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什么？犬儒主义？那是什么？
十个犬儒主义的人里，恐怕有九个半并不知道这个学院气浓烈的哲学词汇，但这个学院气浓烈的哲学词汇，却实实在在是十个犬儒主义者的生活造就的。时至今日，选择犬儒主义作为思想，就像选择牛肉拉面作为晚饭一样稀松平常，仿佛不犬儒就不入流（“偏激”），不犬儒就不合时宜，不犬儒就招人侧目，犬儒主义堂而皇之却又秘而不宣地成为每一个人真正的“思想道德”核心，这实在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胡平先生有一篇堪称经典的雄文《犬儒病》，深入分析了大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普遍的犬儒主义心态。在论述年轻的犬儒者时，胡先生有句名言：“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名言是发人深省的，但遗憾的是，胡先生没有对年轻的犬儒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于是我就常常想，年轻人怎么会变成犬儒呢？我们的物质条件不是比八十年代的人们好很多吗？我们不是成长在倡导爱与和谐的环境里吗？我们不是也没有感受过大失败之后的挫折吗？我们，80年代出生的“大小孩”或者“准大人”们，思想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我出生在1986年，据说那一年是“中国政坛民主气息最为浓烈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出生的人，骨子里更多的却是商业精英气息、“爱国主义”气息和“超女粉丝”气息，鲜见“民主气息”。而那些最常见的气息里，无一例外地彰显著犬儒主义气息。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里，有很大一群人是“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不曾经历过反右“阳谋”的洗礼、不曾经历过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磨难，不曾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不曾经历过80年代的启蒙和思想解放、不曾感受过 1989年的豪迈、惨烈与悲壮，不曾知晓自由思想在90年代的艰难复苏、也不曾认识体会当代中国光怪陆离的生存窘境。我们面对的是升学就业的巨大压力，我们奉若神明的是死水一潭的教科书和提心吊胆的成绩单，我们初中高中的宝贵时光被堆积如山的作业和教辅书霸占，好不容易得来的闲暇又迫不及待地用在了流行音乐、言情小说和电脑游戏上面。我们不知道柏拉图、不知道黑格尔、不知道雪莱和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鲁迅、梁实秋；更遑论哈维尔、昆德拉了。我们似乎很悲哀，小小年纪就生活在无限紧张之中。这个时代物质的假充裕无法掩饰精神的真贫乏；爱与和谐变成了政治说教，就无法避免我们用麻木和娱乐来与之作消极抵抗；至于失败的挫折对我们来说更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目前的制度有过思考——以“讨厌政治”为由；至于我们的思想状况嘛“快乐的猪一样的生活”真是最好的概括。
一次，与同学小g聊起了各自的人生哲学。
她说：“现在的整容手术真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我不以为然：“是啊，但是，外在美和内在美毕竟不同。有了前者不一定就有后者。”
她说：“外在美比内在美有用。”
我道：“有用又如何？没用不一定就没价值。”
她说：“价值不一定能换饭吃。”
“可是吃饭也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对于吃不饱的人来说。”
“你认为吃饭是生活的意义？”
“对。”
“那我们和低等的动物，和猪牛羊又有什么分别？”
“没什么分别。”
我愕然。鲁迅先生说过，“吃”在中国是国教。祇有“吃”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我不满意于朋友竟有如此答案，但是我却惊慌地发现，我找不到反驳的话。她甘愿承认那个“没什么分别”，就意味着你跟她谈所有的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之类都是没用的！她祇会把这当成另一种政治书上的东西，一笑了之！但是我又不甘心，于是我用疑问来反驳她。
我说：“人类的生活从古代到现代，有那么多的文明果实，难道这不是我们区别于动物之所在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古今难道不是根本的不一样么？”
“生活方式自然不同，但实质一样。”
“实质？就是一辈子为吃饭而不停奔波？”
“差不多吧。等有时间有工夫，再去发展精神层面的事情。”
“既然精神层面不是人生存的实质，不是意义，不是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为什么还要在有时间有工夫以后发展它？”
“哈哈，闲得无聊总得找事干吧！”
我再度愕然。如果小g是哲学家的话，这“闲得无聊”论实在有资格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利器，成为形形色色后现代表述的经典之一了。
我无法释怀，继续追问：“那么，你真的不认为‘和动物没什么两样'的观点是羞耻的、不能接受的么？”
“好像大部分人不能接受吧？不过我还可以。”
我颇有些悲哀的表示反对：“不，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可以接受。”
