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认识的一些中国人

2007-04-13 01:41 这段故事有点离题，我想确切的名字应该是，我在海外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但其中的内容大部分还是涉及到一个在国内曾经是较成功的企业家，后来到美国以后的事情。 有一天早晨我正好下楼，准备去学校。正好遇到一位住在我隔壁公寓的一位美国姑娘，她笑着对我说：“早晨好.” 我也和她打招呼。

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人们都非常热情,互相见面时,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会有礼貌的打个招呼.。她今天异常地问我,能否帮她一个忙？因为她收到一个电话的录音,她搞不懂是哪国语言,怕是什么人有什么急事?我一看表,上课的时间快到了,就和她约好晚上再去。

晚饭的时间,我到了她的公寓.和她互报了姓名,她的名字是珍妮.。她的身材苗条而又匀称,披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白白的皮肤,绿色的眼睛，像是两颗亮亮的绿宝石，是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姑娘。她打开了电话录音,我一听好像是越南话.我说:”很抱歉,我听不懂.这不是我的母语.”这时，她的丈夫正好回来,我们握握手。他身材一米九以上,高大魁梧，脸上的皮肤被晒的呈棕色,他的名字叫揣西.他热情请我坐下.我们一起聊了起来.揣西是一个大银行下属的支店的经理,珍妮在一家贸易公司做秘书。

据我听说,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这两种工作的薪水都不太高。另外,大部分的美国的家庭,孩子只要过了十八岁以后,就要和父母分开住了。所以,这些孩子除了要赚钱养活自己外,上大学就必须自己去贷款。等到毕业后，找到工作,已经是一身债务了。他们工作以后的第一件事，要马上开始还贷款。因为贷款还得越慢,利息就越高。

从他们家里的摆设来看，他们也是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珍妮听说我是中国来的，马上高兴的和我说，她和揣西都特别喜欢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还保留着很多人类传统的东西。他们拿出他们平时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给我看。我一看就笑了，全都是那些陕北的农民，头上带着块白毛巾，或是小孩子，肚子上系着个红兜兜，站在黄土高坡上图片。说实话，我都没见过真正这样的场面。因为揣西十九岁时，曾在日本做过两年的传教士，会讲日文，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容易多了。用英文讲话，搞不懂时还可插入点日文。我在学校的课堂上学到，美国是一个信奉宗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从一九九八年的统计，美国人信奉宗教的比例是96%。基督教和天主教是两个最大的宗教，并分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他们两人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就这样熟悉了。不过因为大家都很忙，平时很少串门。我的英文需要很多的帮助，但不好意思打搅人家，经常是要把好多的问题攒起来，找个周末，让他们帮我纠正一些文章错误和口语的发音。

一天晚上，我正在读书，突然收到珍妮的电话，说有一个中国人急需帮助，现在就在他们的公寓里。我放下书本，马上到了他们的公寓。见到一位大约中等年龄的中国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水。揣西和我解释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我，但这个事情确实没我帮忙不行。他们刚刚从一个朋友的婚礼回来，在山上开车下山，在山脚下发现一个男人站在路边哭泣。他们问了半天也听不懂，只知道他是个中国人，就把他接到他们家来了。我上前和这位先生握手，觉得他的手象冰一样凉。他的身材不高，长的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的样子。他的眼睛红红的，看来已经哭了好久了。他姓孟，是上海人，来美国已经一段时间了。

孟宪生在出国以前，曾拥有一家较有规模的动画广告公司。他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到一家国营的广告公司。由于他的成绩显著，几年就被提拔为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后来，在国内的下海搞民营公司的大潮中，他也毅然从国营企业辞职出来，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公司。那时，象四通，联想等民营公司都是刚刚开始，国内搞广告的民营公司还很少。他创建的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很快壮大起来，生意相当的火爆。

