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为了以异议之身进入体制内做准备,而是寄希望于在摆脱传统的“帝王师”及毛式“两个老凡是”不良思维之前提下,与执国之政者平等交流。
也许这种模式对“在朝”与“在野”的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符合我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圣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
中文里的“和谐”与“和睦”在英语里有一“交集”词,称为harmony;或者说,harmony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中文的“和谐”与“和睦”。
当然,我不是强行向你布道,你仍坚持你的共产主义,我仍信我的基督教。本文我要说的是:党政部门施政与社会脱节问题,并且也不着重从“现象学”上讨论,而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借鉴而论之。
据国际中文媒体转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罗冰报道:“温家宝在国务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说:社会各界将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告上法院,是体现法制和法治进步、完善的方面,也反映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在依法施政、依法执法上,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差距,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产生矛盾,使管治的危机恶化。”
依我判断,无论于说话和气之平和,还是于事实认定之清晰,都有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能。也就是说,外界“造谣”的可能性不大。
施政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会导致社会崩溃:古者,可以典型地引用明中后期的宦官开矿案例;今者,可以典型地引用前东德共产党“一切为了权力”的教训。
放下失败的案例不说,拿一个在传统中具有儒法两家文化合法化的政治人物管仲来讨论,可以使更多的受众接受。
管仲之能表现于春秋周政危机之时,一方面他治好齐国,另一方面“九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他是法家,但绝非荀韩之后普遍褊狭的法家可比;他也是儒家始祖孔丘所推崇的对象,孔丘对学生说:没有管仲,你我都会生活在蛮夷统治之下。
其实,管仲的根本治术只有一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目前来看,今日中国还没能达到这个“古典理想状态”。技术性原因是:
1.代议制体系很落后,无法真正表达民意,所以生产出的“法律次品”很多。
党政部门的“脱节”现象,实质源于法律本源不清。比之古训,就是魏征所说的:求木之茂,必固其根本;求水之清,必浚其源泉。
2.民意反应渠道还很成问题。
信仿是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好东西,但是,地方上的“截访”已经成了重大政治任务,更进一步增加了官民对立、党群对立。所以,管治危机在不断上升。
代议系统不能生产良法,上访的制度效率又人为地减损,如此求治,难度无疑大大增加。
在我生活的小城市甚至出现了邮局“截访”的现象,比如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他写给国务院的信件,就会被扣下,哪怕是挂号信也不行。即便有一个农民想向你温家宝表达敬意(——比如感谢免了农业税),这也不行。
基层政权对信访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若这个农民写给温家宝的信确是拜年信,邮局也把它列为“疑似信访”。
而邮局这样的操作只有领导口头对员工指示,而不以文件形式表达。此种情况,类似打击“邪教”的办法——只做不说,或曰“不留在纸上”。
是谁赋予了邮局“截访”的权力?
国务院,还是邮政总局,或者地方党政部门?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应该向民众讲清,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如此之为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也许这种模式对“在朝”与“在野”的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符合我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圣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
中文里的“和谐”与“和睦”在英语里有一“交集”词,称为harmony;或者说,harmony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中文的“和谐”与“和睦”。
当然,我不是强行向你布道,你仍坚持你的共产主义,我仍信我的基督教。本文我要说的是:党政部门施政与社会脱节问题,并且也不着重从“现象学”上讨论,而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借鉴而论之。
据国际中文媒体转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罗冰报道:“温家宝在国务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说:社会各界将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告上法院,是体现法制和法治进步、完善的方面,也反映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在依法施政、依法执法上,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差距,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产生矛盾,使管治的危机恶化。”
依我判断,无论于说话和气之平和,还是于事实认定之清晰,都有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能。也就是说,外界“造谣”的可能性不大。
施政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会导致社会崩溃:古者,可以典型地引用明中后期的宦官开矿案例;今者,可以典型地引用前东德共产党“一切为了权力”的教训。
放下失败的案例不说,拿一个在传统中具有儒法两家文化合法化的政治人物管仲来讨论,可以使更多的受众接受。
管仲之能表现于春秋周政危机之时,一方面他治好齐国,另一方面“九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他是法家,但绝非荀韩之后普遍褊狭的法家可比;他也是儒家始祖孔丘所推崇的对象,孔丘对学生说:没有管仲,你我都会生活在蛮夷统治之下。
其实,管仲的根本治术只有一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目前来看,今日中国还没能达到这个“古典理想状态”。技术性原因是:
1.代议制体系很落后,无法真正表达民意,所以生产出的“法律次品”很多。
党政部门的“脱节”现象,实质源于法律本源不清。比之古训,就是魏征所说的:求木之茂,必固其根本;求水之清,必浚其源泉。
2.民意反应渠道还很成问题。
信仿是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好东西,但是,地方上的“截访”已经成了重大政治任务,更进一步增加了官民对立、党群对立。所以,管治危机在不断上升。
代议系统不能生产良法,上访的制度效率又人为地减损,如此求治,难度无疑大大增加。
在我生活的小城市甚至出现了邮局“截访”的现象,比如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他写给国务院的信件,就会被扣下,哪怕是挂号信也不行。即便有一个农民想向你温家宝表达敬意(——比如感谢免了农业税),这也不行。
基层政权对信访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若这个农民写给温家宝的信确是拜年信,邮局也把它列为“疑似信访”。
而邮局这样的操作只有领导口头对员工指示,而不以文件形式表达。此种情况,类似打击“邪教”的办法——只做不说,或曰“不留在纸上”。
是谁赋予了邮局“截访”的权力?
国务院,还是邮政总局,或者地方党政部门?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应该向民众讲清,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如此之为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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