“哦。其实关键在于坦然。这种想法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也并不需要多大勇气。”
三度愕然之余，我们结束了谈话。脑子里盘旋着王朔的名言：“祇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
我想，充斥九州的犬儒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它并不是住在大木桶里的狄奥根尼（Diogenes）的犬儒主义，而是“灾民理性”与后极权主义双重统治的产物。但是对于特定人群——我们的犬儒主义，年轻人、孩子们的犬儒主义，又是哪来的呢？我回想起了我和同龄人十几年的生活。
不得不说，成人社会的犬儒主义，给未成年人的犬儒主义滋生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孩子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孩子对事情的看法是哪里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成人给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人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书本对孩子的影响。大人选择了犬儒式的生存，多少会影响到孩子也做出同样的选择。不过年轻人终归是较少成见、较多胆识和勇气的，他们会对父辈的处世方式不以为然。所以单纯的犬儒化的成人社会，并不足以造就一个犬儒化的孩子社会。必须还有其他的因素来配合。
严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使得青年人对政治普遍麻木。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培养着谎言，更培养着冷漠。无论是中学的《思想政治》课本也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也罢，空洞无味却又必须死记硬背的庸俗教义，在向你传达着政治的虚伪，也向你传达着政治的无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庸俗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义和“活着为了吃饭”的“灾民哲学”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成了唯一一个真正被接受的信条。但是，僵死的意识形态不能不引起思想活跃的青年怀疑与批判，一旦批判有系统、成理论，专制的根基将会被动摇。
好在升学压力的不断加大、沉重的书包和厚厚的教学参考书为专制政权化解了这一难题。“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在分数这个可谓是惨无人道的高压下，孩子们的闲暇被剥削了。他们被迫沉入题海之中，为“多收了三五斗”疲于奔命，费尽心思。闲暇是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的前提。没有了闲暇的生活其实是“快乐的猪一样的生活”的起源（大学提供了许多的闲暇，最终造就了这种生活）。但是沉重的书包依然不能占尽孩子的闲暇，这个时候，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所培养出的商业和娱乐就开始大显神通了。
文化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但是，在一个后极权的社会里，文化消费品的滥觞显然是统治者的 “别有用心。”当人们沉迷于《梦里花落知多少》、吴宗宪的搞笑剧、李宇春、周杰伦和《魔兽争霸》的时候，严肃的思考也就在无形中被消解了。其实，被文化消费品充斥的闲暇已经不能再算是闲暇，祇不过是另一种紧张——以“休闲”为名义。可以想像，以“娱乐”为唯一精神生活的人，在面对任何严肃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也将会是娱乐式的——玩儿嘛，自然无可无不可喽！你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没什么区别”。并且是“坦然”、“简单”和“不需要多少勇气”就可以承认这一点。可不是吗？玩，本来就是坦然、简单而且不要什么勇气的嘛！祇要不与“活着为了吃饭”的原则问题冲突，一切都可以玩玩。我想起了晓波先生的话，“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狂欢的深层，蕴含着全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严肃的公共话题被禁声而庸俗的娱乐节目被纵容，便是这种危机的公共征候之一。”娱乐和狂欢给青少年的思考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残酷的初等教育生活结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地上了大学，闲暇比中学时代多多了，文化消费品也不足以填满所有课余时间了，这时，思考才真正有可能发芽。然而这时，专制机器再度显示了它的神威。一个人想思考是一回事，会思考又是另一回事。中学教育给了我们什么？一套套作文的“模板”、一条条解题的“套路”、一个个“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知性的，填鸭式地灌输到我们脑子里的。我们不懂得逻辑思维，不会看问题，想要思考的人脑子里却往往一片茫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记起中学的政治课本里“辩证唯物主义”的谆谆教诲：诸如“物质决定意识”（吃饭决定活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应该努力吃好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吃饭是生活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坏事也能变好事）等等等等。与现实一旦联系（“实事求是”），这一套思维好象还是挺深刻的！（因为与吃饭哲学吻合得很好嘛！）于是大家开始认同这一套实际很粗鄙的思维方式（前不久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良好”，原因大抵出于此吧！）。思考虽然“独立”了，但思维方式却是党化的。再加上当局竭力地煽起爱国激情，一个个“愤青”就由此诞生了。
