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小唐，批评不对缝！
你弹的与我们就不是一个曲！
我想，我所干的只是一种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阅读圈子。这种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种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话。
行话－－就是专门的述语，现在叫它学术语汇。
我写文章是冲着我所想象的那个圈子，虽然不知谁与谁。这可不是有缘来相会，而是靠琴音来相识。老姜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话来接我拨的琴音，我对老姜的应答也是行规下的行话。发生在我和老姜之间的是一种唱和，这种唱和式的讨论自有它的乐趣，但只有在行话里才有这种趣味，滋味在个中，也只有个中人才品得。可网络是公众的，一经言论也就公众化，所以谁发贴子谁批评贴子都属于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为不只有个犯法不犯法，还有个放矢有的没有的，交流只有发生在圈子里才有意义。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评品爱因斯坦，也不能用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去批评认识论。许多年前，中学里考试，有的学生平日只知淘气，一考试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试题就写“毛主席万岁”，还画上好几个“！”号，叫老师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这些淘气孩子，瞎扯一通，连写些什么东西自己也闹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说着不着边际，还得二十年，这里不存在看起看不起这种关系，学问的严肃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好像咱俩也打过几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选或拒绝贴子，也可以发些非圈子的议论，但要想说我孙丰那种行话，你什么都别干，到南墙下去头悬梁，锥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这个努力的，六百页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当于《三圈演义》抄十遍，你有这份耐心吗？有了这十遍，才造成那种言谈的风格。
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漫步学派，它的创立者教导学子们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限度内，去寻求每一类事物的确切性。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正如要求一个演讲家进行证明一样，都是愚蠢的”。
中国年年邀请华人大学生去国内参加大学生辩论，其实这种辩论所培养的只是机智和应变，并不是对着道理真假的，辩论的目标是制胜，决不是求真，你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喊你声孩子决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声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卖卖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连下桥去执行那个分咐的份也够不上。那两年咱俩还通过信吧？你可别自已刮了目。借着你的话，我诌它几句：你读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读书，不懂呢，你就照现在这个样去写！
我笔下说的这个党，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学课，是对着一个对象，追究它内含的性质。比如铁，有空间性－－即形态性（高矮、长短、方圆），有重量，受击有响声，受热后能传热，导电，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们在研究它才有的。我们研究得出什么结论，不应受我们态度情绪的影响，而只应诉诸无情事实。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本质就是揭露，并且仅仅允许揭露，揭露意味着不许有任何的强加（即综合）。怎么揭露呢？通过观察、测量、放进氧里、火里－－这是方法，这方法叫实验。相对着对象来说才叫揭露，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呢？揭露就成了认识，因为对对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们内在能力对相对对象的知解。所以科学意谓的是人的一种认识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对着对象的，有限性的，实证的和诉诸无情事实的。从这个立场上做研究这种立场就叫科学。这也就奠定了科学的本性－－必须是对着客体对象，以搞清对象是什么－－求其性质、关联、变化为目的的探求活动。但在日常言谈中往往把什么都说成科学。比如：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例子。
其实，只有在讲知解的场合（知解只能对着对象发生），我们用来说具体领域的概念，才叫范畴，范畴表示它只有内涵性，而决不被别的概念所内涵的。比如，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热学、电学、高能物理……它物理学却不被这些概念的任何一个所包含。
当我们只说我们自身的能力－－理性时，概念就成为观念。观念的意思是我们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东西，它是让人达到明白的介体，工具。就概念来说－－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观念。
