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五七年民主运动大爆发始因
五七年春天，苏共控制下的附属国民众要求改变共产极权体制的呼声高涨；尤其是在匈牙利，渴望自由的民众一夜之间就以街头民主运动的方式一举推翻了共产党严密控制的铁血政权，宣布了自身的自我解放。
而在共产中国，中共匪党攫取政权伊始立即展开的抢劫农民土地丶捕杀土地所有人丶以“保卫胜利果实”名义驱赶三千万农民上战场充当炮灰的所谓“土改运动”，绝对地让那些日出而耕丶日落而息的老实农民认清了中共匪的虚伪与阴险，认清了共产头目从来就不是他们的什麽“大救星” 。进入五零年代，共产党首次发动的秋後算帐式的“镇反运动” ，也终于让那些国民政府“起义投诚”人员被送上刑场枪决前悔不当初：原来轻易相信党匪指天发誓承诺的“既往不咎丶立功赎罪”，换来的竟然是人格惨遭无限糟蹋之後，再补上一颗子弹。在朝鲜战场，共产党同美国人玩命血战了三年竟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于是掉转矛头把气出到了“破坏抗美援朝”的“奸商”头上，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所谓“三五反运动”；此运动最後让那些满怀抱负丶指望在共产政权下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资本家们忍气吞声地“自愿”接受了党匪的洗劫，并进而“自觉” 变成了中共极权治下一无所有丶且只能唯唯诺诺的共产国奴。之後，共产党以为其极权统治已经稳固，于五五年又编造出了党内存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神话，再次掀起了大规模的整肃城市知识阶层的“肃反运动”；共匪设计的新文字狱，有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许多当年因误信共产欺骗宣传丶误入党途丶拼死为共产党打天下的知识份子，不是在共党刻意组织的“批斗” 会上被当场活活打死，就是被无情地投入监狱丶去饱尝那永远得不到判决的无期徒刑。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经历了从四九年起连续八年共产党欺骗丶抢劫丶镇压与杀戮的中国人终于醒悟了：中共党匪非我族类，他们是共产俄国侵略并鲸吞中国的代理人，是一群嗜血成性滥杀其国奴的邪恶魔鬼。
学生抗共民主运动惊杀共产匪党
在匈牙利民主革命成功丶中共极权暴政已遭全民背离的大气候下，经历了抗战胜利後民主政治熏染和共产攫权後血腥杀戮的中国青年知识份子当仁不让地站到了向共产暴政讨还民主丶讨还自由的第一线。历史记录下了中共国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抗共民主运动：北京大学丶清华大学以谭天荣丶刘奇弟等为首的一批本与政治无关的理工科大学生率先向共产发难，他们在校园内一批接着一批地贴出了揭露并批判共产邪恶的大字报，并以北京为中心，迅速将这一本属于全民的抗共怒火烧向各地大专院校丶烧向全共产中国，从而在意识形态上首次彻底否定了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五七年学生首创丶铺天盖地迅速展开的大字报运动，令共产党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对共产邪恶血腥揭露批判之广，甚至深入到了边远农村和城市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普及性远胜过今日的电脑网络论坛和部落格，并从此成了中共国民众对抗共产谎言宣传的有力武器之一。毫无疑问，如此轰轰烈烈展开的否定共产政权合法性的全民大批判，极大限度地震撼了那些自我吹嘘是“人民大救星” 的党匪头目神经，极大限度地动摇了共产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尽管，是次抗共民主运动最後被中共匪镇压，无数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才俊被冷酷地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在非人的残酷迫害下英勇献身，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追求的爱国理念却至今不能被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所抹灭。