最后的“杀手锏”就是信息封锁了，这一招把那些少数些具有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的青年挡了回去。我发现，其实不少人对“伟光正”的媒体上的信息颇厌倦也颇怀疑。所以他们总喜欢看看《参考消息》，看看《环球日报》。为什么呢？那上面的消息和评论多是国外媒体的，当他们看到国外的媒体既区别于国内媒体的“一本正经”，又比国内媒体的“伟光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就不再怀疑了。“你看，别人对咱们的评价不也很好吗？”至于偶尔见到“少数媒体”（譬如VOA和 RFA）的负面报道，则斥之为“不怀好意”、“别有用心”，反正VOA和RFA的广播是被干扰的，网站是被封锁的，我们也“眼不见，心不烦”。信息封锁使思考缺乏真实的依据，导致思考不能准确判断现实。
看来，青年的犬儒病是后极权国家特定的成长环境形成的，它不同于狄奥根尼（Diogenes）和德勒斯（Teles）那样经过思辨之后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胡平先生在《犬儒病》里分析的“失败后的犬儒主义”。恰恰相反，今天青年的犬儒病，是没有思考也无法思考之病。遗憾的是，面对极权主义的铜墻铁壁，我们这些有幸愿意并且开始了独立思考的青年，除了“独善其身”之外，除了在有限的空间大声疾呼之外，似乎对疗救是无能为力的。
悬崖百丈冰，愁云万里凝。孩子和青年的心，是纯洁的水晶、是蓝天的白云、是欢笑的清泉、是暗夜的烛光。我们是未来，是希望。如果我们沉沦了，我们麻木了，我们丧失掉理想和信仰，不再有道德和勇气，那么哪还有什么未来呢？我有不少失望，但我知道一味失望祇会陷入犬儒病的泥潭。我于是开始庆幸，至少我的脑子还在运转，至少我的灵魂还没有麻木，至少我还有信心去“独善其身”！我必须坚信，在不屈服于别人的冷嘲、不解和侧目之中，我也能够多少影响别人，而这种影响又终归能改变一些东西。“铁屋中哪藕？”究竟有多少人聆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祇要有一个人闪耀出光芒，乌云就决不会遮满天空.
－－原载：http://bjzc.org/bjs/bc/165/84.txt(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十个犬儒主义的人里，恐怕有九个半并不知道这个学院气浓烈的哲学词汇，但这个学院气浓烈的哲学词汇，却实实在在是十个犬儒主义者的生活造就的。时至今日，选择犬儒主义作为思想，就像选择牛肉拉面作为晚饭一样稀松平常，仿佛不犬儒就不入流（“偏激”），不犬儒就不合时宜，不犬儒就招人侧目，犬儒主义堂而皇之却又秘而不宣地成为每一个人真正的“思想道德”核心，这实在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胡平先生有一篇堪称经典的雄文《犬儒病》，深入分析了大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普遍的犬儒主义心态。在论述年轻的犬儒者时，胡先生有句名言：“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名言是发人深省的，但遗憾的是，胡先生没有对年轻的犬儒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于是我就常常想，年轻人怎么会变成犬儒呢？我们的物质条件不是比八十年代的人们好很多吗？我们不是成长在倡导爱与和谐的环境里吗？我们不是也没有感受过大失败之后的挫折吗？我们，80年代出生的“大小孩”或者“准大人”们，思想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我出生在1986年，据说那一年是“中国政坛民主气息最为浓烈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出生的人，骨子里更多的却是商业精英气息、“爱国主义”气息和“超女粉丝”气息，鲜见“民主气息”。而那些最常见的气息里，无一例外地彰显著犬儒主义气息。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里，有很大一群人是“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不曾经历过反右“阳谋”的洗礼、不曾经历过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磨难，不曾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不曾经历过80年代的启蒙和思想解放、不曾感受过 1989年的豪迈、惨烈与悲壮，不曾知晓自由思想在90年代的艰难复苏、也不曾认识体会当代中国光怪陆离的生存窘境。我们面对的是升学就业的巨大压力，我们奉若神明的是死水一潭的教科书和提心吊胆的成绩单，我们初中高中的宝贵时光被堆积如山的作业和教辅书霸占，好不容易得来的闲暇又迫不及待地用在了流行音乐、言情小说和电脑游戏上面。我们不知道柏拉图、不知道黑格尔、不知道雪莱和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鲁迅、梁实秋；更遑论哈维尔、昆德拉了。我们似乎很悲哀，小小年纪就生活在无限紧张之中。这个时代物质的假充裕无法掩饰精神的真贫乏；爱与和谐变成了政治说教，就无法避免我们用麻木和娱乐来与之作消极抵抗；至于失败的挫折对我们来说更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目前的制度有过思考——以“讨厌政治”为由；至于我们的思想状况嘛“快乐的猪一样的生活”真是最好的概括。