有了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凡是观念的（即观念的对象）都是不能直面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能像实验科学那样诉诸无情事实，比如“幸福”是一个观念，它可被体验和意会，却无法像指着一棵树，一道河那样说这是一棵树或这是××河，人指不出一种叫幸福的对象来；再比如“自由”，当你受到限制时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不自由，却不能指着一个东西说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内体验而不能相对做直面经验。但人的认识却必是对着对象的，可直观经验的，所有科学家都是对着人人都可感觉的对象来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学必是经验的－－意思是像苹果坠地那样人人肉眼可见。但是观念在人心里，看不见测不着，是外感官无从证实的。由于我们民族没有文艺复兴的历史，设有伽里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史，所以我们根本没完成范畴与观念，也就是知解与理性的区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观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这种情况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对象的客观条件，这种性质的错误，所满足的是我们理性的假设，获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独断。咱们就以描述境界的“层次”为例，“层”是一个可直观的概念，谁都清楚它的涵义，竹笋、棒子都一层层的，可以一层层地剥向深处，可用肉眼来辨。可是“次”呢？是个频率问题，你只能用心来体验，不能用视觉来辨认。所以“高层次低层次”，往“高层次上带”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做为对象的客观条件的错误。所得结论是武断的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
做为概念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这样的独断。
这种错误天天在犯，又不容易发现。“科学发展观”这话所犯的错误叫“形而上学的武断”。那位洗涤我们理性的导师说：“若离开了经验的范围，就必须作仔细的考察，以保证我们想树立的任何建筑的基础是稳固的。方法是：对已有的知识，若没判定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不要使用；对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则，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连接的，都必须首先经由知性的确认，以保证它做为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价值与范围。凡是未经知性确认的就不要使用”。用视觉去辨别“层”，辨别了就是由知性确认了，但“次”却是感觉而非辨别，没有做这种区分就是没经知性的确认，将“次”与“层”相综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确切的，做为知识的一个原则，“层次”根本不成立，凡说到“层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阶段的那个“层”，而“次”纯是蛇脚。
凡观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观念都是先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的中心语是“发展观”，严格地说只是其中的“观”。因“发展”并不是观念，而是描述，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只属于社会或政府，而“观”却是一个时代的人都无从避免的。“观”反映的是人对生活的向往，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场问题，对自己与世界所处位置的体验和态度－－是只可内感而不能从外部直观经验的。而社会发展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是个路线、计划、政策、方针问题，是人工的操作，是后天的，并不是先验观念。因而它只属于把智慧用于社会发展的那一部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观念，观念必须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觉不自觉它却非形成不可。而社会发展涉及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可视的不可视的，相对的不能相对的，想象的，信仰的，都囊括进来，既不是个观念问题，也不是机械的相对立场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会发展形成观念－－观念是不可抗而有，并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学必须是对着对象的，可操作的，科学就无从与观念相联系。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观念的科学化这个问题。
既叫了科学，那就是科学而不会是观。
既是观念就不能再混同进科学。
胡锦涛说的这些话就不是行话，他身处宝塔之巅，前呼后拥，秘书成群，怎么会正天不伦不类呢？今天有张鹤慈者贴了《胡锦涛还是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是为指出他离我们这个现实时代有多么遥远。也可以看出，我在做为反对党的立场以外，仅仅就文明的方向对胡锦涛个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观的，恰当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的。他这个人不具有活跃的开放精神，没有境界，也培养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会的前进。请看张鹤慈的批评－－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讲话的胡锦涛,就像又看到了一个四十年前的大学政治辅导员.除了有一些名词是21世纪的,讲话的精神和腔调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从俞可平,潘岳,刘亚洲的讲话和文章,你会感到他们是你同一时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们说的内容,但你起码可以和他们对话.而看了胡锦涛的讲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和他对话.
客观的讲,中国今天的领导人,是官越大,说话也就越是党八股.而且,象网络控制这一类敏感话题,一个中共的官员也的确难讲.
胡锦涛的智囊那里去了?就会搞什么八荣八耻那一类的蹩脚演出?起码应该想到,不能在封杀网络,整治媒体的战线,把胡锦涛推上前台.
