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据我研究，确是为了夺回“旁落”之大权。（麦克法夸尔在他的著名著作《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论述。）有研究者认为毛也有革命理想的成分。也许不便彻底否定，但我敢说那成分是极其稀薄的，有如万米高天的空气。1966年，毛在和他的同志们摊牌之前，曾暗中调动军队，完全控制了北京及其外围的局势。这一点，我们不懂，但峰层的权势人物懂。延安“整风运动”时他们就领教过一次了。当毛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特别是进入“打倒”和“夺权”高潮之后，毛和全党官员的矛盾日益公开化、白热化。强烈的抵制从中南海怀仁堂开始，一群老将军拍了桌子，叶剑英拍断了指骨。虽然他们没有控制京畿地区军队，但有十足的把握掌握全国军队。记得是第二天，叶剑英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下了一封信件，扭转了毛的文革路线，史称“二月逆流”。叶剑英们对军队的情绪估计得很准：几乎是一瞬之间，各地军队都开始严厉镇压。运动又回到文革之初刘邓文革工作组专政时期：不是批斗走资派，而是镇压反革命了。
河南风云突变。
省军区介入运动，打击造反派“郑大联委”，扶持 “十大总部” （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总”（从造反派中分裂）。河南当地叫“二月黑风”。“郑大联委”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党言川锒铛入狱。
军队动手“镇反”我是略有见识的。那是在成都，军头一句话，马上就是军队全副武装出动，全省抓人。军区用飞机撒传单，硬是把造反派大本营四川大学撒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让，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也是用飞机空投的。这就是河南民谚“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之由来。当然，官军想镇压的不只是一个党言川。大批造反派领袖、骨干甚至普通成员被捕入狱。没有进监狱的，也要“投案自首”、公开批斗。如同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一样，河南造反派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击为齑粉。造反派搜集整理的大饥荒材料被抄走，从广东揪回来的罪魁吴芝圃也被官军保护起来。那位刚刚被造反派批得“靠边站”的赵文甫省委副书记，按奈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给军区政委何运洪写信，说军队的镇压“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军队把“四大”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文革变成了“镇反”。（有人对文革时期的“四大”甚为不屑，认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这种高论，我是竭诚拥护的。但是，无论在1966还是2006的中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社会，能说一句话，总比勒住喉咙要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比“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要好。）官军祭起了他们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个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这种“大翻个儿”确实把人翻糊涂了，40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没翻明白吗？邓共恨造反派，说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们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污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结束后，官方宣传机构进而以“造反派”来称呼所有群众组织。如此一来，保守派的那些诸如北京“红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杀、大遣返，那些诸如大兴屠杀、道县屠杀、宾阳屠杀、武宣吃人、广西屠杀等等臭不可闻的屎盆子，就悉数扣到造反派头上。
让我们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军区铁腕镇压造反派，“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还不能彻底压趴下，就组织武斗，制造了一系列攻打、围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后来，在清理“三种人”（实际上是一种人：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中，造反派遭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凡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后来的一位省委书记李庆伟先生公然宣称：“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时间长达十多年。仅“揭批查”运动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肃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万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劳教37人，随意关押一两年再释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约占半数以上，使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委常委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为什么会这样？
——保守派和受到过民众冲击的“走资派”上了台。
河南民谚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中共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原来就是保守派的领军人物，现在由他们来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点篇幅来介绍这两位人物。
赵文甫何许人也？河南文革第二号“走资派”。今人一见“走资派”三字，就以为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一“派”、务实派、开明派。风马牛不相及也！那不过是一面枷，一顶帽子，想整谁就给谁戴上。赵文甫同志不是党内开明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毛派。有三桩事，河南人永辈子忘不了他。
