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志屈死的妻子周明静
我叫杨大志，1967年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现居住在英国。我下面讲述的亲身遭遇，在中国不算偶然特殊的，在不讲法律的社会，谁都可能遇到类似经历，讲出来也许对大家有好处。我在苏家屯看守所遇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遭遇更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爱妻遭人强奸后跳楼身亡
我1989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数学系，因参加过六四学生运动，毕业受影响，被分到沈阳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王岗中学教数学。91年10月5日我和我的第一位妻子周明静结婚。妻子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同学，她学的是文科，我俩感情很好。
92年底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妻子是个内向文静的人，身高1米72，长得非常漂亮，生了孩子后也没什么变化。那时我们就住在苏家屯民主小区37号楼4单元7楼2门。我们平静的活着，从来没有想过灾祸会从天而降。
当时妻子在沈阳市川益玻璃钢有限公司当秘书。该公司表面上是台湾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市公安局一些人搞的。公司设在苏家屯区雪松路186号，离沈阳大连高速公路收费口不远，离苏家屯血栓医院也很近，骑自行车5，6分钟就到了。该公司的老板叫戴有川，当时40多岁，是沈阳市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企业家。
后来我才知道，戴有川是个色狼，他以前有个秘书叫王春林（音），很漂亮的女孩，被他强奸了，女孩父母找到戴有川，戴在沈阳郊区给她家买了套房子，就算私了了。听说王春林的妹妹王淑华（音）也被戴有川糟蹋过。
99年12月15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妻子很晚才回家，回家后表情很异样。后来她告诉我她被戴有川强暴了，她没脸再活下去了。我现在还记得她说：“没想到……，再也不用上班了，一切都结束了。”
晚上9：30，妻子突然从七楼跳下，我发现后，赶紧叫了辆出租车，把七窍流血的妻子带到离我家3分钟车程的苏家屯区医院。医生摸了摸妻子的脉搏，说：人已经死了，拉到停尸房吧。
我当时心乱如麻，只想赶快向公安局报案。后来我才意识到，医院没让我做任何签字，不但没有家属签字的死亡通知书，更没有家属同意的遗体火化许可，就在妻子出事后17个小时，公安局的人强行火化了妻子的遗体。事后我去上访，他们就藉口我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拒绝我的调查要求，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妻子的遗体是否做了手脚。
强奸犯是市人大代表
得知妻子已去世，我就赶到住家所属的民主派出所报案，后来他们让我到苏家屯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去，那里的警察听完我的介绍，都说人命关天，要好好调查。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我父亲就赶到苏家屯区殡仪馆，想把妻子的遗体拉出来。苏家屯火葬场靠近大阳安村和毡匠村，修得很漂亮，像古典园林一样，分前后两院，但里面阴森森的。当时我们准备把遗体抬到区办公楼前面，不解决问题就不抬走。可火葬场的人不许我们把人拉走，没办法，我只好回来继续找公安局评理。
戴有川托中间人找我岳父求情，最后给了我岳父两万元人民币的封口费。但我觉得不能这样私了，我得为妻子讨回公道，于是在12月17日我找到苏家屯区人大法制办主任刘玉成（音）。
后来我才知道刘玉成是戴有川的川益公司的法律顾问，按理说，政府法制办的人是不能在公司兼职的。当时刘玉成态度很恶劣，他对我说：“你想怎么的？你愿去哪告就去哪里，我没时间答理你！”
18日下午1点多，我给戴有川挂了个电话，要求他对这一切负责。2小时后就有警察把我从家里抓走。来抓人的是戴有川所在的湖西派出所警察，他们抓我的理由是我“威胁恐吓了市人大代表的人身安全”。