科学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对着对象才能发生。
咱们人也像我刚才说的铁一样，是实在的客体，好几门对人做研究的领域也属于科学，如：生物学、医学、人体结构学，实证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不属于科学而属于理性的运用。就说“政党”吧，党虽是人建的，但人并不是天然就有创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并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即到我们能自如地识别世界和识别自身时，才由于这种识别造成的联系而导致出看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觉地导致出集团，逐渐地进化成为党，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乡党”，当文明冲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动达到更高的水平更广大的范围，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来支配了，就是因政见不同才形成集团。所以党做为事实不是人主观上想结就能结出来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党并不是人的产物，而是理性的产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们在这里实施了一次简化。所以，政党就有些根本的性质和特征，缺了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党了。比如一双鞋，鞋的功用是保护脚，其特征是有底有帮，你把一双鞋的帮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脚上并保护脚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党也一样，有一些根本的性质，比如：集团性、整体里的一部分，互相对抗性，类性质，对正义的追随性与围绕性…等等。这些考察不是带着情感，也不是拟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不具有政党的一般性质。我的老友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与我相唱和的，这叫呼应，或者叫答和，我们彼此对唱和有充分的领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却不是在思维的范围里，我与老姜浸泡在逻辑思维里。而你却是用情感、形象来作回应的。请看你的话：
“关于共产党，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以“执政党、霸王党、窃国党、专政党、代表党、革命党、流氓党、强盗党、一个党”等等词语来概括它，都没有“邪灵”、“邪教”、“邪魔”的评判准确和到位。无论你说共产党是什么，只要没有点出其“邪魔”本质和真相，在它“死猪不怕开水烫”和“没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懒得理会你，随你讲好了。但只要你说它是魔，它立刻就紧张”。
其中：“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你可以这样“不论”，而我们却必须区分，否则我们就不是认识论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们也谈经验，但经验只是做为知识取得所必须的材料，否则就只是斗争，毫无疑问，你小唐并不是以理性为条件展开的活动，虽然你也使用理性，总体上你是以意志为条件的活动，你是与共产党作斗争，不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对共产党作的客观认识。在我们说的“执政党”里，是若干概念间的过渡，构成为一个发展着的链条，其中有许多环节和步骤，是个过程，这是你根本无从把握的，在我们也选用几个形象思维的概念时，是依附在我们的分析内，服务于我们的逻辑链环，你根本就不“物以类聚”，比如“邪灵”、“邪魔”这都是形象思维的用词，不是可以用向量来考察的，能表达出情绪，不能完成认识论的揭露，我不是车写诗歌！我们怎么能在认识论里引入“１＋１＝魔鬼或邪灵呢”？那只能表达愤怒与仇恨，我们的武器是是你愿说就使劲的说，可认识论立场不会采用。
就以“假党真魔”为例，这是神话里的用词，论证里只能使用逻辑词汇，因为逻辑词汇是绝对的公允，“１＋１”在共产党那里和在共产党的敌人那里都“＝２”，“党”做为名词在共产党与我们民主党都是一个分量，多出一些或减少一些不是因为它们是“党”，而是在“共产”或在“民主”或在“民进”里，“党”的内涵是绝对客观的、稳定的，只有实际政党的理念才是主观的，因而个别的、不稳定的。说“纳粹”、“共产”不是党，意思是由于这两个主观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个别性和不稳定性动摇了“党”的客观所涵，使它丧失了“整体里的一个部分”、“互相对抗性，颠覆性”、“处在类之中”、“只围绕着正义”因而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条件和桥梁”……等等根本性质，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正宗意义（即不是合法的）党，但政党上述本性还建立在“集团性”上，共产党失去了做为政党的其他本质性，但没失去集团性和力量性，我只在这一点上对老姜的立论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维的“魔”不可能对学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实“霸占性”、“驾驭性”才是准确定性。我们不是在画漫画，贴海报，喊口号，不是演活报剧，而是严格意义的证明。
“姜福贞先生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一文，以共产党“只是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党，一个长期占据国家权力并由此取消国民权利的政权本身”的结语，来概括共产党的“原罪”，对共产党实在还是太温情。因而《原罪的共产党》的作者孙丰迅速做出回应：不同意姜福祯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的立论。孙丰明确地说：“共产党不是党”，“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我的《原罪的共产党》尚未开始张贴，我说的很清楚，因孙郎才尽，就停下写作重去读书，一年多未上网，写些时评是为发表《原罪的共产党》热热身，你还闹不清什么是“原”，什么是“罪”，更无从了解“原罪论”所要内涵的究竟是什么，就要参入到这种唱和中来，是太仓促了一点，在老姜和我间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我是在借他的话蒂来阐发，在我们两之间是种意会，又借意会向读者表达。要参入到一种敞开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当下形势就能够的，那得不停止地补充，得为自己筑起一个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总是被统御在一个始发概念下。只有不断地补充才能及时排泄，才能保持与时代的脉博相同步。老实说你和你们团队还处在闹不清什么是严肃的知识，还未体验过什么是“知不足”，我读你写的东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与想的混杂，你倒是应扎扎实实地去学，不学不足以议论。我是在五十多岁后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学而后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觉甜丝丝的。你还没有这种把玩。
