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动乱的年代，走过文革的死亡阴影，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现居加州硅谷的华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继去年10月由美国兰灯书屋（Random House）出版她在中国悲惨岁月的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 AChildhood Lost in Chaos）后，最近再在香港推出中文版。
此书是巫一毛的处女作，她的父亲巫宁坤是英美文学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1993年他在纽约出版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轰动西方世界。此书回顾了1951年他从美国回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泪史，「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两代写历史 大巫小巫落玉盘
时隔14年，巫宁坤之女、原职加州硅谷多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的巫一毛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下面简称「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后问世。父女俩各自以自己的笔，我手写我心，将两代人经历过的时代风暴呈现世人面前，为历史存真。两代人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悲惨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见证。难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两本书是「两代人抢救历史，大巫小巫落玉盘」
巫一毛这本「带有史诗色彩的自传」，以独特视角展示了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天真无邪女孩，在中国当代反右、大跃进、文革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长历程，透过作者精神与肉体遭受的双重苦难，刻画人性的丑恶，令人更进一步了解那个「大革命时代」的灭绝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设计是一根象征作者命运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风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运动中被吹来吹去，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一点选择」。左侧是充满童稚的作者5岁时穿一袭连衣裙摆出可爱舞姿的照片。全书360页，另外还有18幅珍贵的黑白照片，这是无数次搬家、抄家、动乱年代幸存下来的，「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这本书拿在手上，不仅书的分量沉甸甸的，也因为「叫右派太沉重」，读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传从1961年三岁生日去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第一次见面开始，到1977年考上大学结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着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开始，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受到父亲株连，过早开始没有童年的童年，受尽欺凌、污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同学甚至恶作剧将粪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书桌抽屉内；八、九岁就先后遭「解放军叔叔」和父亲在安徽大学的同事强暴……；她目睹父亲被人羞辱、蹂躏，眼睁睁看着父亲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挨批斗、掏茅坑、焚烧自己的书籍等。她还被学生把着手、强迫写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宁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阶级队伍」，全国进入新一轮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队名义滥打乱杀。父母被迫与稚龄子女分离到农村搞「清队运动」，年仅10岁的巫一毛成了「小妈妈」，要照顾5岁的小弟弟，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兰的母亲被人奸杀；也目睹许多人不堪折磨或为了维护尊严而自杀；她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险死还生。而她几个儿时好友就没有她幸运，因各种原因悲惨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团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历尽艰辛。文革后期，她随父母回到安徽芜湖市念高中。高中毕业后，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苦难才告一段落。
1981 年，巫一毛自费来美留学后，开始动笔写回忆录。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许多部分难以下笔，回忆如潮水般袭来，写到伤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惨死，「我往往坐在计算机前，泣不成声，许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块心上永远流血的伤疤。写书的过程，也是疗伤的过程，写出来得到一种解脱。」
在此期间，巫一毛先后获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硅谷数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并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她的写作也因此断断续续，写写停停。
她说：「1993年初，我的父亲写了《一滴泪》，是他的自传，从他的角度说那一段历史，也是我们一家的故事，对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榜样。书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说的是我为了上学，如何用两条心爱的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换一双鞋的故事。父亲的书出版后，好几篇书评都提到我的《鞋》，这对我有鼓舞作用，更坚定我的决心，要把书写出来。」
住在纽约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说，有一个传记电视节目，每次播放前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一个独特又难以想象的故事。」在这之前她觉得「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夸张」。来自台湾的王渝自从开始接触到中国大陆人士后，「我的感觉改变了，每次听他们、特别是作家朋友谈过去，我都觉得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现成的长篇：曲折、苦涩，处处留下时代的烙印。」
由于考虑到「一羽毛」此书是英文写作，读者群在美国。2000年，巫一毛认识美国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两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将故事写出来后，殷戈曼为她的书进行修改、润色。几经曲折，终于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说：「英文版幸运地找到兰灯书屋出版，他们认为书的内容很完美，没有作出什么改动。」
她开心地说，兰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登广告，还安排她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地，举行新书发表会及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新书促销活动。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
一泪一羽毛 回忆令人心碎