一次，与同学小g聊起了各自的人生哲学。
她说：“现在的整容手术真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我不以为然：“是啊，但是，外在美和内在美毕竟不同。有了前者不一定就有后者。”
她说：“外在美比内在美有用。”
我道：“有用又如何？没用不一定就没价值。”
她说：“价值不一定能换饭吃。”
“可是吃饭也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对于吃不饱的人来说。”
“你认为吃饭是生活的意义？”
“对。”
“那我们和低等的动物，和猪牛羊又有什么分别？”
“没什么分别。”
我愕然。鲁迅先生说过，“吃”在中国是国教。祇有“吃”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我不满意于朋友竟有如此答案，但是我却惊慌地发现，我找不到反驳的话。她甘愿承认那个“没什么分别”，就意味着你跟她谈所有的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之类都是没用的！她祇会把这当成另一种政治书上的东西，一笑了之！但是我又不甘心，于是我用疑问来反驳她。
我说：“人类的生活从古代到现代，有那么多的文明果实，难道这不是我们区别于动物之所在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古今难道不是根本的不一样么？”
“生活方式自然不同，但实质一样。”
“实质？就是一辈子为吃饭而不停奔波？”
“差不多吧。等有时间有工夫，再去发展精神层面的事情。”
“既然精神层面不是人生存的实质，不是意义，不是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为什么还要在有时间有工夫以后发展它？”
“哈哈，闲得无聊总得找事干吧！”
我再度愕然。如果小g是哲学家的话，这“闲得无聊”论实在有资格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利器，成为形形色色后现代表述的经典之一了。
我无法释怀，继续追问：“那么，你真的不认为‘和动物没什么两样'的观点是羞耻的、不能接受的么？”
“好像大部分人不能接受吧？不过我还可以。”
我颇有些悲哀的表示反对：“不，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可以接受。”
“哦。其实关键在于坦然。这种想法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也并不需要多大勇气。”
三度愕然之余，我们结束了谈话。脑子里盘旋着王朔的名言：“祇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
我想，充斥九州的犬儒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它并不是住在大木桶里的狄奥根尼（Diogenes）的犬儒主义，而是“灾民理性”与后极权主义双重统治的产物。但是对于特定人群——我们的犬儒主义，年轻人、孩子们的犬儒主义，又是哪来的呢？我回想起了我和同龄人十几年的生活。
不得不说，成人社会的犬儒主义，给未成年人的犬儒主义滋生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孩子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孩子对事情的看法是哪里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成人给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人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书本对孩子的影响。大人选择了犬儒式的生存，多少会影响到孩子也做出同样的选择。不过年轻人终归是较少成见、较多胆识和勇气的，他们会对父辈的处世方式不以为然。所以单纯的犬儒化的成人社会，并不足以造就一个犬儒化的孩子社会。必须还有其他的因素来配合。
严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使得青年人对政治普遍麻木。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培养着谎言，更培养着冷漠。无论是中学的《思想政治》课本也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也罢，空洞无味却又必须死记硬背的庸俗教义，在向你传达着政治的虚伪，也向你传达着政治的无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庸俗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义和“活着为了吃饭”的“灾民哲学”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成了唯一一个真正被接受的信条。但是，僵死的意识形态不能不引起思想活跃的青年怀疑与批判，一旦批判有系统、成理论，专制的根基将会被动摇。