你后边说的话太离谱。那些东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现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产党》，倒不出时间来理论，如果我写完此文时共产党还没垮，我们就来论战。
在发稿时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写文章就希望批评，在批评中才能发生顿悟，才能喷涌，但得对题。你的批评与我们对不上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你弹的与我们就不是一个曲！
我想，我所干的只是一种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阅读圈子。这种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种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话。
行话－－就是专门的述语，现在叫它学术语汇。
我写文章是冲着我所想象的那个圈子，虽然不知谁与谁。这可不是有缘来相会，而是靠琴音来相识。老姜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话来接我拨的琴音，我对老姜的应答也是行规下的行话。发生在我和老姜之间的是一种唱和，这种唱和式的讨论自有它的乐趣，但只有在行话里才有这种趣味，滋味在个中，也只有个中人才品得。可网络是公众的，一经言论也就公众化，所以谁发贴子谁批评贴子都属于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为不只有个犯法不犯法，还有个放矢有的没有的，交流只有发生在圈子里才有意义。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评品爱因斯坦，也不能用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去批评认识论。许多年前，中学里考试，有的学生平日只知淘气，一考试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试题就写“毛主席万岁”，还画上好几个“！”号，叫老师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这些淘气孩子，瞎扯一通，连写些什么东西自己也闹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说着不着边际，还得二十年，这里不存在看起看不起这种关系，学问的严肃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好像咱俩也打过几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选或拒绝贴子，也可以发些非圈子的议论，但要想说我孙丰那种行话，你什么都别干，到南墙下去头悬梁，锥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这个努力的，六百页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当于《三圈演义》抄十遍，你有这份耐心吗？有了这十遍，才造成那种言谈的风格。
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漫步学派，它的创立者教导学子们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限度内，去寻求每一类事物的确切性。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正如要求一个演讲家进行证明一样，都是愚蠢的”。
中国年年邀请华人大学生去国内参加大学生辩论，其实这种辩论所培养的只是机智和应变，并不是对着道理真假的，辩论的目标是制胜，决不是求真，你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喊你声孩子决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声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卖卖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连下桥去执行那个分咐的份也够不上。那两年咱俩还通过信吧？你可别自已刮了目。借着你的话，我诌它几句：你读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读书，不懂呢，你就照现在这个样去写！
我笔下说的这个党，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学课，是对着一个对象，追究它内含的性质。比如铁，有空间性－－即形态性（高矮、长短、方圆），有重量，受击有响声，受热后能传热，导电，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们在研究它才有的。我们研究得出什么结论，不应受我们态度情绪的影响，而只应诉诸无情事实。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本质就是揭露，并且仅仅允许揭露，揭露意味着不许有任何的强加（即综合）。怎么揭露呢？通过观察、测量、放进氧里、火里－－这是方法，这方法叫实验。相对着对象来说才叫揭露，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呢？揭露就成了认识，因为对对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们内在能力对相对对象的知解。所以科学意谓的是人的一种认识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对着对象的，有限性的，实证的和诉诸无情事实的。从这个立场上做研究这种立场就叫科学。这也就奠定了科学的本性－－必须是对着客体对象，以搞清对象是什么－－求其性质、关联、变化为目的的探求活动。但在日常言谈中往往把什么都说成科学。比如：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例子。
其实，只有在讲知解的场合（知解只能对着对象发生），我们用来说具体领域的概念，才叫范畴，范畴表示它只有内涵性，而决不被别的概念所内涵的。比如，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热学、电学、高能物理……它物理学却不被这些概念的任何一个所包含。
当我们只说我们自身的能力－－理性时，概念就成为观念。观念的意思是我们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东西，它是让人达到明白的介体，工具。就概念来说－－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观念。