巫一毛说，在美国生活后，在「人性的环境」中，看着她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她终于有足够勇气，挖掘埋葬在心底坟墓深处的隐痛。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作家张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写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这部作品的整个叙述都反映了作者对自己长大过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心灵上的泪水，而是整个民族的泪水。」
她说：「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怎能容得下大时代中的辛酸、残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谬，怎能容得下大红包裹的纯黑？我只能说，是作者的那些惊心动魄、令人心碎的回忆，是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简洁如诗的语言，是人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真实人性故事，使此书有了意义。」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强调书中叙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的小说。她说，「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经历革命暴风雨的冲击，侥幸存活的巫一毛说：「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她希望透过此书来解读人性，透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也是我对那些早逝的儿时同伴的心祭」。
往事难忘 过去从坟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这是现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刻画人性的成名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书中一段说话，被巫一毛在自传的「前言」引用。
《暴风雨中一羽毛》书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里，厄运就已降临到她头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周，当时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的父亲，因「极右分子」罪名，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自此开始全家长达20年的苦难。
巫一毛父亲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文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他从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同学。
1951 年，巫宁坤博士学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学校长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英语系。对于年轻而富于理想的巫宁坤来说，投身一个崭新的世界，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的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临行时，李政道帮他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大字。
巫宁坤最初回国被待如上宾，但好景不长，在燕京大学只教了一年，燕大并入北京大学，巫宁坤因「历史不清楚」，被贬到天津南开大学。
1957 年「五一」劳动节，中共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带来全国性的「大鸣大放」。一名当年在延安经过「整风」洗礼的副院长，接连三个晚上到巫宁坤家，动员他带头在即将召开的「鸣放会」上发言，向党提意见。副院长还反复交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巫宁坤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就在会上发言了。他首先提到「肃反运动」中，他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要求南大党委向他们全家赔礼道歉。接着他赞扬「双百方针」，说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对言论自由是极大鼓舞。谁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千千万万知识菁英掉进「阳谋」的陷阱。据说巫宁坤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枪毙，但党是宽大的，不但不枪毙，而且不定为『现行反革命』，只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严厉的处分。接着，巫宁坤被送进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建的劳动教养所。
万古云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 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诗选》，接到妻子从北京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刚读过杜甫称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心想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让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巫宁坤有二子一女，三个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讲究」，长子取名「一丁」，是为了「祝愿他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当个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后一切都好起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说：「『一毛』是爸爸在劳改时给我的礼物，希望我以后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她出生后父亲长年缺席，直到三岁生日那天，因父亲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见面。
巫一毛的自传，就以三岁生日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为「引子」，可惜却写得有点时空错乱，人物角色颠倒。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后面，越看越打动人。
巫宁坤被打成「极右分子」，全家都受牵连遭罪。他后来被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与他离婚，李怡楷不从，全家被赶出北京，不许她教书，下放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那时，巫一毛才六个月大，哥哥也只三岁。接着，他们经历了三年「大跃进」人祸造成的「自然灾害」。
巫一毛说：「说是天灾实是人祸，安徽是重灾区，那几年饿死了九百万人，特别是农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饿死了，有的成了绝户。在这种情况下，妈妈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过饿毙的命运。」
巫一毛的外婆特别疼她，宁可自己挨饿，把口粮省下来喂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亲，眼看这样「要把娘饿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灾多难中度过。
巫宁坤在北大荒三年劳改后回到合肥。还未过上好日子，「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发，他首当其冲成为「老运动员」，全家命运再次坠入黑暗深渊。
巫一毛终生不能忘怀，父母被双双关进「牛棚」时，作为右派子女，她受尽污辱和殴打，有次病得差点死去，独自一人病倒在房间内不知多少天，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送院急救，医生说没救了，通知家属办后事吧，幸而她命不该绝，只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为饵 8岁遭强暴
巫一毛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将八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主席像章」引诱、在树林中遭强暴的事情写出来。