好在升学压力的不断加大、沉重的书包和厚厚的教学参考书为专制政权化解了这一难题。“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在分数这个可谓是惨无人道的高压下，孩子们的闲暇被剥削了。他们被迫沉入题海之中，为“多收了三五斗”疲于奔命，费尽心思。闲暇是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的前提。没有了闲暇的生活其实是“快乐的猪一样的生活”的起源（大学提供了许多的闲暇，最终造就了这种生活）。但是沉重的书包依然不能占尽孩子的闲暇，这个时候，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所培养出的商业和娱乐就开始大显神通了。
文化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但是，在一个后极权的社会里，文化消费品的滥觞显然是统治者的 “别有用心。”当人们沉迷于《梦里花落知多少》、吴宗宪的搞笑剧、李宇春、周杰伦和《魔兽争霸》的时候，严肃的思考也就在无形中被消解了。其实，被文化消费品充斥的闲暇已经不能再算是闲暇，祇不过是另一种紧张——以“休闲”为名义。可以想像，以“娱乐”为唯一精神生活的人，在面对任何严肃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也将会是娱乐式的——玩儿嘛，自然无可无不可喽！你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没什么区别”。并且是“坦然”、“简单”和“不需要多少勇气”就可以承认这一点。可不是吗？玩，本来就是坦然、简单而且不要什么勇气的嘛！祇要不与“活着为了吃饭”的原则问题冲突，一切都可以玩玩。我想起了晓波先生的话，“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狂欢的深层，蕴含着全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严肃的公共话题被禁声而庸俗的娱乐节目被纵容，便是这种危机的公共征候之一。”娱乐和狂欢给青少年的思考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残酷的初等教育生活结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地上了大学，闲暇比中学时代多多了，文化消费品也不足以填满所有课余时间了，这时，思考才真正有可能发芽。然而这时，专制机器再度显示了它的神威。一个人想思考是一回事，会思考又是另一回事。中学教育给了我们什么？一套套作文的“模板”、一条条解题的“套路”、一个个“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知性的，填鸭式地灌输到我们脑子里的。我们不懂得逻辑思维，不会看问题，想要思考的人脑子里却往往一片茫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记起中学的政治课本里“辩证唯物主义”的谆谆教诲：诸如“物质决定意识”（吃饭决定活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应该努力吃好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吃饭是生活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坏事也能变好事）等等等等。与现实一旦联系（“实事求是”），这一套思维好象还是挺深刻的！（因为与吃饭哲学吻合得很好嘛！）于是大家开始认同这一套实际很粗鄙的思维方式（前不久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良好”，原因大抵出于此吧！）。思考虽然“独立”了，但思维方式却是党化的。再加上当局竭力地煽起爱国激情，一个个“愤青”就由此诞生了。
最后的“杀手锏”就是信息封锁了，这一招把那些少数些具有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的青年挡了回去。我发现，其实不少人对“伟光正”的媒体上的信息颇厌倦也颇怀疑。所以他们总喜欢看看《参考消息》，看看《环球日报》。为什么呢？那上面的消息和评论多是国外媒体的，当他们看到国外的媒体既区别于国内媒体的“一本正经”，又比国内媒体的“伟光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就不再怀疑了。“你看，别人对咱们的评价不也很好吗？”至于偶尔见到“少数媒体”（譬如VOA和 RFA）的负面报道，则斥之为“不怀好意”、“别有用心”，反正VOA和RFA的广播是被干扰的，网站是被封锁的，我们也“眼不见，心不烦”。信息封锁使思考缺乏真实的依据，导致思考不能准确判断现实。
看来，青年的犬儒病是后极权国家特定的成长环境形成的，它不同于狄奥根尼（Diogenes）和德勒斯（Teles）那样经过思辨之后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胡平先生在《犬儒病》里分析的“失败后的犬儒主义”。恰恰相反，今天青年的犬儒病，是没有思考也无法思考之病。遗憾的是，面对极权主义的铜墻铁壁，我们这些有幸愿意并且开始了独立思考的青年，除了“独善其身”之外，除了在有限的空间大声疾呼之外，似乎对疗救是无能为力的。
悬崖百丈冰，愁云万里凝。孩子和青年的心，是纯洁的水晶、是蓝天的白云、是欢笑的清泉、是暗夜的烛光。我们是未来，是希望。如果我们沉沦了，我们麻木了，我们丧失掉理想和信仰，不再有道德和勇气，那么哪还有什么未来呢？我有不少失望，但我知道一味失望祇会陷入犬儒病的泥潭。我于是开始庆幸，至少我的脑子还在运转，至少我的灵魂还没有麻木，至少我还有信心去“独善其身”！我必须坚信，在不屈服于别人的冷嘲、不解和侧目之中，我也能够多少影响别人，而这种影响又终归能改变一些东西。“铁屋中哪藕？”究竟有多少人聆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祇要有一个人闪耀出光芒，乌云就决不会遮满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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