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我去西安，郑旭光带我去看望过林牧先生，还在某个小包子馆一起吃过便饭。
从此一别，十年了。
虽然与林先生再也不曾见面，但通过网络还是经常能听到先生的声音。偶尔通电话，先生给我的感觉是声音亮、底气足，可见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就在几天前，他还频繁地接受过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采访，评论陈良宇案和中共六中全会。
没想到，老人说走就走。
如此突然的离去，让人难以接受。
从年轻时代起，林牧先生就追随中共，50年代入党，曾两度担任过中共陕西省省委副秘书长，还出任过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在陕西参加胡耀邦发起的搞活经济的改革，由此两度被开除党籍、两次群众专政、两度入狱、8年劳改，前后遭受了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林牧先生不堪忍受，甚至多次自杀，幸亏未遂。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与党内开明派一起推动政经同步的改革。
正因为有了这么坎坷的经历及其觉醒，当伟大的八九运动席卷全国之时，林先生才能毅然站在学生一边，并公开反对戒严和屠杀。六四后，官方进行人人过关的清查，林牧先生当然是陕西省的重点清查对象。当局用软硬兼施的老一套逼迫林先生作检讨，但他毅然拒绝了种种劝诱、游说和压力。这种绝不妥协的姿态激怒的中共，林先生第三次被开除党籍。因为六四之痛，林先生完成了由党内开明派向民间民主派的转变，也再度将自己置于长期受监控的敏感人士之列。
九十年代中期，国内曾有过一波民间签名信高潮。林牧先生曾多次参与，他的名字常常与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女士一起出现在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上。其中，尤以 1995年“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影响最大。签名者共45人，包括体制内外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学部委员（院士）和政协委员参与了这次签名。
据我所知，这封呼唤宽容和平反六四的公开信，源自林牧先生的创意。他在家里起草了公开信的草稿，然后亲自带着草稿来到北京，与许良英先生一起商量修改和组织签名。为了严肃起见，两位老先生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亲自签名，丁子霖夫妇就专程从南方老家赶回北京来签名。最后，签名信由学部委员王淦昌先生领衔，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签了名,比如，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包遵信、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组织一封民间签名信在技术上极为便捷。但在九十年代的通信条件下，如此严谨地操作一封有分量的签名信，且征集到几十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为了防止官方的破坏，文本的讨论、修改、定稿和征集签名，都不可能通过电话完成，而是要面对面地讨论，亲自上门征集，这在技术上堪称“浩大”的民间工程，组织者如若没有足够的声望、热情、勤勉和耐心，是很难完成的。
1998年，林牧先生又与丁子霖女士、江棋生先生等人一起签署了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两宣言的宗旨，不仅在于敦促政府关注社会公正和尊重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运动，呼唤公民社会。特别是后一个宣言，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公民维权宣言。
进入新世纪，林牧先生发表大量的政论和参与了多次民间签名活动，他以亲历来揭示历史真相和中共罪行，以勇气来针砭时弊和呼唤社会公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人权和支持民间维权。对维权人士陈光诚、高智晟和郭飞雄的无辜系狱，林先生更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因此，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日子里，林牧先生都要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和迫害；但几乎在每一民间维权的个案上，大都能听到林老先生的声音。
林牧先生曾说：“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 “我们这些人（指中共高干）觉悟的程度，与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而我以为，这话用在林先生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但用在绝大多数受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未必合适。类似林先生这样受到过长期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很多，但因此而觉醒、觉醒后还敢于公开反抗的人并不多。特别是象林先生晚年这样绝决地反抗中共体制和坚守民间立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声疾呼的人就更少。
林牧先生的转变过程说明，改革以来、特别是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因六四而离开了中共，变成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有些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中共的老党员、老干部，扮演的却是体制叛逆者的角色，从事的是“共产党员反对中共独裁”的自由事业。这些人中，有人敢于发出直率的公开言说，或亲自发起反迫害的签名信，或参与民间发起的签名信；有些人为了保住在国内媒体上的发言空间，有意识地打擦边球，不失时机地发出令官方头痛却又无可奈何的声音；还有许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沉默者，他们每天听外电、相互交换来自互联网的敏感信息和“反动”文章，聚在一起议论时政和骂娘。正如林先生的自述所言：“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
在此意义上，后极权社会中的独裁政权，其合法性的锐减和统治效力的下降，既来自民间社会的逐渐觉醒，更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蜕变，二者的合力导致独裁统治的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中，体制内异见者的言行尤为重要。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测试人心向背的最灵敏的指标，标志中共体制的向心力递减，对官权的政治僵化构成挑战和压力，他们在党内的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对瓦解独裁体制的作用就越大。因为，他们更了解独裁的黑幕，往往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而中共现政权又不太敢轻易把他们投入监狱。所以，他们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其大胆发言会为整个社会的民间异见提供激励和保护的双重作用。
10月12日，林牧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六中全会时说：“胡锦涛先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大概已经有两年多了。以前他们讲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回避了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法制、人权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谐的问题。这次在九大目标里把政治和谐放在了第一条，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进步。以前提和谐社会，讲的都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和谐，而不讲政治和谐，连人民权益这些问题都是回避的......”
