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暴风雨中一羽毛》作者巫一毛（六）

在上次的节目中，一毛谈到，1976年文革随着毛 泽东的去世而结束。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开始恢复，当时在她所插队的公社里，只有一毛一个 人考上了大学，她的初恋男友一平，和女友冬梅 都没有被录取。冬梅为此跳崖自尽。一毛说，那 一年，她怀着复杂的感情，告别了初恋，离开了她插队的那个贫困的乡村。一毛的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就中止在这里。一毛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述的：

‘汽车轰然启动，离开山乡是那么梦寐以求的喜事，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的心为留在身后的一切隐隐作痛。我最后一次看着连连起伏的山峦，层层碧绿的梯田，我默默地对学生们、乡亲们、留在山乡的知青们说再见、向茅屋中的初恋告别、向魂归深山，永远年轻的冬梅永别。泪珠如雨洒在我的赤脚上，渗入山乡坚硬的泥土。’

在美国，一毛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吃了不少苦 ，但她说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因为这种经历，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们这一届等于是天之骄子了，要是留下的话，将来的工作、社会地位，因为是第一界大学生，所以这些应该是很不错的。而且是多么不容易上的大学，就这样不要了、放弃了，现在国门开了，可以出国了，不知道政策一变，就走不掉了，当时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放弃了一切，来到了美国。”

一毛来到合肥后，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 在近4年的大学生活里，她学习刻苦、努力，十分 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1981年，在差一个学期就要从安徽师大毕业时，一毛接到了美国加州圣母 大学英美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她童年和 少年的惨痛经历，使得她在中国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没有等到在安徽师大毕业，她就决定远 走美国。一毛说：

“当外国学生，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到美国来以后，还是把大学英文的学位念完了。拿了英美文学的学士，后来又在goldencity 拿了一个MBA，叫国际贸易管理。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然后结婚。我想因为小时候吃过那么一些苦，所以做事情是比较认真的、比较努力，总是说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行。因为那时候一直是一个‘狗崽子’，光是学习成绩好，一般的好不行，一定要比别人好。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这就造就了我的个性，我在公司里做得很认真，一直到很上层的主管。”

现在，一毛在美国住过的时间已经比中国长了，一毛说，虽然有时说英文比说中文顺口，但在训不懂中文的孩子们时，冒出的往往是带着和县腔的合肥普通话。一毛说，如果洋插队的美国可以被称为她的第二故乡的话，中国也许能被算作她的第一故乡。一毛说，她的儿子今年18岁，女儿16岁。当她与孩子们说起文革，说起她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孩子们象听天方夜潭的故事一样，一毛说：

“我给他们讲这些就好像是天方夜潭。对他们来说天要塌下来的事就是今天有个party ，衣服不漂亮，或者是要去party，没有买到票。要烦几天，这在他们的生活里，才是重要的。今天不让他出去玩就要恨死你。所以差得太远。 ”

去年，一毛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由美国最大的出版社蓝灯书屋出版，最近，这本书又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引起很大的反响和许多读者的共鸣。一毛说，她在书出版后在美国作巡回演讲时，碰到不少读者找到她述说心声：

“演讲的时候好几次都是别人告诉我文革期间碰到的类似的事情。哭得不知说什么，只能陪他们哭。有一次在Santa Luis Missouri ,我开始讲三岁生日在监狱里见我父亲那段，还没讲几句，一个女的坐在下面就开始哭。后来我想她一定有她自己的故事。散场的时候，她跟我讲她父亲在她9个月的时候被枪毙。她说‘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从没有跟我过过一个生日。’我们就在一起哭，我想我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想起了她自己的故事。”

一毛说，读者的反馈基本上都是非常肯定的，特别是经历过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都说，你替我们这一代说出了我们的故事。一位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发给一毛的电子信中说，“我认为您是中国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