他们首创的以民主自由取代共产极权暴政的论述现在连中共党的御用学者也不得不口头上予以承认；他们厌恶的源于俄国沙皇文化的中共铁血暴政，如今随着俄共的消亡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放软身段，不得不从昔日歇斯底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变成了今日胡锦涛的假惺惺“和谐社会” 欺骗；至于他们揭发出来的中共匪党在历次运动中犯下的亿万件抢劫与杀戮罪行，现在不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审判共产邪恶的罪证，而且连中共匪首邓小平丶江泽民也不得不用“前二十年与後三十年” 荒唐地加以切割，自欺欺人地标榜本无本质区别的毛泽东杀戮同共产党其後的杀戮存在着“本质区别” 。
敲开共产军抗共民主运动大门
任何一场抗共民主运动，军队都是共产党一直死抓住不放的最後阵地。在五七年那振奋人心的全民抗共年代，本人所在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共产军知识份子聚集最多丶且层次最高的场所，共产党为保证军队不卷入全国性的抗共民主行列，曾下死命令禁止军事院校不得参与“大鸣大放”。然而，当时年仅十八岁丶既非匪党党员也非匪党团员的纪才表BIAO(山票) ，却以一篇万言论述“我的看法”敲开了共产军抗共的大门；我因此荣幸地被共匪“解放军报” 誉为“军内最大极右份子”，并事实上结束了哈军工知识精英谓之的“军工学院独春寒”的不正常状态。
“我的看法”，是一篇全面论述共产极权体制必须用民主自由政体取而代之的长篇论文。它举出实例分段论述了：共产党民主的虚假和欺骗，指出所谓“民主集中”实乃用偷梁换柱之法篡改民主概念；共产党的等额划圈圈选举，是彻头彻尾地愚弄百姓，拿百姓当阿斗；中共党借口肃反丶镇反，进行血腥杀戮，毫无人性，令人发指；苏俄共及其进入东北的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烧丶杀丶抢丶奸等严重罪行，它绝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社会主义有多种选择，中共推行的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丶能够保障全民福祉的社会主义。很明显，该文论点清晰，道出了中共邪恶极权体制必须用民主自由取而代之的真谛。
这篇从共产军内发出的呼吁彻底变革共产极权体制的论文，立即在共产党内丶军内掀起了轩然大波，除共匪“解放军报”大声惊呼出了“最大极右份子”外，纪才BIAO(山票) 的名字旋即被送上了共产匪头周恩来的办公桌，共产军首席政特工大将黄克诚更亲率大批军委打手闪电进驻哈军工八一楼，而科学院的共匪学部主任和北京的新华社记者则受命登门告诫家父：“要有精神准备，纪才BIAO(山票) 不久就会有苦头吃了”。然而，我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後悔，我为我小小年纪就能有幸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抗共民主运动而感到自豪。
党匪头又恶斗又合流导致中共国“ 反右” 扩大化
从五三年俄共头目斯大林死亡开始，共匪头毛泽东同其党内俄共代理人之间的恶斗就已经悄悄展开。众所周知，毛土匪从来就是一个唯我独大的政治狂人，斯大林跷辫子之後，毛就以为自己应该是共产阵营当然的老大了。因此，尽管中共对民间的宣传仍然把俄国佬叫干爹老大哥，但随着苏俄头目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地位的稳固，毛同赫及其中共党内代理人之间的权争就越来越叫劲了。那期间，俄共头目米高扬曾到访北京，他毫不掩饰地公开宣讲有人是红皮白心萝卜，暗誉毛泽东是土包子开花，根本不懂马列主义；无疑，在俄共主子的心目中，苏俄在中共党内豢养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才是他们认定的正牌共产党人。
毛泽东当然不吃俄国太上皇这一套，于是彻底铲除俄共埋藏在中共党内的反毛代理人就成了善于权谋的毛大土匪的最大心病。五七年春，山雨欲来的反共大气候以及北大清华学子全力推动的抗共民主运动，让毛泽东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于是，实际上权力已经旁落的毛竟然大力倡导起了“大鸣大放”， 他指望民众抗共争民主的打击矛头能指向实际负责中共极权体制运作的那批亲俄官僚，以便等待时机，再纠集那些追随他的井冈山土包子来收拾残局。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五七年中共国人的抗共民主运动来势异常汹猛，毛泽东在学生大规模声讨共产邪恶几天之後就突然发现，如果他继续玩一箭双雕，弄不好不但党内的对手除不掉，甚至连共产党的老本都会输光。于是，毛大土匪迅速转向，反过来同他准备打倒的党内对手合流，任命邓小平为“反右”总指挥，宣称实施“阳谋”，要用“大鸣大放”把所有共产党不能放心的知识份子“引蛇出洞丶一网打尽”。
