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事业随流水”：纪念黄兴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黄兴
　　
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惟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1874～1916）虽然比孙中山小了八岁（比谭嗣同小九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八岁），但在二十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论定。
　　
据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才感到很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说，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1〕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2〕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3〕。
　　
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4〕。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 “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5〕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6〕，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7〕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8〕10月5 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9〕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筹款）。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在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10〕。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二、黄兴的配角意识

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后来参加过华兴会）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最初的了解，奠定了他们日后合作的思想基础的。1904年，黄兴再返日本寻求宫崎滔天的帮助，也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之梦》。而在同盟会出现之前，黄兴等人就想在日本重组革命团体。据曹亚伯回忆说：“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变法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濂等，俱不愿拥戴黄兴为首领。”〔11〕程家柽也出来劝阻：“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12〕
　　
1905年7月，经杨度（有说宫崎滔天）介绍，孙、黄第一次见面。章士钊对他们这次见面所记甚详，有所谓“情异虬髯”、“太原真气”之语，表示黄兴一开始就无与孙中山争领袖之意，更无自树一帜的打算，而是愿意倾心合作，所以才有了同盟会的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二十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经过讨论后，孙接受了黄的意见，才正式将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会上，正是“更不失快男子本色”的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选。这一年孙中山三十九岁，黄兴不足三十一岁，胡汉民二十六岁，宋教仁二十三岁，汪精卫二十一岁〔13〕。
　　
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14〕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入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黄兴反对罢免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７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两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在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 “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5〕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6〕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８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7〕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 〔18〕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共进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1908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从河内被遣送到新加坡（5月27日上海《神州日报》报道，清廷以五千元悬赏缉拿黄兴），经香港返回东京，发现同盟会内意见更分歧、组织更涣散了，连宋教仁都不去见他。章太炎便批评黄兴和孙中山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19〕黄兴没有回答。1908年确实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冬天黄兴邀请各省分会长开会，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到1909年6月）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再做世界漫游，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
　　
陶成章等公布《孙文罪状》，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以身力拒之”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潮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20〕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21〕其中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
　　
9月间，陶成章曾与黄兴“辩论中山之事多时”，黄兴怀疑这次反对孙中山是陶发动的。对于孙中山指控陶为保皇党侦探一事，黄兴表示不信，谭人凤更不信，认为 “天下断无此理”〔22〕。9月22日，陶在信中再次提及此事，对黄兴“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表示不满〔23〕。24日，陶成章在给王若愚信中说： “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24〕25日，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25〕
　　
其实，这是陶成章不了解黄兴的性格所致。黄兴不仅拒绝散发他们的联合声明，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还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年11月7日，黄兴给孙中山复信，其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这样的态度：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无可）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吵闹而后已。……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意见〕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26〕
　　
当时孙中山将要抵美，黄兴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的同志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27〕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难怪胡汉民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盛赞黄兴之举：“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28〕
　　
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之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29〕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虽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深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信，他将黄兴与太平天国企图架空洪秀全、野心勃勃的东王杨秀清相比，恐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信太高了。但毫无疑问孙中山需要黄兴的臂助，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的理想再高远也难以落到实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到达香港，就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30〕当黄兴一度致力于暗杀行动，决心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时，孙中山等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驰，极力劝阻。最后黄兴才放弃个人暗杀的念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8月31日，孙中山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今彼欲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大为同志所赞成。”〔31〕所以，外界猜测孙、黄“相仇”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在1911年10月写给徐勤的长信中就提及：“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32〕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因为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得知孙中山即将回国消息，不到南京就职：“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后，等黄兴赶到上海时黎元洪早已被推出。宋教仁力劝黄兴不要去武汉，到南京去另开新局面，他没有接受。上海光复之后，张謇等推庄蕴宽到武汉，请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黄兴的回答是：“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 〔33〕（廖宇春日记中讲到，顾忠琛对他说，黄兴曾言“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黄兴在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倒清廷、赞同共和，他愿意推袁）〔34〕
　　
1911年12月4日，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5〕。留在武汉的代表认为，留沪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选举职能，不予承认，要求黎元洪通电撤消。第二天，黄兴也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致辞，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北伐，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要回国，可担当此任。有人发言说：“孙君诚为数十年来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是故某以为黄大元帅于此时实不必多为推让。于是黄大元帅乃允暂时勉任。”这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的报道，应是可信的。不料当天黎元洪通电反对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说什么“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36〕。
　　
南京攻克之后，局势大变，从12月11日到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连日开会，决定16日选举临时总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5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带来了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向黎元洪透露的消息（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意思），于是又决定缓举临时总统，甚至不惜修改既定的选举法（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大总统选举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一条），宣布承认当初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即上海选出的元帅、副元帅）。本来对于这事，一会儿认为手续不妥，要予以撤消，一会儿又承认了，而驻扎南京的苏、浙军人挟攻克金陵的余威，声言不愿隶属于“汉阳败将”之下，因此又有了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37〕。12月 17日，正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队从镇江排队到下关，人民也沿途准备鞭炮，欢迎他到南京就职，江浙联军还推出林述庆等代表到上海敦请。一连三天，他都不肯。各方以军务紧急督责，他架不住再三劝驾，不得已才准备去南京就职，并通过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开支（12月23日，《民立报》报道，此前一天12月22日他已答应，准备就绪即去南京）。12月23日，即就在启程前的晚上，黄兴忽然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李问何故？他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38〕谭人凤也说，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急于组织临时政府，拟推举黄兴为临时总统，但黄兴知孙中山将至，“亦意存推让”〔39〕。邹鲁《回顾录》说，当年率广东北伐军前队进入南京时，只见沿街悬旗，老幼拍手欢迎，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黄兴原定入南京就任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日子，南京百姓误把骑在马上的青年邹鲁当成了黄兴。
　　