第一桩，叫“反右翻番”： 1958年春，全国反右运动已基本结束。赵文甫下去巡视，认为不够彻底，要“补课”。这一下不要紧，全省右派总数翻了一番。第二桩叫“打小潘复生”：潘复生是大跃进时期的省委第一书记，对农民还算不错。庐山会议之后，被第二书记吴芝圃和这位赵文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农民的评价是：“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个“苦”有多大呢？大约饿死400万—500万人。本来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架不住赵文甫追随吴芝圃在全省到处“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把20万体恤下情的党员、干部打成“小潘复生”，为更大规模的逼粮饿死人扫清了道路。因此，赵文甫不仅仅是反右、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狂热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倾运动的主将。河南大饥荒有他一份罄竹难书的特大功劳。还有一桩叫“骨灰投机”，比较有趣，算得上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刘少奇惨死于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期，此事被赵文甫得知，大喜过望：“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赵准备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以猎人的耐心等待著最佳时机。不料局势丕变，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刘平反，王光美来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时，刘建勋成了毛线上的人，下台了。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电视、报纸上捞足了政治资本。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俊峰给了他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双手沾满河南人民鲜血的凶手、政客，党言川和河南百姓起来反了一下，反错了？反不得吗？
另一个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纪委付书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内部的保皇派骨干一直高升为全省保皇派联合体“十大总部”第一号领袖。他在文革期间不过是一个处长级别的省委秘书，但在围剿造反派，策划组织指挥大型武斗方面，有着特殊的能量和贡献。今人一说起文革武斗，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邓共太仇恨造反派了，那真是情深似海！造反派不仅遭到残酷报复，在舆论一律的中国，还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真实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战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斗，其策划组织者并非造反派，而是有着枪杆子当靠山的保守派。
当时解决各省文革冲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谈判。河南军头何运洪知道不佔天时地利，壓根兒就不打算赴京谈判。他要在他的三亩七分地里把造反派铲除掉，造成既成事实。於是一边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谈判名单，一边给他的顶头上司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打报告，称：“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接下来，3月6日，军方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揭开了“镇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河运洪先生就亲自往北京打电话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但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压垮，军方就开始策划武斗，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灭。有资料证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突发”之前，军区头头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当时中枢的命令，军队必须制止武斗，不能袖手旁观。军方自有锦囊妙计——陈再道、钟汉华指示何运洪：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运洪欣然执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杀得差不多了，军队才去做做样子。
河南武斗，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军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头上，因为保守派掌了权。天道好还，文革结束后，河南发现了一份策划一系列大型武斗的原始会议记录，被戏称为“出土文物”。 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把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纪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出土文物”真实再现了当年（1967年）策划武斗的详细过程。凭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这样镇压造反民众的武斗策划指挥者，像赵文甫这样恶贯满盈的毛派余孽，都掌握了镇压之权，在对造反派的大报复中，再次用无辜者的血去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停于郑州的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嘛！党言川怎样？”
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革委委员（应为常委——原引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是“端正”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作为中共高级官员，刘完全明晰毛问“党言川怎样”的弦外之音。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猛烈攻击“三面红旗”、大揭人造大饥荒，其矛头，最终是指向毛泽东的。在需要煽起民愤以对付政敌之际，毛和刘建勋们可以暂不干涉，网开一面。当毛的战略目标达成之后，他们找后帐来了。当时被“结合”进各级权力机构的造反派，经由架空、削权，最后交给在文革中被过程性打倒的共幹赵文甫们和死保共产专政的保守派李蔚们去全权处置了。
河南多数干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怀仁堂老帅们斗法胜利之后，那是在峰层一边倒支持造反派之后所作的政治选择。毛逝世后，他们也遭到严厉整肃。不管他们如何喊冤，说他们是好人，赵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坏人，几届省委过去，一概无人过问。因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这就对了。
前述刘少奇骨灰是由一军所秘密存放。一军的头头是谁？何运洪。何运洪不是把揭露大饥荒的党言川们往死里整吗？为何又甘冒风险保存同样是揭露大饥荒的刘少奇的骨灰？何运洪神精錯亂了吗？
邓小平同样是反对大跃进的“务实派”领袖人物，党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饥荒，（据今人理解）应该是一家人才对。为何他反而支持掩盖大饥荒的保守派，必欲置党言川们于死地而后快呢？邓小平神精錯亂了吗？