他在上海已经是个相当富有和知名的人物。由于创业的艰难，每天不停的工作，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他已经快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他的父母经常催他，他们想早抱孙子。孟先生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一位报社的女记者，长得很漂亮，还不到三十岁。从那时开始，孟先生和这个记者开始了约会，并领回家让他的父母给评判。这位记者又漂亮又贤惠，很快得到了他家的认可，后来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孟先生对他的太太很好，给她买了辆新型的桑塔纳轿车，配足了所有的金银首饰，还劝她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尽管孟先生父母催促他们早生贵子，他的太太还是想先不要孩子，多享受一段生活。孟先生也总是牵就他的太太，也没有强求。后来，他的太太想到美国留学两年，孟先生也同意了。他出资让他的太太在上海最好的英文强化班读了英文。他又请他在美国读书的一个好友帮忙，在美国联系学校。在联系的过程中，他从他的好友那得知，只有全额奖学金才容易拿到签证，他就按着他的好友指定的学校，寄了很多美金先交了一年的学费，作为一种自我担保。这样学校发放的录取手续，就是全额奖学金的了。他的太太到了美国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那可是电波传情，更是在烧美金。因为那时的网络还不发达，还没有电话卡，电话费几乎是一美元一分钟。孟先生不太关心花了多少钱，只是担心他的太太一人住得太久了，会红杏出墙。孟先生的父母也不停的提醒他，孟先生的太太来了一段时间后，再打电话时，已经不是用过去的悲伤语调，她已经适应了。她开始一次次的劝孟先生到美国来发展。他把美国描述的象人间天堂，而且到处都是发展的机会。孟先生开始有点犹豫，想作为访问参观的身份，先到美国看一看。没想到，办好了护照，又拿着他太太寄来的手续，在大使馆的门前排了一夜队，得到了一个拒签的章。

孟先生相当烦恼，因为国内能托人办好多事，就是这个大使馆的事，谁也办不了。他回到他的父母那里，老人家也劝他放弃这里的事业。年龄不小了，家庭要第一。他也有点累了，几年来多么的辛苦，现在手里的钱，下辈子也花不完。一咬牙，和公司的几位高级主管开会，商议如何卖掉这公司。公司的几位主管都是和他一起的奋斗过来的好战友，都劝他留一半股份，好有个后路。他已经铁了心，不想做了，贵贱都要走，谁也留不住他。这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学生陪读身份的签证。这几位主管一商量，这公司如果换了主人，他们自己能不能保住这份工作，是个未知数？与其卖给别人，还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一起和他商量，要一个较优惠的价钱，这几位凑钱要买下这个公司，付款方式是全部的美金。

看着这几位和他奋斗多年的下属，他马上决定就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他们。他临行前，给父母留下了足够的钱。除了带上美金，他又把剩余的人民币，托人买了许多名人的字画和古董。他就是这样来的美国，把所有的财产都带到了美国。夫妻相见之后，他太太和他相当的亲切。开着在这里买的全新皇冠车，带着他好好的玩了几天。他觉得好幸福。在国内那忙碌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每天享受着这世外桃源的生活。几天后，他的太太要求他把家里所有的钱，交给她来统一管理。因为，美国的银行，在个人存钱时，超过一万块美金的存入是要审查的，随便存放在各个角落，还是比较危险。

飞机在进境时，每个人都要填一个表。其中一向是现金携带额，他填的是未超过三千美金。那时是三千美金为一个界限，超过就要申报。他也搞不明白该怎么填，只是担心带的现金过多，会引起麻烦。所有的现金都在箱子内，包在不同的衣服里了。过海关时，主要查的是危险品，他的行李没有麻烦，他就这样混过来了。

夫妻本应该互相信任，钱放在谁那里，都是一样的。现在也是共同的财产了。所有的钱都放在他太太的手里。不过，孟先生还是留了一个心眼，他把他带来的字画和古董存放到了他的好友家里，以防止最坏的事情出现。他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太太帮他联系了一个英文补习班，离他家不远。因为他办社会安全卡需要好长时间，没有这个卡，就不能参加驾驶的考试。另外他的英文不行，也根本无法通过笔试，所以拿驾驶执照还是件很遥远的事。他的太太给他买了辆自行车。他又开始在美国骑上了自行车，在中国很多年也没动自行车了。

