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27）
在文革浩劫中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向人们灌输邪理的所谓的学习班，都可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因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非人的思想，是共产邪灵附体那套邪理的表述，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毁灭人的洗脑班。
一位文革浩劫的受害者陆云芳记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怎样杀人害命的：“我的丈夫，1954年从部队复员后，在一所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对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关心爱护学生，每次高考，他所任教的班级基本上都名列榜首。他因此而受到学生、家长、及学校领导的称赞。任教十几年，基本上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可是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该校的造反组织‘沥血兵’扣上‘三十四条罪状’，作为历史反革命批斗，因为我丈夫参加共军前曾经在广西日报当过编辑和记者。‘沥血兵’非常凶狠、残暴，专门踢打肋部、小腹部等要害部位，我丈夫身上经常被打成紫兰色，伤痕累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打伤后又被他们押去做苦工。在县革委会和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这种残忍的毒打比过去还升级，我丈夫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1968年8月15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的这所中学来办所谓的“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为学习班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的各小学住，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点都有人负责，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叫到该中学来听齐某某的所谓动员大会，在大会上齐某某要求各个点的负责人要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阴火点燃了，第二天各个点就揪出他们认定的所谓‘阶级敌人’，我丈夫早已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也被认定为‘阶级敌人’。我们这些所谓的 ‘阶级敌人’基本上都被挂上‘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牛鬼蛇神’的黑牌，无情批斗，而且有的被剃成十字头，有的被命令跪在地上，有的被用绳子反手绑在后背，有的被拳打脚踢，有的被用棍子打。逢集市的时候（当时是三天一集市），白天就拴着这些‘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上街游斗，强迫我们一边敲着口盅、脸盆，一边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喊得不够大声，就被跟在后面的批斗者拳打脚踢；晚上回到住地还要在学习班上继续批斗。如果负责人认为你‘顽固不化’就轮班通宵批斗，不让你休息。学习班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沥血兵’用绳子绑紧，拉到该学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死状恐怖，然后被扔到池塘里。
我丈夫惨死的那天晚上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原来我们一家六口（四个孩子和我们夫妻俩）都住在我丈夫学校的宿舍里，六七年我和孩子们就被赶出学校宿舍回娘家住，家庭早已被黑心党拆散，而且在学习班上，我和我丈夫不在一个点。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给我丈夫送早餐时，发现他不在宿舍里，我感到不妙，就出去找，在校内碰到一个‘沥血兵’的头目，我就问他我丈夫哪儿去了。他说昨天晚上你丈夫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当时我惊呆了，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我悲愤万千，立即去找齐某某，我质问他：‘齐副主任，昨晚是谁打死我丈夫的？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了有什么好处理的，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在心中埋，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只好请假回去处理后事。我先回家把这不幸的事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们听到，哭着要爸爸。当我妈听到这噩耗时，惊呆了，她泪流满面地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这个世道还让人活吗？你四岁时就没有爸爸，生活虽然很苦，但那时我年轻，我有力气，可以去做苦工养活你和你弟，我精神上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但你的情况与我不同，你有四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才3 岁，人家把你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从目前来讲，他不在了，家庭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你怎么能把这些孩子养大？而且这场运动还没有结束，不知道你还要再受多少罪才能过关啊？’妈妈非常为我和孩子们担心，本来她身体很好，但这场运动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她没想到这场运动这么残酷，把她唯一的女婿夺走了。这巨大的打击使她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身体消瘦了许多，人也衰老了许多。
埋葬我丈夫后的当天，他的学校就勒令我在两天内把我丈夫的东西从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我丈夫的生命刚被夺走，我们的住房又被剥夺了。共产党的心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狠有多狠，人性全无。” （《陆云芳：我遭受共产党迫害的血泪史》）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邪恶的洗脑班，在文革浩劫中，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大至机关学校，小至家庭个人。不知残害了多少人，造下了多少罪业。真是罄竹难书啊。
在文革浩劫中，张志新被残酷杀害后，共产邪灵附体还要利用她的死去迫害她的亲人，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向人讲述过她被迫参加的死囚家属学习班的经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则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啼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从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了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接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领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张志新女儿林林曾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当时，张志新的儿子彤彤不满10岁，女儿林林也未满18岁。共产邪灵附体制造的这类人间惨剧，不知毁掉了多少正常的家庭，刺下了多么深长的创伤。林林和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可见他们受伤害之深，之重。
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用暴力杀害了许多人，残害了许多人，吓倒了许多人；用谎言毒害了许多人，欺骗了许多人，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的根它是无法根除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在民众中还起著作用，所以，随着共产邪灵附体倒行逆施所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的逐渐的显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逐渐的在被打破，即使在那样邪恶的高压恐怖下，也还是有人敢于发声反对共产邪灵附体邪恶行径，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共产邪灵附体将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小学生树为反“师道尊严”的英雄，有人就敢于对这种作法表示不同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 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导员邢卓3人，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这位小学生，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这位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正是如此，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被利用了，罪行在共产邪灵附体及其操控的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一伙身上。
共产邪灵附体及其操控的人中败类欲借批林批孔之机断绝中华民族之根，借“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邪恶的组织形式，将中国民众变成任其驱使、杀戮的牲畜邪恶企图并未完全得逞，但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是深重的，这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在己有一千六百万觉醒的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及中共的其它组织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华儿女从历史教训中认清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恶本质，退垮中共，清算它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血债，解体党文化，重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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