——他们谁都没神精錯亂，是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神精錯亂了。从根本上，何运洪、邓小平们都是毛派，都是一党专制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们和毛的矛盾，是共产党的内务、家事。他们所抵制的，不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专政，而仅仅是毛翻脸无情的权争。至于奴役和镇压人民，他们和毛并无本质差别。所以之前才会有刘少奇的暴力土改，邓小平的反右，刘邓的文革工作组；所以其后才会有邓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杀。他们看到骨髓里头去了：文革造反派，无论举什么旗，唱什么歌，骨子里所反对的都是他们的命根子——共产党专制。
自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整肃，已悉數被否定。地、富、反、坏、右、资、黑等等等等，都已经获得昭雪平反。至今还压在五指山下的，独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资派平反前後歷時3年；右派平反至迟不过20余年；地富與历史反革命平反时间较为漫长，最长者也不过30来年；文革造反派，从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经整整37年了！造反派实在是把共产党打疼了！
邓小平们要给子民们留下千年之规：永远不准反抗！永远！
所以他说，必须彻底否定文革！
他所谓“彻底”二字，对准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并不想反其道而行之，对造反运动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写道：“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极权主义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诉求。”（鄭義：《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1997年）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党言川。
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趁机造反，还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个极度黑暗的岁月里，他义无反顾地为数以百万计惨死于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復仇，剑峰直指暴君。仅此一举，便应永垂史册！
党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后便坠入暗夜，永远熄灭。人们只知道他后来蹲过大牢，出狱后去向不明，莫知所终。他还活着吗？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当年的小报上，我找到了十餘字的肖像：中等个子，戴眼镜，蓬松的头发，是长发。就这些了。一副书生气。有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吗，党言川造反的历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浆般的仇恨与狂飙式的反抗，使邓小平登基之后不得不执行造反运动之遗嘱，大赦天下，改革开放。“成王败寇”，应该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了。但是，比起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党言川们至少是试过一把了！
在中国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谱上，党言川应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经统治者洗脑的人们，将会承认他的英勇反抗。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曾经给失败的造反派作传，並极度尊崇地列入帝王世家。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反抗总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还存在不义，再过两千年也不会改变。不承认呢？不承认就不承认。那阵儿的人，活得没有今人精细。扯旗造反之际，有谁想过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吗？没有。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反就反了！
（全文完）
河南风云突变。
省军区介入运动，打击造反派“郑大联委”，扶持 “十大总部” （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总”（从造反派中分裂）。河南当地叫“二月黑风”。“郑大联委”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党言川锒铛入狱。
军队动手“镇反”我是略有见识的。那是在成都，军头一句话，马上就是军队全副武装出动，全省抓人。军区用飞机撒传单，硬是把造反派大本营四川大学撒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让，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也是用飞机空投的。这就是河南民谚“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之由来。当然，官军想镇压的不只是一个党言川。大批造反派领袖、骨干甚至普通成员被捕入狱。没有进监狱的，也要“投案自首”、公开批斗。如同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一样，河南造反派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击为齑粉。造反派搜集整理的大饥荒材料被抄走，从广东揪回来的罪魁吴芝圃也被官军保护起来。那位刚刚被造反派批得“靠边站”的赵文甫省委副书记，按奈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给军区政委何运洪写信，说军队的镇压“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军队把“四大”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文革变成了“镇反”。（有人对文革时期的“四大”甚为不屑，认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这种高论，我是竭诚拥护的。但是，无论在1966还是2006的中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社会，能说一句话，总比勒住喉咙要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比“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要好。）官军祭起了他们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个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这种“大翻个儿”确实把人翻糊涂了，40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没翻明白吗？邓共恨造反派，说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们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污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结束后，官方宣传机构进而以“造反派”来称呼所有群众组织。如此一来，保守派的那些诸如北京“红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杀、大遣返，那些诸如大兴屠杀、道县屠杀、宾阳屠杀、武宣吃人、广西屠杀等等臭不可闻的屎盆子，就悉数扣到造反派头上。
