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年4月6日，任重/铁流/燕遯符诸右派在北京聚会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与会者首先为死难的右派林昭默哀。已死的右派有几十万，饿死的，病死的，折磨死的，自杀死的，还有被枪毙死的。林昭是被枪毙的！这些被枪毙的右派不是因私刑因武斗因群众被煽动的狂热情绪而杀死，而全然是中共党以法律、公理、正义的名义杀死的；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豢养的刽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合法地稳妥地杀死的！
被枪毙的右派远不止一个林昭。笔者最近因编撰《中国右派：1957》一书，阅读了较多的右派文章，得知有许多右派被枪毙。兹捋以录之，附以简况，以见前因后果，以示当今青年，以警当世后人，以吁苍天殷鉴！
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八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红苗正。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一间屋里反省。黄因细故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
1979年，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查看了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者了解情况，证实了他俩确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对黄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给了他的儿子2000元钱。
顾文选，北大西语系学生，1970年3月5日被枪毙。
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时因亲见株连无辜诸残忍内幕而不平，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1957年鸣放整风时顾文选在北大对此作了披露控诉，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满留场。1970年3月5日被枪毙，罪名是叛国投敌——逃跑到了北朝鲜后引渡回国。
张锡琨，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
张锡琨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1976年，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枪毙了；遗体由其妹掩埋在当地。张至今未平反。1980年张妹曾要求为兄平反，劳教队的干部不答应。张遗有一女，随母改嫁改姓。
张锡琨为之送命的大字报附下：
卫道者的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 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陆鲁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姚祖彝，外贸部英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 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孙本乔，北京工业大学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孙本乔：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毛应星，1955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兰州农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摘帽回兰州农校教书。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五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对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应星被押往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枪毙了。临刑前，毛应星让人们从她裤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记的全是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文字，没有一个字是关于自己的。
刘凤翔，湖南农民报编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1985年湖南日报为其平反曰：“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沈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国罪被枪毙。
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罗基如是回忆沈元：“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 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枪毙。
刘文辉是极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分寄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 23日被判死刑公审枪决。刘文辉带着手铐书写的遗书曰：“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 “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其弟，同案犯刘文忠有书《风雨人生路》叙述乃兄行迹，04年澳门崇适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支队劳教，1964年被枪毙。
周居正，是中共老党员，国民党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幸存者，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是周居正，1949年在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61年周居正劳教留场后，被诬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留给妻子曾昭英遗言：“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至今未平反。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自尽，他的妻子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曾昭英，现年七十三岁，孑然一人，形影相吊。
被救四岁孩子的父亲郭德贤回忆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狱中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声震撼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刽子手急忙向白公馆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杀革命者，白公馆未遭杀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二个孩子时，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杨应森，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枪毙，罪名是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与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0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宁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认为：“刘少奇是政治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语录’，大中学校的基础课、专业课不可缺少”……。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
朱希，1938年入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批评林彪，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拷打折磨，秘密判处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执行。1979年右派平反时，档案中发现死刑之判，而无任何其他说明纠正文字。
我短短的几天阅读，已发现了16人。几十万右派中被枪毙的当然不会只有这16人，请有心人补充。
一个社会，如此杀人，绝非单纯是执政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问题，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这是一个噬人的制度，不颠覆这个制度，无论如何换汤换药，无论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二忠文化/民运文化/法轮文化……都无法改变这噬人的本质。昨天是王实味，今天是胡风；昨天是林昭，今天是张志新；昨天是遇罗克，今天是王申酉；昨天是地主，今天是资本家；昨天是右派，今天是走资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民运分子，今天是法轮功学员；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愿世人深长思之！
被枪毙的右派远不止一个林昭。笔者最近因编撰《中国右派：1957》一书，阅读了较多的右派文章，得知有许多右派被枪毙。兹捋以录之，附以简况，以见前因后果，以示当今青年，以警当世后人，以吁苍天殷鉴！
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八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红苗正。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一间屋里反省。黄因细故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
1979年，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查看了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者了解情况，证实了他俩确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对黄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给了他的儿子2000元钱。
顾文选，北大西语系学生，1970年3月5日被枪毙。
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时因亲见株连无辜诸残忍内幕而不平，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1957年鸣放整风时顾文选在北大对此作了披露控诉，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满留场。1970年3月5日被枪毙，罪名是叛国投敌——逃跑到了北朝鲜后引渡回国。
张锡琨，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
张锡琨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1976年，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枪毙了；遗体由其妹掩埋在当地。张至今未平反。1980年张妹曾要求为兄平反，劳教队的干部不答应。张遗有一女，随母改嫁改姓。
张锡琨为之送命的大字报附下：
卫道者的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 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陆鲁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姚祖彝，外贸部英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 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孙本乔，北京工业大学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孙本乔：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毛应星，1955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兰州农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摘帽回兰州农校教书。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五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对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应星被押往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枪毙了。临刑前，毛应星让人们从她裤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记的全是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文字，没有一个字是关于自己的。
刘凤翔，湖南农民报编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1985年湖南日报为其平反曰：“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沈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国罪被枪毙。
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罗基如是回忆沈元：“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 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枪毙。
刘文辉是极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分寄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 23日被判死刑公审枪决。刘文辉带着手铐书写的遗书曰：“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 “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其弟，同案犯刘文忠有书《风雨人生路》叙述乃兄行迹，04年澳门崇适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支队劳教，1964年被枪毙。
周居正，是中共老党员，国民党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幸存者，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是周居正，1949年在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61年周居正劳教留场后，被诬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留给妻子曾昭英遗言：“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至今未平反。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自尽，他的妻子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曾昭英，现年七十三岁，孑然一人，形影相吊。
被救四岁孩子的父亲郭德贤回忆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狱中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声震撼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刽子手急忙向白公馆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杀革命者，白公馆未遭杀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二个孩子时，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杨应森，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枪毙，罪名是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与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0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宁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认为：“刘少奇是政治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语录’，大中学校的基础课、专业课不可缺少”……。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
朱希，1938年入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批评林彪，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拷打折磨，秘密判处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执行。1979年右派平反时，档案中发现死刑之判，而无任何其他说明纠正文字。
我短短的几天阅读，已发现了16人。几十万右派中被枪毙的当然不会只有这16人，请有心人补充。
一个社会，如此杀人，绝非单纯是执政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问题，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这是一个噬人的制度，不颠覆这个制度，无论如何换汤换药，无论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二忠文化/民运文化/法轮文化……都无法改变这噬人的本质。昨天是王实味，今天是胡风；昨天是林昭，今天是张志新；昨天是遇罗克，今天是王申酉；昨天是地主，今天是资本家；昨天是右派，今天是走资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民运分子，今天是法轮功学员；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愿世人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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