劝说同志：“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作为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不是毫无影响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民立报》曾先后披露扬州有人冒充孙中山之侄以劫掠财物、江西有人假托孙中山授权以夺取都督之位等消息。马君武在1911年11月24日发表的评论中感叹：“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40〕《纽约时报》在1911 年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前刊出的报道中就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41〕接着，10 月14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不是黄兴自居配角，假如没有黄兴他们的努力，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1911年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盛赞其“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42〕。其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之强烈。
　　
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对莫里循说的〔43〕。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也是用藐视的口吻。黎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莫里循记录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44〕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45〕。所谓黄兴 “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多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46〕。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写的信中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47〕）。
　　
孙中山就职后，一扫几千年中国官场积习，废除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这种服装以后被称为“中山装”。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非常平民化，经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等横幅送人，以自己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新时代的风气。黄兴对孙中山的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48〕。

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49〕。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50〕。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 ［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51〕。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52〕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 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53〕。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但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1911年12月 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54〕由此看来，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矛盾。
　　
不过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不肯此时出兵讨袁，“论交深在十年前”的蔡锷更是反对动兵，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人是不济事的，所以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而采取法律手段，要求赵秉钧到庭受审。此时，上海法庭已向堂堂国务总理发出传票。但是，黄兴认为，当时国人还没有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偏见，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氏授意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转变对袁的看法，打破幻想，激起公愤，就会形成反袁的舆论。从袁指使所谓北京破获暗杀机关，并通知上海法庭传黄兴到案来看，他们是恐慌的，而且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黄兴身正不怕影斜，便毅然向上海法庭报到。
　　
然而，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55〕。而黄兴当时的看法不一样，他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56〕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57〕。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58〕。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59〕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60〕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61〕。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孙中山曾多次希望黄兴担任中华革命党协理，这个章程上的位置也一直空位以待，但他坚决拒绝了。在黄兴看来，“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民 ’、‘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62〕。说白了就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对此，孙中山的回答是：“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哪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么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63〕
　　
即使在孙、黄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1914年3月24日，黄兴还是应胡汉民等之托写信给章士钊，请章来主编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杂志：“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于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64〕但章没有接受，而是另办了著名的《甲寅》杂志〔65〕。5月29日，黄兴在给刘承烈的回信中透露了心曲：“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66〕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来信，历数对黄兴的种种不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一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所学。……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给孙中山回信，不同意孙的指责，并披肝沥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便以用兵而论，最初两人曾分别致电广东、湖南二省都督，对方复电都说不可。至于以身代孙去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
　　
……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67〕
　　
针对孙中山信中希望他禁止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黄兴恳切表示自己并未另树一帜，“故绝对无部下名词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68〕。
　　
6月3日，孙中山回信表示：“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建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69〕
　　
同一天，黄兴在给刘承烈的信中说：“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70〕
　　
此时，孙中山已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在经历“二次革命”的失败后，他在1914年4月18日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信中说：“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本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他解释“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71〕。
　　
12月5日，孙中山在《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中解释：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盖指模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模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模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72〕
　　
据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正回忆，孙中山曾对他说过：“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73〕。
　　
因此，有人建议将“服从”改为“附从”，将“孙先生”改为“总理”，凡同盟会旧人免去那些入党手续等，但这些都被孙中山拒绝。当时包括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熊克武、谭人凤等在内，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多数人主张“保全国民党”。李烈钧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的国民党还在，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的国民党取消，所以“绝不赞成”。当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孙中山亲自要张继按指模，被张继婉拒。为避免相互之间意见日深，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一生甘当配角、从来不愿取而代之、也不想另立一帜的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可以让孙中山自行其是。1914年6月27日，孙中山设宴与他叙别，并送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对联。7月8日，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兴已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黄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黄兴不愿加入孙中山另组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主张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曾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盟约十一条，黄兴对此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不过，他从未打算打出自己的旗号，另立门户。不要说反对孙中山，连对孙的事业有所妨碍他都不愿意。7月9日，船抵檀香山，黄兴在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采访时依然说，“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没有向外人说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歧，并为孙辩护，“而孙先生在世人面前被诬为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卷款潜逃，这些都是谎言”〔74〕。因为当时袁世凯指控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挥霍无度、卷款而逃等〔75〕。黄兴在美期间有侨胞要捐款给他作活动经费，他嘱咐华侨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给孙中山，“声明自己这次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次与华侨谈及孙中山，都表示很尊敬孙，从未讲及他们在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分歧，因为他担心会因此影响华侨的爱国情绪〔76〕。
　　
1914年8月18日，黄兴就所谓他泄露孙中山外交密函一事严正辟谣：孙中山是否有这样的外交函件还是一个疑问，“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兴虽不德，自问生平未尝有此败行”〔77〕。当时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告黄兴，设法阻止。但这一切并不表示黄兴已打消了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看法。9月29日，他在芝加哥就阻袁借款一事与梅培商谈。梅培称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章程有意见，黄兴嘱他给孙中山写信请其再作考虑，并表示：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但为此不妥之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章程拟稿时，孙先生曾分给一份参看，吾指其不合处要求修改，孙先生当时力允，对胡汉民先生亦然。后不果改，勉强施行，吾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望能与先生函商一切；若有效，不但克强一人感激，吾知党中多数分子亦当引为庆幸。〔78〕
　　
梅培10月4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黄兴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到美国后只和林森、谢英伯、冯自由等少数几个人密商过，并未向外人透露半个字。不过孙中山没有回应。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列名欧事研究会，而为国民党大联合奔走的周震麟回忆说，黄兴在美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79〕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贸然一走” 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80〕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日）。4月24 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 〔81〕。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82〕。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 “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