那天从下午3点到半夜12点，我被关在湖西派出所录口供，滴水未进。我说妻子被人强奸了，但警察记下来的却是我妻子和人通奸。最后有个警察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严惩凶手，人人法律平等”，警察听了笑了：“平等？你等着看怎么平等吧。”
沈阳市川益玻璃钢有限公司老板戴有川
晚上7点多，苏家屯区治安科科长李兴斌，（后来听说提拔成了区公安局局长）来找我谈话。他是个典型的笑面虎，表明上看很和善，后来我才知道他背地里干了些什么勾当。
他说，听说你妻子也炼法轮功？我很诧异，后来明白他是想找藉口陷害我们。我回答说我妻子不练功，只是他们厂里有不少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在那强制劳动。
我曾听我妻子提过，他们厂工作环境很差，制造玻璃纤维的粉尘很重，到处都是有毒的化学品，不少人干不了几年就得矽肺了。当时里面干活的很多是被警察抓来强迫劳教的女法轮功学员。后来我才知道，法轮功学员被抓后，女的被送到玻璃钢厂改造，男的送到苏家屯附近的煤矿下井挖煤。
据说每天有两辆大客车把她们从外面运到厂子里，工厂里有便衣警察看管，还有几只大狼狗，工厂外面有铁栏杆关着。他们一车能挤70多人，这一百多号人每天一大早就被拉来干活，中途谁也不许说话，一直要干到晚上才被拉回住地。谁也不知道她们被关在哪，我妻子看她们干活那么苦，很同情她们。
李兴斌见这招没打倒我，就假心假意的开导我：人都死了，你再怎么折腾有什么用？戴有川是市人大代表，上面要保他，你让我多为难？他说：“你给我一个面子，只要同意私了，以后你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好了，我会尽力帮忙的。”
我回答他说：第一我不认识你，不存在什么给不给面子的事，再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也不是什么面子就能解决的事，我就是要依法惩处强奸犯。李兴斌见我态度坚决，说了声：你自己多保重吧，就客气的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已想好对付我的办法了。
半夜4点，两个警察从外面进来，说苏家屯区公安局长要找我谈话，他们是来接我去局长办公室的。我当时也是昏头了，竟相信他们说的半夜4点局长会不睡觉找我谈话，我跟他俩走到外面时，就发现不对劲了，两个警察把我架到戴有川的汽车上，开车的也是戴的司机。汽车开过区公安分局没有停，最后他们把我关在了苏家屯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就在46中学的隔壁。
苏家屯看守所：我吃着肉了
说苏家屯看守所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那里面不大，有七间房子，每间房不到10平方米，可每间关了30、40人，有盗窃打架吸毒等三教九流，但绝大部分都是法轮功学员。看守所每一两天就拉走一批人，一次拉走40、50人，刚拉走一批，又来一批新的，总有那么多法轮功人被关进来。
号里人挤得根本没法躺下睡觉，只有狱霸能躺着，其他人连坐的地方都不够。警察为了惩罚法轮功人，就叫那些刑事犯把他们的腿掰成很难受的姿势，弄不好就得骨折，说是让他们打坐，腰要坐得笔直，两眼平视前方，这样人坐十分钟就难受得不行，可他们得坐十小时，稍微不直了，狱头就用脚后跟猛踢他的后背，这叫“刨根”，很多人都被踢伤了。
看守所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八点和下午三点，根本吃不饱。每天吃的只有没洗过的白菜，加点盐一煮就完事了，从来没有肉吃。一天一个老头说他发现碗里有块肉，好像是小肠子，后来另一个人在碗里发现老鼠毛，我们才知道是只小老鼠钻在白菜里，被人剁在菜汤里了。
看守所里有个小卖部，里面东西贵得很，一包外面卖两毛钱的方便面，那要卖十元，八毛的火腿肠也是十元，两块钱的香烟要买20块。
死人骨灰种出的菜没人敢买
在看守所里，我们互相之间不许说话，但谁是炼法轮功的，一眼能看出来，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一看他们的眼神表情就不同于那些打砸抢的刑事犯。
有个法轮功人是从本溪抓来的，大概40岁左右，人很老实，但管教说他不老实，要狱霸“改造改造”他。于是有人找来一根六分粗的大铁棍和一本厚厚的杂志，让犯人把杂志贴在他的胸口上，把他架住了，另一个人抓起铁棍就朝杂志上猛打。这样打人，表面上看不出伤痕，但里面内脏却被打坏了。
当打了十几下，那个法轮功人就不行了，大口吐血，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后来管教把他弄到别的寝室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后来听一个刑事犯讲，“他享福去了”，我猜他是被打死了。
