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干生活在恐惧之中
早就听说中共不但监听一些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所有它们认为有“危害国家安全倾向”的人们的电话,还可随时监听厅局级以上干部的电话,对前者的监听我深信不疑,但对后者的监听还有些疑惑。监听机构的龙头要数总参三部了,它不仅监听中国境内的所有电磁信号,还监听国外政要、商业人士,以及卫星通信信号。总参三部几乎汇集了中国电子工程、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加密/破译技术等方面的全部顶尖力量,与上述技术有关的国家规划等重要决策中都有总参三部的参与,它有专门的高等院校——郑州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大学等,同时还与其它军地大学保持密切关系。郑州信息工程大学是共军重点建设的五所综合大学之一,是研究生培养单位重点建设院校之一,由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测绘学院、电子技术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承担大学专科到博士研究生等多个层次的教学任务,校内设有高度机密的国家网络中心枢纽,培养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洛阳外国语大学则是培养专职的监听人员,提高监听人员的外语能力和综合监听能力。另外,还下属有多个研究所,如总参58、61、63等研究所,与空海军的一些研究所也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侦听站遍及大陆全境,及东南亚公海上的一些岛屿。
在总参三部的工作人员曾骄傲的说,只要知道一个电话号码,就能监听全部通话并确定位置,而被监听者毫无觉察。而没事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偷听一些不知名的电话,纯粹是偷窥和寻求刺激的心理。因工作原因,与总参三部下属技术侦察局的一位领导干部有一段交往,从他口中得知,驻地省上领导都非常重视他们,每逢年节都要去“慰问”,外边的传言也很神秘。深究原因,他坦言,我们搞的一些事,与地方上有关系,所以一些领导有点害怕。至此,我才确信中共一直监听它的高级干部的消息。
那么,这种规格的监听命令从何而来呢?勿用置疑,肯定是来自中共最高层,因为军队一直是它运用自如的棒子,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和屠杀中,军队不是做为“榜样”,就是被当做刽子手。军队又具有垂直领导、体系相对独立、纪律性要求高等“优点”。中共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人都只是它利用的一个棋子,想用就用,想弃就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作为党内骨干的高层领导就更是严格控制的重要对象了,必须掌握他们的一切,监听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的“重任”就只有让总参三部来承担了。而这种控制不是从廉洁角度出发的,领导干部包二奶、找小蜜、挪公款、贪赃款、要回扣从不过问,它只关心这个人是谁的人、是不是全心为“党”工作的了、有没有二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的经济问题已久,但他对共产党“没有几年了”的“悲观看法”才是他获罪的原因,这都是从监听他的电话中知道的。而海军副司令王守业恐也难逃中共监听网,他的言行也该早已掌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大员尚且如此,其它人更不用说了,高级干部们知道被监听,还是小心冀冀的、战战兢兢的“卖命”着,同时想办法给监听的“解放军”们一些好处,尽量别把他们的丑事、恶事拿出去。
唉,可怜,可悲。都学学贾甲吧,从中共的桎梏中赶快解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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