文革那年，巫一毛8岁，小小年纪已非常懂事。为了不增加父母的烦恼，牙痛了好几天的她，独自去医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钱，五分钱挂号，余下三分钱只能坐一趟车。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于下雨，就抄近路在树林走，结果一个解放军士兵以一个铝制的「毛主席像章」为饵，趁四周无人将她硬拽入林中强暴，她欲反抗时几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迹……。
当时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崇拜的对象，没想到禽兽不如。巫一毛在自传中写到，事情发生后，她不敢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醒来，我躲在黑暗中，流着泪坐等天亮。……」
她又回忆，在被奸污后的一段日子，老师照常在课堂上讲「解放军叔叔的革命故事，赞扬他们英勇无私的为人民服务」，「我照常听着，跟着朗诵唱歌。每当穿绿军装的人走近，我彷佛都能看到那张伤害过我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发抖……」
巫一毛的惨痛经历，让合著者殷戈曼觉得不可思议，此后她又一次被强暴，对方是父亲在安徽大学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已够惨了，再写第二次强暴，担心读者认为缺乏可信度，所以没有写进书中。后来巫一毛到安徽泾县西阳公社罗村大队下乡时，也险些被生产队长强暴。
巫一毛被二度强暴后，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终于鼓起勇气「知会」父亲，准备写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的反应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么会强暴女儿？是不是女儿记忆有误？
巫一毛说：「这种事怎么可能记错呢？殷戈曼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所有倒霉事都让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黑』。其实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了，我们全家除了奶奶都活过来了。我只是成千上万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诉殷戈曼，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有类似她家的经历。「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为了让西方读者读起来「不那么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删掉了一些细节。
初恋情缘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为单亲妈妈的巫一毛，曾试图与子女进行「历史的沟通」，「我跟儿子解释，他就说：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 now（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现在是现在），我不要听过去中国的事情。」
巫一毛说，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也不大关心中国。令她更加觉得有责任「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她在自传「前言」中表示，「但愿讲出我的故事，我成长时代的故事，可以让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所有的孩子们尽情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对文革人性的扭曲颇多着墨。书中提到他们走投无路时，巫一毛母亲从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宁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而这趟北京之行，还是表姐的亲爸、巫宁坤舅舅的主意。谁知即使递上她父亲的亲笔信，李志绥夫妇仍装着不认识以前见过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说「再不走就喊警卫」。巫母为节省公交车费，大热天冒着烈日走了两小时路，临走时乞求一杯水都被无情拒绝……。
巫一毛回忆录写到1977年上大学、被迫与初恋情人分手为止。在尾声部分，她公开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恋和爱情。当年她与同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泾县分手，一别28年，两人虽然纯情到连手都没有拉过，但巫一毛对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刻骨铭心。
2004年，巫一毛为了拍摄记录中国知青经历的英文纪录片《上山下乡》（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重回当年插队的村庄，纪录片原汁原味呈现了她与初恋情人重逢时抱头痛哭的镜头，赚人热泪。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离婚，再见到昔日恋人，虽然心情激动，但也明白「两人有缘无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缘已了。她不讳言48岁的女人，仍然憧憬爱情，前几年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双子女，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大儿子上大学了，小女儿也即将高中毕业，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马王子早日出现。
为历史作证 哀而不伤感人肺腑
此书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对「一羽毛」的评价：
历史学家、克鲁格奖得主余英时评论说，此书「透过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的长年受难，《暴风雨中一羽毛》真实而生动重现毛泽东统治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家哈金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柢，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潘耀明认为巫一毛小说的成功，是因为她如实地记录了童年的血泪史，语言平实生动，不虚饰，所以能扣人心弦，赚人热泪。
文革结束已经超过30年，今年是反右50周年纪念。在中国，文革及反右依然属于敏感禁区，有关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关部门严密控制。巫一毛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保存历史纪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她写回忆录的初衷之一。
她说：「过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为像文革10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如果我们再不把它写下来、记住，下一代人就不会记得，就不会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谓的「爱国华侨」，凭主观信念不愿相信中共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传出版后，有匿名网友在网上指责她「不要在国外诬蔑我们的祖国，这和卖国没什么两样！」「巫一毛，你诬蔑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是我们的民族！是谁让我们站立起来，挺起了脊梁？又是谁让我们对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网友反驳，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年龄？如果是我们这代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与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经历，如实记述个人的经历、反映国家的历史，有何不可？倒是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回忆，去写出来，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是留给人类也是我们祖国的财富。」