自从他上课后，他的太太每天很晚才回来。他几次问，都回答是学习忙。他们夫妻间几乎没有说话的时间。他盼了一天，好不容易老婆回来了，说不到两句话，他太太就睡着了。他实在有心在某个白天，去他太太的学校去看看她，但那所学校在半山腰上，他们开车去过一次，是个很大的学校，骑自行车上山太难了。不知为什么，后来几天，他只要和他太太一讲话，他太太就不耐烦。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太太晚上根本就没回家，他打电话也找不到，坐在灯前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太太进门就睡觉，他气愤地问他太太为什么不回来，人家连理都不理他就睡了。他快给气疯了。他喊道：“我现在什么都给你了，那么好的公司也低价给卖掉了，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这个家，为了爱，我连自己都交给你了。我现在是个话听不动，讲不通的聋子和哑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晚上不回来，打个电话总行吧。我就这样等了你一夜，你还把我当个人吗”？他太太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句：“我现在只想睡觉，懒得和你瞎扯”。

他已经气愤到了极点，他看到了这女人的那种鄙视的眼神，他的手都哆嗦起来。他抓起桌子上的东西，甩到地上。然后，又把茶几上的茶壶茶杯，全摔碎了。那女人这时坐了起来，穿好了衣服，拿起了自己的包。她的脸上非常的平静，并有一丝让人看不出的微笑。她说：“这可是你不想一起过了。我可什么也没砸。我要是现在叫警察，你马上就进监狱”。她从包里拿出一叠钱，放在桌上说：“看在曾是夫妻的情分上，我也不叫警察了。这点钱，你留着以后用吧。我以后不再回来住了。” 孟先生傻了，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早就准备好了。我该怎么办？他追出门去，问这女人：“我的所有的钱哪？就这点钱我怎么生活下去？”那女人很潇洒的一笑： “你入境时，只有三千块钱，那是在海关备案的”。

是啊，一点都没错，被人算计了。

老孟在大海里都没翻船，今天在小河沟里翻了，彻底的沉下去了。在哪国上法庭，也得要证据啊。所有都是现金，哪去找证据？谁能证明你有哪些钱？孟先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看着绿色的皇冠车开走了。他的眼前象演电影一样，想起从认识这个女人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她从来就没有爱多他，她是看准了哪些钱，才导演了这么一部悲惨的故事。他想不透的一点是，你要钱我会给你，为什么要制我于死地？我和你可是前世无怨，后世无仇的。他一天没吃没喝，一直坐在屋里，一夜又没睡。

第二天，他骑上自己的自行车，直奔那女人的学校去了。上山时，是最累的。实在骑不动了，就扛在肩上，一步步地向上爬。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的汗都出没了。他终于到了学校。他坐在学校的门口，看着所有出出进进的车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那辆熟悉的皇冠车从校园里出来了。他仔细的看着车里，除了他的老婆外，还坐着一个金发的美国男孩。这里从学校向外走，是个大下坡。他一下子跳上自己的自行车，跟着这个车向山下冲去。这下坡路，自行车不用登，就和汽车的速度一样快，还要握紧着刹车。一路上，他遭到许多驾车人的一个个白眼，好在还没有骂人的，可能都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根本不怕骂，反正听不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会儿，皇冠车转向右边的岔道，那边有几栋楼，象是学生宿舍。自行车和汽车一个速度，汽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这个自行车就没转过去。由于惯性的巨大冲力，他和自行车像箭一样飞了出去。孟先生昏了过去。当他睁眼时，发现自己躺在绿色的草地上，边上有几个美国人。有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西装要盖在他身上。