林牧先生所期待的“政治和谐”，将是一个自由中国。在这里，民主得到落实、人权得到尊重，所有国民皆能免于政治恐惧。
离这次采访仅过了三天，林牧先生就合上双眼。此刻，我写下这篇悼文，引用林牧先生的这段话，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据林牧先生的家人宋湘林女士说，林牧平时身体好好的，昨日中午他还在写文章，家人叫他吃饭，他说身体不舒服，去睡一会。下午2时去看时，发现林牧身体已经发凉，估计是在1时左右去世。
老先生是在睡梦中走的，遗容的表情很安祥。
大概也算是上天眷顾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从此一别，十年了。
虽然与林先生再也不曾见面，但通过网络还是经常能听到先生的声音。偶尔通电话，先生给我的感觉是声音亮、底气足，可见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就在几天前，他还频繁地接受过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采访，评论陈良宇案和中共六中全会。
没想到，老人说走就走。
如此突然的离去，让人难以接受。
从年轻时代起，林牧先生就追随中共，50年代入党，曾两度担任过中共陕西省省委副秘书长，还出任过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在陕西参加胡耀邦发起的搞活经济的改革，由此两度被开除党籍、两次群众专政、两度入狱、8年劳改，前后遭受了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林牧先生不堪忍受，甚至多次自杀，幸亏未遂。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与党内开明派一起推动政经同步的改革。
正因为有了这么坎坷的经历及其觉醒，当伟大的八九运动席卷全国之时，林先生才能毅然站在学生一边，并公开反对戒严和屠杀。六四后，官方进行人人过关的清查，林牧先生当然是陕西省的重点清查对象。当局用软硬兼施的老一套逼迫林先生作检讨，但他毅然拒绝了种种劝诱、游说和压力。这种绝不妥协的姿态激怒的中共，林先生第三次被开除党籍。因为六四之痛，林先生完成了由党内开明派向民间民主派的转变，也再度将自己置于长期受监控的敏感人士之列。
九十年代中期，国内曾有过一波民间签名信高潮。林牧先生曾多次参与，他的名字常常与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女士一起出现在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上。其中，尤以 1995年“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影响最大。签名者共45人，包括体制内外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学部委员（院士）和政协委员参与了这次签名。
据我所知，这封呼唤宽容和平反六四的公开信，源自林牧先生的创意。他在家里起草了公开信的草稿，然后亲自带着草稿来到北京，与许良英先生一起商量修改和组织签名。为了严肃起见，两位老先生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亲自签名，丁子霖夫妇就专程从南方老家赶回北京来签名。最后，签名信由学部委员王淦昌先生领衔，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签了名,比如，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包遵信、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组织一封民间签名信在技术上极为便捷。但在九十年代的通信条件下，如此严谨地操作一封有分量的签名信，且征集到几十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为了防止官方的破坏，文本的讨论、修改、定稿和征集签名，都不可能通过电话完成，而是要面对面地讨论，亲自上门征集，这在技术上堪称“浩大”的民间工程，组织者如若没有足够的声望、热情、勤勉和耐心，是很难完成的。
1998年，林牧先生又与丁子霖女士、江棋生先生等人一起签署了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两宣言的宗旨，不仅在于敦促政府关注社会公正和尊重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运动，呼唤公民社会。特别是后一个宣言，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公民维权宣言。
进入新世纪，林牧先生发表大量的政论和参与了多次民间签名活动，他以亲历来揭示历史真相和中共罪行，以勇气来针砭时弊和呼唤社会公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人权和支持民间维权。对维权人士陈光诚、高智晟和郭飞雄的无辜系狱，林先生更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因此，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日子里，林牧先生都要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和迫害；但几乎在每一民间维权的个案上，大都能听到林老先生的声音。
林牧先生曾说：“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 “我们这些人（指中共高干）觉悟的程度，与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而我以为，这话用在林先生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但用在绝大多数受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未必合适。类似林先生这样受到过长期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很多，但因此而觉醒、觉醒后还敢于公开反抗的人并不多。特别是象林先生晚年这样绝决地反抗中共体制和坚守民间立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声疾呼的人就更少。
林牧先生的转变过程说明，改革以来、特别是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因六四而离开了中共，变成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有些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中共的老党员、老干部，扮演的却是体制叛逆者的角色，从事的是“共产党员反对中共独裁”的自由事业。这些人中，有人敢于发出直率的公开言说，或亲自发起反迫害的签名信，或参与民间发起的签名信；有些人为了保住在国内媒体上的发言空间，有意识地打擦边球，不失时机地发出令官方头痛却又无可奈何的声音；还有许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沉默者，他们每天听外电、相互交换来自互联网的敏感信息和“反动”文章，聚在一起议论时政和骂娘。正如林先生的自述所言：“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
在此意义上，后极权社会中的独裁政权，其合法性的锐减和统治效力的下降，既来自民间社会的逐渐觉醒，更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蜕变，二者的合力导致独裁统治的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中，体制内异见者的言行尤为重要。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测试人心向背的最灵敏的指标，标志中共体制的向心力递减，对官权的政治僵化构成挑战和压力，他们在党内的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对瓦解独裁体制的作用就越大。因为，他们更了解独裁的黑幕，往往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而中共现政权又不太敢轻易把他们投入监狱。所以，他们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其大胆发言会为整个社会的民间异见提供激励和保护的双重作用。
10月12日，林牧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六中全会时说：“胡锦涛先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大概已经有两年多了。以前他们讲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回避了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法制、人权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谐的问题。这次在九大目标里把政治和谐放在了第一条，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进步。以前提和谐社会，讲的都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和谐，而不讲政治和谐，连人民权益这些问题都是回避的......”
林牧先生所期待的“政治和谐”，将是一个自由中国。在这里，民主得到落实、人权得到尊重，所有国民皆能免于政治恐惧。
离这次采访仅过了三天，林牧先生就合上双眼。此刻，我写下这篇悼文，引用林牧先生的这段话，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据林牧先生的家人宋湘林女士说，林牧平时身体好好的，昨日中午他还在写文章，家人叫他吃饭，他说身体不舒服，去睡一会。下午2时去看时，发现林牧身体已经发凉，估计是在1时左右去世。
老先生是在睡梦中走的，遗容的表情很安祥。
大概也算是上天眷顾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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