有了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凡是观念的（即观念的对象）都是不能直面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能像实验科学那样诉诸无情事实，比如“幸福”是一个观念，它可被体验和意会，却无法像指着一棵树，一道河那样说这是一棵树或这是××河，人指不出一种叫幸福的对象来；再比如“自由”，当你受到限制时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不自由，却不能指着一个东西说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内体验而不能相对做直面经验。但人的认识却必是对着对象的，可直观经验的，所有科学家都是对着人人都可感觉的对象来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学必是经验的－－意思是像苹果坠地那样人人肉眼可见。但是观念在人心里，看不见测不着，是外感官无从证实的。由于我们民族没有文艺复兴的历史，设有伽里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史，所以我们根本没完成范畴与观念，也就是知解与理性的区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观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这种情况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对象的客观条件，这种性质的错误，所满足的是我们理性的假设，获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独断。咱们就以描述境界的“层次”为例，“层”是一个可直观的概念，谁都清楚它的涵义，竹笋、棒子都一层层的，可以一层层地剥向深处，可用肉眼来辨。可是“次”呢？是个频率问题，你只能用心来体验，不能用视觉来辨认。所以“高层次低层次”，往“高层次上带”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观条件做为对象的客观条件的错误。所得结论是武断的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
做为概念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这样的独断。
这种错误天天在犯，又不容易发现。“科学发展观”这话所犯的错误叫“形而上学的武断”。那位洗涤我们理性的导师说：“若离开了经验的范围，就必须作仔细的考察，以保证我们想树立的任何建筑的基础是稳固的。方法是：对已有的知识，若没判定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不要使用；对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则，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连接的，都必须首先经由知性的确认，以保证它做为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价值与范围。凡是未经知性确认的就不要使用”。用视觉去辨别“层”，辨别了就是由知性确认了，但“次”却是感觉而非辨别，没有做这种区分就是没经知性的确认，将“次”与“层”相综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确切的，做为知识的一个原则，“层次”根本不成立，凡说到“层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阶段的那个“层”，而“次”纯是蛇脚。
凡观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观念都是先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的中心语是“发展观”，严格地说只是其中的“观”。因“发展”并不是观念，而是描述，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只属于社会或政府，而“观”却是一个时代的人都无从避免的。“观”反映的是人对生活的向往，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场问题，对自己与世界所处位置的体验和态度－－是只可内感而不能从外部直观经验的。而社会发展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是个路线、计划、政策、方针问题，是人工的操作，是后天的，并不是先验观念。因而它只属于把智慧用于社会发展的那一部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观念，观念必须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觉不自觉它却非形成不可。而社会发展涉及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可视的不可视的，相对的不能相对的，想象的，信仰的，都囊括进来，既不是个观念问题，也不是机械的相对立场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会发展形成观念－－观念是不可抗而有，并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学必须是对着对象的，可操作的，科学就无从与观念相联系。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观念的科学化这个问题。
既叫了科学，那就是科学而不会是观。
既是观念就不能再混同进科学。
胡锦涛说的这些话就不是行话，他身处宝塔之巅，前呼后拥，秘书成群，怎么会正天不伦不类呢？今天有张鹤慈者贴了《胡锦涛还是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是为指出他离我们这个现实时代有多么遥远。也可以看出，我在做为反对党的立场以外，仅仅就文明的方向对胡锦涛个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观的，恰当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的。他这个人不具有活跃的开放精神，没有境界，也培养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会的前进。请看张鹤慈的批评－－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讲话的胡锦涛,就像又看到了一个四十年前的大学政治辅导员.除了有一些名词是21世纪的,讲话的精神和腔调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从俞可平,潘岳,刘亚洲的讲话和文章,你会感到他们是你同一时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们说的内容,但你起码可以和他们对话.而看了胡锦涛的讲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和他对话.
客观的讲,中国今天的领导人,是官越大,说话也就越是党八股.而且,象网络控制这一类敏感话题,一个中共的官员也的确难讲.
胡锦涛的智囊那里去了?就会搞什么八荣八耻那一类的蹩脚演出?起码应该想到,不能在封杀网络,整治媒体的战线,把胡锦涛推上前台.