他突然听到了远方传来了救护车的刺耳的叫声。他清醒了，一定是哪位好心人打电话通知了医院。他明白，他现在是一无所有，救护车和医院要收多少钱啊？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把身上盖的西服交给那美国人，推起身边的自行车就跑。那几个人向他喊，他一句也听不动，又骑上了自行车。这美国制造的自行车还真结实，摔得那么重，连链子都没掉。他迎着那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向山下溜去。他知道，他的婚姻已经完了，现在唯一的指望是他的那些古董和字画了。他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给他的那位朋友打电话。他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他的朋友也表示非常同情。他没有心思在诉苦了，马上问他的朋友能否今晚拿回存放的字画和古董。他的朋友冷冷的回答：“我不知道你的箱子里是什么？你可以随时来取。”他从话里听出不对，又发生了大事。他撂下电话，就骑上车飞奔到他的朋友家。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存放时东西时，他已经打开箱子让他的朋友看过。他的朋友还内行的指点他，这里有的东西是真的国宝。一会儿就到了好友家。。他迫不及待的打开箱子一看，只有一些衣服，所有的字画和古董都没有了。他大声地问他的朋友，东西哪里去了？他的朋友还是平静得说：“我没有动过你的箱子，也不知道有什么古董。但你如果带国宝出国，那是违背中国法律的，带进美国，又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你应该有一份正式的清关的单据。”又是一个欺骗，清单在哪里？他根本没有任何清单，来证明他带来了那些东西。他也不敢有证据来证明。那些根本没报关，不合法的东西，谁还敢有证据？一切都完了。现在，孟先生理解了人为什么要自杀心情？有一条路也不想死啊。回国吧，那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留下吧，现在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在这里也无法生存下去了。天已经黑了，他带着一脸的泪水，扛起自行车，向山上走去。四十多年未曾有的感觉，未曾流过的泪水，都出来了。


上山的路上，只有可数的几辆过来过去的车，那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着那黑黑的山道。几个小时后，他来到山的高处。四处巡查，也没有找到个悬崖，只有黑黑的山峰和树林。到了高处，风很大，吹得人要随风倒下去。他骑上了自行车，嘴里说了一声：“再见了。”就顺着风，一闭眼向山下冲去。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他醒了，他躺在山下的树丛中。怎么没有死？活着不容易，死也那么不容易，想死也死不了。他站了起来，头很晕，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已经找不到自行车了。他哭了，大声地哭，直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揣西和珍妮正好经过这里。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夜里两点多了。我翻译的也是口干舌燥，满头是汗。

我想，这对善良的美国人，大部分都听懂了。我听到珍妮阵阵的哭泣声，转头一看，她正在擦拭眼泪。揣西，一声不吭，低头在想着什么。我劝了一句孟先生：“你现在唯一的路是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我翻译给他们后，珍妮说：“明天我可以请假，带他去找工作吧，另外还可以在附近，看一下稍微便宜一些的住处。”没办法，我也必须旷课了。这位老兄一句英文都不会，和一个美国人一起去找工作，能成功吗？人家美国人都这么热情，我为了同胞就更没说的了。尽管我从来没旷过课。我也表示，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揣西站起来说：“今晚先住我家吧”.我说,还是到我那里较好,语言还是通的.但揣西坚决地说:”

这么晚了,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就在这里吧，他是我们请来的。“第二天，我们两个和珍妮跑了一天。珍妮找遍了她所有的朋友，没有成功。主要问题是孟先生是陪读的身份，根据美国的法律，是不能在美国做工的。我嘴里骂着那位忘恩负义女人，珍妮和我说：“你不应该这样说别人”。

我告送珍妮，我可以介绍孟先生到一家中餐馆去，珍妮不同意，她认为违法打工是不对的。几天后，珍妮通过她的父亲，在一个大学的实验室里给孟先生找到了工作。珍妮的父亲是这个大学的财务主管，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实验室的主任，而这个主任的妻子是个台湾来的人，她可以在语言方面帮助许多。孟先生在这个主任的推荐下，顺利地办理了打工卡，改变了陪读的身份。