也有网友说：「……对摮痕漫w论，难道还用说吗？经过那个年代的心中都有数。另外，不必把记述个人经历与『诬蔑祖国』联系起来。历史是无法回避和掩饰的，还其真相才是对祖国的贡献。……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历史，无论光辉还是有污点，才是值得敬佩的伟大民族。」
此书是巫一毛的处女作，她的父亲巫宁坤是英美文学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1993年他在纽约出版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轰动西方世界。此书回顾了1951年他从美国回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泪史，「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两代写历史 大巫小巫落玉盘
时隔14年，巫宁坤之女、原职加州硅谷多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的巫一毛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下面简称「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后问世。父女俩各自以自己的笔，我手写我心，将两代人经历过的时代风暴呈现世人面前，为历史存真。两代人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悲惨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见证。难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两本书是「两代人抢救历史，大巫小巫落玉盘」
巫一毛这本「带有史诗色彩的自传」，以独特视角展示了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天真无邪女孩，在中国当代反右、大跃进、文革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长历程，透过作者精神与肉体遭受的双重苦难，刻画人性的丑恶，令人更进一步了解那个「大革命时代」的灭绝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设计是一根象征作者命运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风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运动中被吹来吹去，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一点选择」。左侧是充满童稚的作者5岁时穿一袭连衣裙摆出可爱舞姿的照片。全书360页，另外还有18幅珍贵的黑白照片，这是无数次搬家、抄家、动乱年代幸存下来的，「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这本书拿在手上，不仅书的分量沉甸甸的，也因为「叫右派太沉重」，读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传从1961年三岁生日去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第一次见面开始，到1977年考上大学结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着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开始，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受到父亲株连，过早开始没有童年的童年，受尽欺凌、污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同学甚至恶作剧将粪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书桌抽屉内；八、九岁就先后遭「解放军叔叔」和父亲在安徽大学的同事强暴……；她目睹父亲被人羞辱、蹂躏，眼睁睁看着父亲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挨批斗、掏茅坑、焚烧自己的书籍等。她还被学生把着手、强迫写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宁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阶级队伍」，全国进入新一轮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队名义滥打乱杀。父母被迫与稚龄子女分离到农村搞「清队运动」，年仅10岁的巫一毛成了「小妈妈」，要照顾5岁的小弟弟，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兰的母亲被人奸杀；也目睹许多人不堪折磨或为了维护尊严而自杀；她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险死还生。而她几个儿时好友就没有她幸运，因各种原因悲惨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团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历尽艰辛。文革后期，她随父母回到安徽芜湖市念高中。高中毕业后，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苦难才告一段落。
1981 年，巫一毛自费来美留学后，开始动笔写回忆录。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许多部分难以下笔，回忆如潮水般袭来，写到伤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惨死，「我往往坐在计算机前，泣不成声，许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块心上永远流血的伤疤。写书的过程，也是疗伤的过程，写出来得到一种解脱。」
在此期间，巫一毛先后获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硅谷数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并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她的写作也因此断断续续，写写停停。
她说：「1993年初，我的父亲写了《一滴泪》，是他的自传，从他的角度说那一段历史，也是我们一家的故事，对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榜样。书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说的是我为了上学，如何用两条心爱的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换一双鞋的故事。父亲的书出版后，好几篇书评都提到我的《鞋》，这对我有鼓舞作用，更坚定我的决心，要把书写出来。」
住在纽约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说，有一个传记电视节目，每次播放前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一个独特又难以想象的故事。」在这之前她觉得「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夸张」。来自台湾的王渝自从开始接触到中国大陆人士后，「我的感觉改变了，每次听他们、特别是作家朋友谈过去，我都觉得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现成的长篇：曲折、苦涩，处处留下时代的烙印。」
由于考虑到「一羽毛」此书是英文写作，读者群在美国。2000年，巫一毛认识美国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两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将故事写出来后，殷戈曼为她的书进行修改、润色。几经曲折，终于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说：「英文版幸运地找到兰灯书屋出版，他们认为书的内容很完美，没有作出什么改动。」
她开心地说，兰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登广告，还安排她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地，举行新书发表会及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新书促销活动。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
一泪一羽毛 回忆令人心碎
巫一毛说，在美国生活后，在「人性的环境」中，看着她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她终于有足够勇气，挖掘埋葬在心底坟墓深处的隐痛。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作家张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写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这部作品的整个叙述都反映了作者对自己长大过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心灵上的泪水，而是整个民族的泪水。」