科学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对着对象才能发生。
咱们人也像我刚才说的铁一样，是实在的客体，好几门对人做研究的领域也属于科学，如：生物学、医学、人体结构学，实证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不属于科学而属于理性的运用。就说“政党”吧，党虽是人建的，但人并不是天然就有创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并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即到我们能自如地识别世界和识别自身时，才由于这种识别造成的联系而导致出看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觉地导致出集团，逐渐地进化成为党，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乡党”，当文明冲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动达到更高的水平更广大的范围，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来支配了，就是因政见不同才形成集团。所以党做为事实不是人主观上想结就能结出来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党并不是人的产物，而是理性的产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们在这里实施了一次简化。所以，政党就有些根本的性质和特征，缺了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党了。比如一双鞋，鞋的功用是保护脚，其特征是有底有帮，你把一双鞋的帮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脚上并保护脚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党也一样，有一些根本的性质，比如：集团性、整体里的一部分，互相对抗性，类性质，对正义的追随性与围绕性…等等。这些考察不是带着情感，也不是拟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不具有政党的一般性质。我的老友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与我相唱和的，这叫呼应，或者叫答和，我们彼此对唱和有充分的领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却不是在思维的范围里，我与老姜浸泡在逻辑思维里。而你却是用情感、形象来作回应的。请看你的话：
“关于共产党，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以“执政党、霸王党、窃国党、专政党、代表党、革命党、流氓党、强盗党、一个党”等等词语来概括它，都没有“邪灵”、“邪教”、“邪魔”的评判准确和到位。无论你说共产党是什么，只要没有点出其“邪魔”本质和真相，在它“死猪不怕开水烫”和“没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懒得理会你，随你讲好了。但只要你说它是魔，它立刻就紧张”。
其中：“无论你依据个人的经验或知识”，你可以这样“不论”，而我们却必须区分，否则我们就不是认识论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们也谈经验，但经验只是做为知识取得所必须的材料，否则就只是斗争，毫无疑问，你小唐并不是以理性为条件展开的活动，虽然你也使用理性，总体上你是以意志为条件的活动，你是与共产党作斗争，不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对共产党作的客观认识。在我们说的“执政党”里，是若干概念间的过渡，构成为一个发展着的链条，其中有许多环节和步骤，是个过程，这是你根本无从把握的，在我们也选用几个形象思维的概念时，是依附在我们的分析内，服务于我们的逻辑链环，你根本就不“物以类聚”，比如“邪灵”、“邪魔”这都是形象思维的用词，不是可以用向量来考察的，能表达出情绪，不能完成认识论的揭露，我不是车写诗歌！我们怎么能在认识论里引入“１＋１＝魔鬼或邪灵呢”？那只能表达愤怒与仇恨，我们的武器是是你愿说就使劲的说，可认识论立场不会采用。
就以“假党真魔”为例，这是神话里的用词，论证里只能使用逻辑词汇，因为逻辑词汇是绝对的公允，“１＋１”在共产党那里和在共产党的敌人那里都“＝２”，“党”做为名词在共产党与我们民主党都是一个分量，多出一些或减少一些不是因为它们是“党”，而是在“共产”或在“民主”或在“民进”里，“党”的内涵是绝对客观的、稳定的，只有实际政党的理念才是主观的，因而个别的、不稳定的。说“纳粹”、“共产”不是党，意思是由于这两个主观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个别性和不稳定性动摇了“党”的客观所涵，使它丧失了“整体里的一个部分”、“互相对抗性，颠覆性”、“处在类之中”、“只围绕着正义”因而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条件和桥梁”……等等根本性质，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正宗意义（即不是合法的）党，但政党上述本性还建立在“集团性”上，共产党失去了做为政党的其他本质性，但没失去集团性和力量性，我只在这一点上对老姜的立论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维的“魔”不可能对学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实“霸占性”、“驾驭性”才是准确定性。我们不是在画漫画，贴海报，喊口号，不是演活报剧，而是严格意义的证明。
“姜福贞先生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一文，以共产党“只是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党，一个长期占据国家权力并由此取消国民权利的政权本身”的结语，来概括共产党的“原罪”，对共产党实在还是太温情。因而《原罪的共产党》的作者孙丰迅速做出回应：不同意姜福祯关于“共产党是一个党”的立论。孙丰明确地说：“共产党不是党”，“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我的《原罪的共产党》尚未开始张贴，我说的很清楚，因孙郎才尽，就停下写作重去读书，一年多未上网，写些时评是为发表《原罪的共产党》热热身，你还闹不清什么是“原”，什么是“罪”，更无从了解“原罪论”所要内涵的究竟是什么，就要参入到这种唱和中来，是太仓促了一点，在老姜和我间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我是在借他的话蒂来阐发，在我们两之间是种意会，又借意会向读者表达。要参入到一种敞开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当下形势就能够的，那得不停止地补充，得为自己筑起一个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总是被统御在一个始发概念下。只有不断地补充才能及时排泄，才能保持与时代的脉博相同步。老实说你和你们团队还处在闹不清什么是严肃的知识，还未体验过什么是“知不足”，我读你写的东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与想的混杂，你倒是应扎扎实实地去学，不学不足以议论。我是在五十多岁后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学而后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觉甜丝丝的。你还没有这种把玩。
你后边说的话太离谱。那些东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现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产党》，倒不出时间来理论，如果我写完此文时共产党还没垮，我们就来论战。
在发稿时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写文章就希望批评，在批评中才能发生顿悟，才能喷涌，但得对题。你的批评与我们对不上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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