事实上，共匪五七年开始的“反右”疯狂一直延续到了六二年全中共国爆发大饥荒才算结束。这期间，中共匪党高层内斗不断，毛泽东为保持其在党内的主导地位，接二连三地搞出了许多修理中共国人的名堂：五八年党匪倡导“又红又专”丶“上山下山”，将所谓中间派民众划分为“左丶中丶右” 三等，凡“中右”者一律变相充军丶发配下乡；其後，党匪又疯狂鼓吹“总路线丶大跃进丶人民公社丶土法炼钢丶亩产万斤”， 以至最後造成三年大饥荒丶饿死三千万。到此，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败，无奈地向俄国一手豢养的汉奸刘少奇交出了共产国主席权力，而这场“反右” 扩大化的党匪内斗也随之终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中共匪党内斗延伸出来的“反右”，它不同于五七年学生首先发难的抗共民主运动。在大批爱国学生和知识精英被邓小平派出的工作队控制之後，所谓“反右” 仅只是共产迫害的代名词，它已经变成普通平民百姓因言获罪的一场大劫难。在共产党匪打着“反右” 旗号镇压丶杀戮之下，受害的中国知识份子乃至一般平民百姓，不下千万之众；而共党为镇压专门设计的“劳动教养”，更允许共匪党委级头目超越法律权限无限期地关押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从而令整个中共国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大型国家监狱。
血腥杀戮下苟活过来的犬儒知识分子何颜以对五七精英
大陆民间对中共国抗共民主运动有一句非常实际的评论：六四不如五四，四五令人振奋，五七让人敬佩，五四乃民族之魂。此论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理解：六四学生很多出身共产党家庭，他们不敢言变革共产体制，甚至抓了三个向毛匪头像扔墨水瓶的小百姓去向匪党表衷心；五四学生敢于冲进中南海，把军阀政权的总理拖出来一顿胖揍，而把共产党当作党妈的六四学生却不敢在党匪尚未准备好屠杀之前冲进中南海把李鹏拖出来讲理；四五精英虽然仅只是怀念共匪头周恩来，但却敢于让共产匪“鬼哭狼嚎”， 敢于把天安门警卫团长扒光了跪在烈士纪念碑前赎罪，令饱受十年文革压抑的中共国人倍感振奋；而五七抗共知识精英，更是大无畏地正面对抗共产邪恶，坚决要求用民主自由取代共产极权，坚决否定共产极权存在的合法性，又岂能不让中国人由衷地表示敬佩。
今天，宣称要在这里评论五七年抗共民主精英大无畏英雄行为的来自中共国的知识份子，宣称要在这里为当年“反右”受害者说句“公道话” 的来自中共国的知识份子，其心态和思维方式很多都和六四人物雷同。他们在邓小平“杀他二十万丶求它(中共国)二十年太平”的血腥杀戮下活了过来，有的甚至同共产党匪有切不断的血肉联系和利益输送，奢望他们认同变革并清算邪恶的共产极权体制，显然并不实际。
这些人，很可能出于他们潜意识中的惧共丶媚共本性，拉起”学者专家“的虎皮旗，要求共产受害者同共产杀人魔和平共处；这些人，更可能是跑到美国替共产党匪大打擦边球，以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宣扬共产恶魔的善良。当然也不可否认，这些人出于其自身的良知，也会呼吁共产党匪“平反右派”丶赔偿“反右”受害者的经济损失。
作为五十年前轰轰烈烈抗共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我实不愿看到由那些被外界讥讽为共产国犬儒知识分子的人来给五七年的英雄人物作历史评价；如果他们不首先对自己的思维状态作出正确批判的话，如果他们仅只是为了自己在海外生存表演作秀的话，如果他们实际上是在替共产党匪充当说客丶企图误导海外舆论的话，那实在是对当年英勇献身的五七抗共知识精英的莫大侮辱。
共匪屠刀下的幻想丶出卖与献身
事实上，对邪恶共产党匪抱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八零年，国防科技大学(原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政工部门头目曾恶狠狠地对我说：“唯独你不能平反，你是右派典型”，但事後可能是共产党要向家父搞统战的缘故，共产军国防科委专门写信责令国防科大政治部给我“平反” 。