让我们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军区铁腕镇压造反派，“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还不能彻底压趴下，就组织武斗，制造了一系列攻打、围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后来，在清理“三种人”（实际上是一种人：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中，造反派遭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凡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后来的一位省委书记李庆伟先生公然宣称：“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时间长达十多年。仅“揭批查”运动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肃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万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劳教37人，随意关押一两年再释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约占半数以上，使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委常委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为什么会这样？
——保守派和受到过民众冲击的“走资派”上了台。
河南民谚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中共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原来就是保守派的领军人物，现在由他们来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点篇幅来介绍这两位人物。
赵文甫何许人也？河南文革第二号“走资派”。今人一见“走资派”三字，就以为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一“派”、务实派、开明派。风马牛不相及也！那不过是一面枷，一顶帽子，想整谁就给谁戴上。赵文甫同志不是党内开明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毛派。有三桩事，河南人永辈子忘不了他。
第一桩，叫“反右翻番”： 1958年春，全国反右运动已基本结束。赵文甫下去巡视，认为不够彻底，要“补课”。这一下不要紧，全省右派总数翻了一番。第二桩叫“打小潘复生”：潘复生是大跃进时期的省委第一书记，对农民还算不错。庐山会议之后，被第二书记吴芝圃和这位赵文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农民的评价是：“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个“苦”有多大呢？大约饿死400万—500万人。本来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架不住赵文甫追随吴芝圃在全省到处“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把20万体恤下情的党员、干部打成“小潘复生”，为更大规模的逼粮饿死人扫清了道路。因此，赵文甫不仅仅是反右、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狂热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倾运动的主将。河南大饥荒有他一份罄竹难书的特大功劳。还有一桩叫“骨灰投机”，比较有趣，算得上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刘少奇惨死于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期，此事被赵文甫得知，大喜过望：“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赵准备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以猎人的耐心等待著最佳时机。不料局势丕变，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刘平反，王光美来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时，刘建勋成了毛线上的人，下台了。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电视、报纸上捞足了政治资本。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俊峰给了他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双手沾满河南人民鲜血的凶手、政客，党言川和河南百姓起来反了一下，反错了？反不得吗？
另一个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纪委付书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内部的保皇派骨干一直高升为全省保皇派联合体“十大总部”第一号领袖。他在文革期间不过是一个处长级别的省委秘书，但在围剿造反派，策划组织指挥大型武斗方面，有着特殊的能量和贡献。今人一说起文革武斗，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邓共太仇恨造反派了，那真是情深似海！造反派不仅遭到残酷报复，在舆论一律的中国，还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真实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战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斗，其策划组织者并非造反派，而是有着枪杆子当靠山的保守派。
当时解决各省文革冲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谈判。河南军头何运洪知道不佔天时地利，壓根兒就不打算赴京谈判。他要在他的三亩七分地里把造反派铲除掉，造成既成事实。於是一边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谈判名单，一边给他的顶头上司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打报告，称：“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接下来，3月6日，军方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揭开了“镇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河运洪先生就亲自往北京打电话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但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压垮，军方就开始策划武斗，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灭。有资料证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突发”之前，军区头头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当时中枢的命令，军队必须制止武斗，不能袖手旁观。军方自有锦囊妙计——陈再道、钟汉华指示何运洪：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运洪欣然执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杀得差不多了，军队才去做做样子。
