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血案18周年(一)：八九民运播下中国民主思想火种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血案18周年纪念日，岁月虽然不断地向前推移，世人却未遗忘「六四」，中共政权当年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残酷行径，在全球华人心灵深处所烙下的历史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而八九民运在催化中国大陆民主自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始终赢得各界正面评价。

◎ 为保政权 邓小平军事镇压学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性地发起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要求北京当局进行政治改革的争民主自由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声势高昂、规模庞大，深深震撼了海内外，但中共高层却进行铁腕镇压，残暴冷血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这场民主运动从开始到被压制，其间历经了将近2 个月，不幸最终以流血收场，但后续效应至今仍余波荡漾。

探究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令军队、向人民开枪的真正关键，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一致认为，邓小平的主要目的在保住政权。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之一的陈子明指出，邓小平曾经透露「不惜杀死20万人，也要稳住20 年」：『当时对邓小平来说，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也是照他所说的，就是要发展经济的需要，他是不惜流血的，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死人的事情是算不了什么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死3亿人，怕什么，我们还有3亿」，所以，死20万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则是指出，北京当局是因为缺乏自信，才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民众抗争事件：『我想，当局当然知道说，如果民众的民主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那么，这个党过去对中国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恐怕就没有办法再去掩饰，甚至说他们本人、他们自己这个集团，都会对过去的罪行去付上很大的代价；因此，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杀人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想，这即使对过去所犯下罪行的那种心虚的心态，也是为了能够在以后继续维持这样的统治，为自己这个集团谋取利益，所以，这个双方面的考量结合在一起，才使得中共采取了最疯狂的这种方式。』

◎ 领导层民主化看法分歧 八九民运失败最大关键

八九民运当年曾经在中国大陆18个省份扩散蔓延，最终却功败垂成，有人认为，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是抗争学生发起绝食的结果；对于这种说法，王丹批评是一种事后诸葛的推论：『当初谁也没有想到，政府会采用开枪的方式来镇压学运，所以，事情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1989年，也没有按照一个理性的那种模式去运转，所以，今天的这些所谓的理性的这种推论，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而且，即使事后诸葛也是按照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问题是，中共其实经常不是按照一个理性的方式去作决策的。』

陈子明则是强调，绝食抗争的方式虽然比较激烈，但学生的诉求却是理性平和的，事情会演变到后来的局面，当权者必须负全责。陈子明说：『不能说这个绝食不是一个错误的举措，但是，责任不能放在学生的头上，这个责任应当完全是由政府、当时掌权的人来承担；因为，虽然这个行动比较激烈，但是，当时(学生)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很激烈，他们只有两点要求，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另外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别的要求。』

◎ 当局血腥镇压民运 导致社会畸形发展

事实上，在1989年，不仅中国大陆发生了大规模民主运动，前苏联还有波兰等东欧共产政权，也出现了要求政府改革的风潮，东欧国家一次到位地完成政治、经济改革，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却惨遭压制。同样是民主运动，在中国和东欧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背后因素引人关切。

流亡海外多年的中国大陆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阶段，几乎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但结果如何，则是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八九民运最后遭到镇压，最大的关键是，中共领导层对民主化的看法分歧。王军涛说：『我觉得，当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执掌政权的核心，仍然来自于革命战争建立的那个政权的、共产党的那个有非常强的一些政治强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社会关系、人脉基础，还有他们政治的这种残忍，它的那个就是残暴的心理，还有像他们的这种政治动员力和运作能力，还是比民主运动要老辣得多。』

王军涛和陈子明一样，都被中国政府扣上了「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大帽子；他表示，邓小平当年不接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要求，甚至派出军队镇压，导致了中国后来呈现畸形和变态的发展。

◎ 打破对当局政改幻想 播下民主思想火种

王军涛表示，八九民运让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接受挑战，改革政治体制，促使国家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另一种就是拒绝推行政治改革，但后果极其严重。王军涛说：『它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后果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犯罪还有暴力横行，还有环境恶化、人权问题、失业、道德沦丧，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急剧恶化之中，统治者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不满的人民群众(事件)，它已经从数据上说，前年已经是8万7千起，每5分钟就有一起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6千万个信访事件，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统治者还拒绝进行政治改革，那么， 1989年将会成为一场新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王丹也表示，当年当局向人民开枪镇压，使得人民希望由中共主导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幻想破灭；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1989年以前，即使包括民主派在内，都还是希望由中共来主导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在1989年之前，大家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当局；但是，1989年当局开枪镇压这件事，使得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中国的民主派也好、老百姓也好，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不再相信当局会主动的去推行政治改革，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只有经历这样的转变，真正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因为，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青天、所谓的皇帝的身上，所以，1989年实际上等于代表著中国民主化过程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王丹表示，八九民运是中国大陆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个高峰，也是一次行动的启蒙，因为，当年学生和市民，以行动履行了中国宪法所应给予的权利，并且向所有中国人民展现，这些权利并不是由当局掌握，而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些启蒙已经化为思想的火种，种植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变化成民主的果实。

八九民运虽然遭到无情压制，18年来，中国大陆也未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但是当年风起云涌的情景已经留下鲜明记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日渐上升，八九民运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坚实不容撼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