她说：「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怎能容得下大时代中的辛酸、残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谬，怎能容得下大红包裹的纯黑？我只能说，是作者的那些惊心动魄、令人心碎的回忆，是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简洁如诗的语言，是人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真实人性故事，使此书有了意义。」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强调书中叙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的小说。她说，「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经历革命暴风雨的冲击，侥幸存活的巫一毛说：「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她希望透过此书来解读人性，透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也是我对那些早逝的儿时同伴的心祭」。
往事难忘 过去从坟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这是现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刻画人性的成名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书中一段说话，被巫一毛在自传的「前言」引用。
《暴风雨中一羽毛》书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里，厄运就已降临到她头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周，当时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的父亲，因「极右分子」罪名，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自此开始全家长达20年的苦难。
巫一毛父亲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文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他从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同学。
1951 年，巫宁坤博士学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学校长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英语系。对于年轻而富于理想的巫宁坤来说，投身一个崭新的世界，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的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临行时，李政道帮他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大字。
巫宁坤最初回国被待如上宾，但好景不长，在燕京大学只教了一年，燕大并入北京大学，巫宁坤因「历史不清楚」，被贬到天津南开大学。
1957 年「五一」劳动节，中共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带来全国性的「大鸣大放」。一名当年在延安经过「整风」洗礼的副院长，接连三个晚上到巫宁坤家，动员他带头在即将召开的「鸣放会」上发言，向党提意见。副院长还反复交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巫宁坤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就在会上发言了。他首先提到「肃反运动」中，他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要求南大党委向他们全家赔礼道歉。接着他赞扬「双百方针」，说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对言论自由是极大鼓舞。谁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千千万万知识菁英掉进「阳谋」的陷阱。据说巫宁坤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枪毙，但党是宽大的，不但不枪毙，而且不定为『现行反革命』，只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严厉的处分。接着，巫宁坤被送进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建的劳动教养所。
万古云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 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诗选》，接到妻子从北京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刚读过杜甫称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心想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让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巫宁坤有二子一女，三个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讲究」，长子取名「一丁」，是为了「祝愿他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当个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后一切都好起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说：「『一毛』是爸爸在劳改时给我的礼物，希望我以后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她出生后父亲长年缺席，直到三岁生日那天，因父亲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见面。
巫一毛的自传，就以三岁生日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为「引子」，可惜却写得有点时空错乱，人物角色颠倒。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后面，越看越打动人。
巫宁坤被打成「极右分子」，全家都受牵连遭罪。他后来被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与他离婚，李怡楷不从，全家被赶出北京，不许她教书，下放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那时，巫一毛才六个月大，哥哥也只三岁。接着，他们经历了三年「大跃进」人祸造成的「自然灾害」。
巫一毛说：「说是天灾实是人祸，安徽是重灾区，那几年饿死了九百万人，特别是农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饿死了，有的成了绝户。在这种情况下，妈妈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过饿毙的命运。」
巫一毛的外婆特别疼她，宁可自己挨饿，把口粮省下来喂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亲，眼看这样「要把娘饿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灾多难中度过。
巫宁坤在北大荒三年劳改后回到合肥。还未过上好日子，「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发，他首当其冲成为「老运动员」，全家命运再次坠入黑暗深渊。
巫一毛终生不能忘怀，父母被双双关进「牛棚」时，作为右派子女，她受尽污辱和殴打，有次病得差点死去，独自一人病倒在房间内不知多少天，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送院急救，医生说没救了，通知家属办后事吧，幸而她命不该绝，只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为饵 8岁遭强暴
巫一毛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将八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主席像章」引诱、在树林中遭强暴的事情写出来。
文革那年，巫一毛8岁，小小年纪已非常懂事。为了不增加父母的烦恼，牙痛了好几天的她，独自去医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钱，五分钱挂号，余下三分钱只能坐一趟车。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于下雨，就抄近路在树林走，结果一个解放军士兵以一个铝制的「毛主席像章」为饵，趁四周无人将她硬拽入林中强暴，她欲反抗时几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迹……。