河南武斗，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军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头上，因为保守派掌了权。天道好还，文革结束后，河南发现了一份策划一系列大型武斗的原始会议记录，被戏称为“出土文物”。 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把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纪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出土文物”真实再现了当年（1967年）策划武斗的详细过程。凭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这样镇压造反民众的武斗策划指挥者，像赵文甫这样恶贯满盈的毛派余孽，都掌握了镇压之权，在对造反派的大报复中，再次用无辜者的血去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停于郑州的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嘛！党言川怎样？”
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革委委员（应为常委——原引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是“端正”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作为中共高级官员，刘完全明晰毛问“党言川怎样”的弦外之音。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猛烈攻击“三面红旗”、大揭人造大饥荒，其矛头，最终是指向毛泽东的。在需要煽起民愤以对付政敌之际，毛和刘建勋们可以暂不干涉，网开一面。当毛的战略目标达成之后，他们找后帐来了。当时被“结合”进各级权力机构的造反派，经由架空、削权，最后交给在文革中被过程性打倒的共幹赵文甫们和死保共产专政的保守派李蔚们去全权处置了。
河南多数干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怀仁堂老帅们斗法胜利之后，那是在峰层一边倒支持造反派之后所作的政治选择。毛逝世后，他们也遭到严厉整肃。不管他们如何喊冤，说他们是好人，赵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坏人，几届省委过去，一概无人过问。因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这就对了。
前述刘少奇骨灰是由一军所秘密存放。一军的头头是谁？何运洪。何运洪不是把揭露大饥荒的党言川们往死里整吗？为何又甘冒风险保存同样是揭露大饥荒的刘少奇的骨灰？何运洪神精錯亂了吗？
邓小平同样是反对大跃进的“务实派”领袖人物，党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饥荒，（据今人理解）应该是一家人才对。为何他反而支持掩盖大饥荒的保守派，必欲置党言川们于死地而后快呢？邓小平神精錯亂了吗？
——他们谁都没神精錯亂，是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神精錯亂了。从根本上，何运洪、邓小平们都是毛派，都是一党专制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们和毛的矛盾，是共产党的内务、家事。他们所抵制的，不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专政，而仅仅是毛翻脸无情的权争。至于奴役和镇压人民，他们和毛并无本质差别。所以之前才会有刘少奇的暴力土改，邓小平的反右，刘邓的文革工作组；所以其后才会有邓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杀。他们看到骨髓里头去了：文革造反派，无论举什么旗，唱什么歌，骨子里所反对的都是他们的命根子——共产党专制。
自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整肃，已悉數被否定。地、富、反、坏、右、资、黑等等等等，都已经获得昭雪平反。至今还压在五指山下的，独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资派平反前後歷時3年；右派平反至迟不过20余年；地富與历史反革命平反时间较为漫长，最长者也不过30来年；文革造反派，从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经整整37年了！造反派实在是把共产党打疼了！
邓小平们要给子民们留下千年之规：永远不准反抗！永远！
所以他说，必须彻底否定文革！
他所谓“彻底”二字，对准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并不想反其道而行之，对造反运动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写道：“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极权主义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诉求。”（鄭義：《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1997年）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党言川。
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趁机造反，还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个极度黑暗的岁月里，他义无反顾地为数以百万计惨死于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復仇，剑峰直指暴君。仅此一举，便应永垂史册！
党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后便坠入暗夜，永远熄灭。人们只知道他后来蹲过大牢，出狱后去向不明，莫知所终。他还活着吗？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当年的小报上，我找到了十餘字的肖像：中等个子，戴眼镜，蓬松的头发，是长发。就这些了。一副书生气。有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吗，党言川造反的历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浆般的仇恨与狂飙式的反抗，使邓小平登基之后不得不执行造反运动之遗嘱，大赦天下，改革开放。“成王败寇”，应该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了。但是，比起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党言川们至少是试过一把了！
在中国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谱上，党言川应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经统治者洗脑的人们，将会承认他的英勇反抗。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曾经给失败的造反派作传，並极度尊崇地列入帝王世家。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反抗总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还存在不义，再过两千年也不会改变。不承认呢？不承认就不承认。那阵儿的人，活得没有今人精细。扯旗造反之际，有谁想过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吗？没有。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反就反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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