“平反”了，结果又如何呢？还不照样是中共国的二等公民。我父亲用多年积蓄在北京给我买了个小四合院，文革时被抢走了，後来共产党说“平反” 了丶“优待” 我，可这“优待”只赔了我三千元共产钱。我两次同哈军工同学丶当时的共产军现役教授合组电脑公司和卫星电视公司，其起步时的规模甚至超过“中关村”，但最後全都被共产匪用莫须有的罪名没收了，原因仅只是我是中共国的“右派”。还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共国当工程师，负责修建发电厂和纺织厂，就因为挡了贪官财路，这帮无赖竟然闯进我家对我毒打，我找来派出所警察讲理，那个警察反而又踢了我两脚扬长而去；事後告到法院，共匪的党委又介入其中，说什麽我也有错，强令法院判处和解。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在共产邪恶没有彻底铲除之前，自己不“平反” 自己，却指望杀戮者“平反” 被杀戮者，实在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
不过，在中共匪的血腥统治下，真正有良知的爱国知识份子仍然大有人在，他们不图名丶不图利，默默地留在共匪铁蹄下努力奋斗，决心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奉献一切。我在哈军工有一位同学，他叫倪幼渔，空军工程系的，从劳改地释放後我们聚在了一起。一九八九年前後，他被共产党派往伊拉克搞援建，我劝他乘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他不愿意。二零零一年前，他要去台湾看女儿，我们约好在海外见面，但他说，出来之前他有一件大事要做，应该可以从内部改变共产党极权体制，据悉他的努力应该和胡锦涛做宣传部长时的前任宣传部长朱厚泽有关。但零二年之後，倪幼渔就同我失去了联系，其後很久传来了倪的噩耗，说他在佛山海关出关时被捕，三个月後被监狱警察活活打死，警察则通知家属说倪幼渔跳楼身亡。再以後，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朋友告诉我，零四年中共的青岛会议出了“问题”， 好像同朱厚泽有关。待到零六年，我终于联系到了倪幼渔的女儿，但她在电话中不敢说究竟发生了什麽事，只是说“希望有朝一日能给我父亲立个纪念碑”。像倪幼渔这样默默无闻的中国民主精英，五十年如一日，为实现自己的民主自由理想至死不渝，其英雄行为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公开祭奠，而共产邪恶也总有一天会遭到清算。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一名在共产邪恶下长大的丶自称叫什麽任不寐的民运份子，跑到加拿大後公开出书，宣称倪幼渔仅只是帮他传递书籍原稿的通讯员，而与此事有关的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自倪遇难後也突然封口，仅仅在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任不寐写的有关倪遇难的说辞，事情就算了结。最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倪幼渔遇害原因，不仅蔡永梅封口丶一推三不知，而且与倪接触频繁丶并经倪努力才得以到海外访问的名噪一时的“曹破产”曹思源也突然消声匿迹，打电话问他究竟发生了什麽事，回答只有一句话：“我的电话被监听，什麽都不能讲，有事请问任不寐”。而那个任不寐，很可能确实昧了良心，他无法解释为什麽倪幼渔替他传递书稿会犯死罪，而共产党却能让他大大方方地离开中共国到加拿大投奔女友并出版他那本犯有死罪的书稿。
对本次会议的一点点希望
本文之所以在此对共匪屠刀下形形色色中国知识分子丶学者丶民运人物的行为和思维稍加着墨，目的很简单，不希望海外舆论和不了解实情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被犬儒主义者的某种似是而非的评论所左右；不希望中国人的眼睛被共产邪恶所蒙蔽，期望他们认清是非丶鼓起勇气紧跟五七抗共民主志士的足迹奋勇前进，各自默默地为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奉献上一份自己的微薄力量。
附录：
本文为宋永毅主办的“反右” 受害者研讨会而作
作者：纪才BIAO(山票) ，现名纪晓峰，二零零年六月二十七日于洛杉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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