当时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崇拜的对象，没想到禽兽不如。巫一毛在自传中写到，事情发生后，她不敢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醒来，我躲在黑暗中，流着泪坐等天亮。……」
她又回忆，在被奸污后的一段日子，老师照常在课堂上讲「解放军叔叔的革命故事，赞扬他们英勇无私的为人民服务」，「我照常听着，跟着朗诵唱歌。每当穿绿军装的人走近，我彷佛都能看到那张伤害过我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发抖……」
巫一毛的惨痛经历，让合著者殷戈曼觉得不可思议，此后她又一次被强暴，对方是父亲在安徽大学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已够惨了，再写第二次强暴，担心读者认为缺乏可信度，所以没有写进书中。后来巫一毛到安徽泾县西阳公社罗村大队下乡时，也险些被生产队长强暴。
巫一毛被二度强暴后，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终于鼓起勇气「知会」父亲，准备写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的反应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么会强暴女儿？是不是女儿记忆有误？
巫一毛说：「这种事怎么可能记错呢？殷戈曼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所有倒霉事都让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黑』。其实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了，我们全家除了奶奶都活过来了。我只是成千上万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诉殷戈曼，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有类似她家的经历。「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为了让西方读者读起来「不那么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删掉了一些细节。
初恋情缘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为单亲妈妈的巫一毛，曾试图与子女进行「历史的沟通」，「我跟儿子解释，他就说：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 now（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现在是现在），我不要听过去中国的事情。」
巫一毛说，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也不大关心中国。令她更加觉得有责任「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她在自传「前言」中表示，「但愿讲出我的故事，我成长时代的故事，可以让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所有的孩子们尽情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对文革人性的扭曲颇多着墨。书中提到他们走投无路时，巫一毛母亲从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宁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而这趟北京之行，还是表姐的亲爸、巫宁坤舅舅的主意。谁知即使递上她父亲的亲笔信，李志绥夫妇仍装着不认识以前见过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说「再不走就喊警卫」。巫母为节省公交车费，大热天冒着烈日走了两小时路，临走时乞求一杯水都被无情拒绝……。
巫一毛回忆录写到1977年上大学、被迫与初恋情人分手为止。在尾声部分，她公开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恋和爱情。当年她与同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泾县分手，一别28年，两人虽然纯情到连手都没有拉过，但巫一毛对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刻骨铭心。
2004年，巫一毛为了拍摄记录中国知青经历的英文纪录片《上山下乡》（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重回当年插队的村庄，纪录片原汁原味呈现了她与初恋情人重逢时抱头痛哭的镜头，赚人热泪。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离婚，再见到昔日恋人，虽然心情激动，但也明白「两人有缘无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缘已了。她不讳言48岁的女人，仍然憧憬爱情，前几年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双子女，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大儿子上大学了，小女儿也即将高中毕业，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马王子早日出现。
为历史作证 哀而不伤感人肺腑
此书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对「一羽毛」的评价：
历史学家、克鲁格奖得主余英时评论说，此书「透过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的长年受难，《暴风雨中一羽毛》真实而生动重现毛泽东统治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家哈金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柢，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潘耀明认为巫一毛小说的成功，是因为她如实地记录了童年的血泪史，语言平实生动，不虚饰，所以能扣人心弦，赚人热泪。
文革结束已经超过30年，今年是反右50周年纪念。在中国，文革及反右依然属于敏感禁区，有关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关部门严密控制。巫一毛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保存历史纪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她写回忆录的初衷之一。
她说：「过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为像文革10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如果我们再不把它写下来、记住，下一代人就不会记得，就不会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谓的「爱国华侨」，凭主观信念不愿相信中共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传出版后，有匿名网友在网上指责她「不要在国外诬蔑我们的祖国，这和卖国没什么两样！」「巫一毛，你诬蔑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是我们的民族！是谁让我们站立起来，挺起了脊梁？又是谁让我们对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网友反驳，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年龄？如果是我们这代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与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经历，如实记述个人的经历、反映国家的历史，有何不可？倒是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回忆，去写出来，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是留给人类也是我们祖国的财富。」
也有网友说：「……对摮痕漫w论，难道还用说吗？经过那个年代的心中都有数。另外，不必把记述个人经历与『诬蔑祖国』联系起来。历史是无法回避和掩饰的，还其真相才是对祖国的贡献。……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历史，无论光辉还是有污点，才是值得敬佩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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