在这期间，他和那个女人的离婚也办完手续。很简单，没有财产争议，没有孩子，连一句再见也没说，就离了。一天，我见到揣西时，他说珍妮病了，也说了是什么病。我搞不懂那个词汇？就写下来，晚上回去后，去查了字典。是脑肿瘤。我马上打电话给一位在国内做医生的朋友。我才知道，这个病，发病时相当的痛。珍妮是带着巨大的病痛，为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四处奔忙着。我又听说，这种病的唯一治疗方法是做开颅手术，成功率只有50%。

在当天的晚上，我买了一些礼品去看珍妮。她已经睡了。揣西和我在客厅里说了一会儿。他们客厅的沙发没有了，只有几把简易的椅子。原来珍妮已经为孟先生找到了新的住处。房子是空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她让揣西把自家的沙发，还有一些生活必需物品，都送到了孟先生的房子里了。珍妮已经怀孕了，她听说开颅手术对孩子会有影响，有可能还会失去这个孩子。尽管医生强烈要求她，尽快做手术，她还是拒绝现在就做手术，一定要等到生完这个孩子后再做手术。这就是个未来的母亲，一个善良而又伟大的母亲。珍妮担心孟先生自己不会做饭，而她和揣西也不很富裕，而且工作又忙，所以就请求她的爸爸，经常地带着孟先生出去吃中国餐。

一次，她碰见我，说孟先生一切都很好。我这时发现，珍妮的头上带着一个礼帽，一头浓浓的金发只剩下一点点了。我没好意思问她，问了揣西。她现在为了控制肿瘤的增长，正在医院做射线治疗，那头秀美的金发已经快掉没了。后来，珍妮要生孩子了，他们家就退了这里的房子，回到了父母的家里住了。他们生了个漂亮的男孩，特别可爱。我也去看了好几次。生完小孩的一个月后，她也作了开颅手术。 两年后，我为一家国内的公司到日本去考察一种建筑材料。我又来到了日本。我在第一天完成了基础调研工作后，第二天和这里的工程师，来到了建筑工地。许多建筑工人都在工作，我知道一定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工作。但是，因为都是一样的肤色，而且带着防护帽，根本看不出是哪国人。我们一边说一边走，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招呼我。我真是无法相信，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情，是孟先生。我马上跑过去和他握手，他的手上沾满了泥浆。但他不能和我多说话，因为他正在工作。我和他约好，晚上在新宿的一家酒馆见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从美国跑到日本来了？他怎么当上建筑工人了？晚上，他和我在店里喝着啤酒，谈起了他的经历。他在那个实验室，工作了几个月，给他担保的那位实验室主任就退休了。尽管这位热心的老主任一再推荐，要求让孟先生继续在这里工作，但新主任一定要安排自己的人来工作，并撤销了工作许可的手续。孟先生的打工许可作废了，他和退休的老主任一起离开了这所大学。他又找了几家中餐馆，试着做了几天工，但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太吃力了。所以，他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来到了日本。他现在的情绪很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我提议，我们应该给珍妮打个电话。他高兴得带着我，找到了一个电话亭。他说他的英文已经有很大的长进，可以简单的聊聊天。电话通了，是揣西接的。我刚要高兴的和他说，我是如何碰到的孟先生。他说他很忙，因为珍妮现在已经快不行了。医院已经从病房里，用轮椅车把她送回了家里。我吃惊的把这个消息翻译给孟先生，他已经是泪流满面。因为我和揣西讲的话，他也听懂了。

他一晚上总和我重复一句话：“好人就应该有好命啊。”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又在一起给珍妮家打电话，询问病情。这次，孟先生也不等我了，自己就迫不及待的拨通了电话。他听了一半，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接过电话，揣西说了珍妮的近况，她已经昏迷不醒了。他郑重的请求我们，为珍妮祈祷，祈祷吧。夜幕降临的东京，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五彩六色的霓虹灯闪耀着光芒，比白天要热闹得多。辉煌的夜景中，只见孟先生双腿跪在地上，对着东方，使劲的嗑着一个个的响头。他哭着说：“上帝没法救活珍妮。我们的菩萨，求求你救救她吧，求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