。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外，几乎没有为他的亲人留下任何东西……他在全苏范围内整肃纪律和揭发高级官员腐败的行动，使特权阶层恐慌不安。但安德罗波夫清楚，他开展的反腐败运动只触及了这一阶层的表皮，苏联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系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网络。不破除这种关系，贪污腐化、滥用职权以及权贵阶层特权的膨胀就无法避免。为解决“腐化无能的恶性循环”，安德罗波夫拟组建一个以沃罗特尼科夫为首的年轻技术专家组成的新政府。但由于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仅15个月，天不假年于他，纵有万千雄才大略，也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把胡锦涛的年富力强与执政时间放在安德罗波夫身上，苏共和苏联的命运会如何呢？西方给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以极高的评价，称赞他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象在这个长满了肿瘤的帝国身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比起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而至今为止，胡锦涛的反腐肃贪举措，尚未获得国际性声誉，却被指认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因而越反越腐，越反中国官场越黑暗。事实也确实如此。
安德罗波夫洞悉自己有限的政治生命力，他的反腐运动，并非治本之举，他只是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信念和执著追求，同时在两条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腐败的官僚政权，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150个州级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但是，人民仍然为他的整肃运动欢呼雀跃。与当初的苏联一样，中国已经步入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全面开放、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中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幸的是，今天的胡锦涛与当年那个无奈的安德罗波夫一样，力图在“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框架内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非法治的黑箱作业式的反腐，似饮鸩止渴，正在并已经制造“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惨痛悲剧，殊难摆脱衰亡的历史宿命。
在苏共和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科院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自私又狭隘的利益集团。这正是对今天的中共真实又生动的写照。中国人民不再相信、不再认可那些“红色记忆”和“永远的丰碑”。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在经济和生活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也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胡锦涛及其中共难道真的就没有警悟？
在今天的中国，好多共产党人背叛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巩固一个伟大的国家比巩固一个腐朽的政党重要得多。不认识、不理解这一点，你当共产党员干啥？那更不用说从事政治了。中共恢复到正常的地位，中国才有神圣的地位。
国家、执政党及其前任都腐化变质，安德罗波夫与胡锦涛，先后站在创造历史、挺进新纪元的节骨眼儿上，都是开启本国政治正常化的适当人选，这是历史性机遇，也是顺应历史性潮流。安德罗波夫的15个月太短暂了，而胡锦涛呢？
苏联解体以后，几乎所有最高领导者都遭到人民的诟病，安德罗波夫是唯一的例外。不仅如此，他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任共青团领导的卡累利阿，人们在2004年为他树立了一座3.5米高的不锈钢纪念碑。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苏联人民首次为原苏共领导人立碑。
20070731(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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