出国后我听我亲戚讲，2000年以后，苏家屯火葬场没人认领的死人骨灰太多了，他们就用塑料袋一包一包的扔在外面。有农民捡来撒在田地里，种出的蔬菜长得特别好。开始还能卖个好价钱，但后来去卖菜，人们在讲价钱之前会先问，“你是哪来的？是大阳安村或毡匠村的吗？”因为那里就靠近苏家屯火葬场，死人骨灰长出来的菜，谁敢吃啊？
这样活着更难受
还有个法轮功人，也是40多岁，中等身材，看样子是小城镇的人。有次管教让他罚站，把他双手大姆指捆在高高的铁门上，用鞋带捆得很紧，一会儿就见他大拇指因缺血发黑了，5小时后就见他双腿剧烈颤抖，后来他的整个大腿和双脚都肿得很大。
那天那个人被这样从早上一直绑到第二天早上，大小便都不许下来。旁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主动弯下腰，让他在人背上稍微坐十几分钟，歇一下。主要是其他法轮功人轮流给他垫背，我也去让他坐在我身上歇了会。
我还记得有个哈尔滨来的法轮功小伙子，管教经常使眼色让刑事犯打他，说是要好好教育帮助他。一天几个人围着他猛踢，把小伙子踢晕死过去了，当时我在场，警察找了辆倒骑驴的人力三轮车，让我们几个人把他抬到三轮车上。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苏家屯脑血栓医院。医生用注射器带的塑料管划了划他的皮肤见没反应，再看瞳孔已放大，医生就说没救了，让人把他扔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护送的警察说：死了也算解脱了。听说后来小伙子的妈妈来认尸，死活不敢认躺着的那个人就是她27、28岁的亲生儿子，人完全被折磨得脱相了。
还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受不了非人折磨，吞食了衣服上的铜钮扣和拉链要自杀。我看见他因为胃痉挛，疼得满脸冒汗，满地打滚。管教听说后，不慌不忙地说： “这种事我见多了，我是专门治这个病的。”于是他叫我们四个人把人抬出来，绑在一个椅子上，他找来一个啤酒瓶，把瓶底敲掉后做成一个漏斗，往小伙子嘴里灌拌了盐的生韭菜和半盒子苞米面。当时我们死劲摁着小伙子，几乎要把他的耳朵拽下来了，小伙子满口流血。等这些东西全灌下去后，小伙子被抬走了，也不知他是否活下来了。
还有几种经常用来折磨法轮功人的酷刑，一个叫“坐喷气式飞机”：让人把腰弯成90度，双手朝后尽量举起；再有就是“骑摩托车”，让人蹲成骑摩托车的姿势，嘴里还得学摩托声音嘟嘟的叫，一停下来就得挨打挨踢。还有种酷刑叫“跳迪斯科”，把人的手掌按在铁门上，用几万伏的高压电棒电全身，电得人不由自主地哆嗦乱跳。
看守所里几乎时刻都在上演着这一幕幕酷刑悲剧，他们折磨法轮功人一弄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持续十几个小时，动不动就有打手来打他们。要是打出人命了，警察就说是号里内斗，是法轮功学员自己打自己人弄出事的，外面的人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回忆起这些我都很难受。中共的专政是人想像不到的残酷。其实被枪毙被折磨死了，并不太可怕，最难受的是还活着，可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中，每天肉体都要承受折磨，每天精神都要遭到虐杀，那种滋味啊……，我想炼法轮功的也是人，他们也要吃要喝要睡觉，可他们被这样折磨着……，哎，天理不容啊。
杨大志
笑面虎的阴险
回头再说我自己。我被看守所关了4天之后，就被转到苏家屯林盛矿区收容审核所。收审所在林盛堡镇火车站附近，里面的管教都不穿警服，只有葛所长穿的是旧警服，但没有领章和帽徽，也不知他们是什么编制。
葛所长长的一脸凶相，1米6不到的个头，对人很凶狠，他养了几条狼狗，每周还叫我们出钱给他的狗买猪骨头。林盛收审所当时关了600多人，都是男的，大概70%都是炼法轮功的。
在那，我们有的被分到红阳煤矿去挖煤，有的到煤干石厂去粉碎石头，都是又苦又累的重体力活。原来也是要派我去干重活的，后来李兴斌，他当时是苏家屯区治安科科长，他到收审所再次找我谈话，要我私了。从他身上我算是见识了中共官员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欺骗手段。
他说：“你这样折腾何苦呢？收审所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是人不敢想像的。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为老人为全家着想啊。”按他的逻辑，好像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强奸犯的错，反而是我受害者的错了。
他还说，“俗话说不是善恶有报吗？他戴有川干了亏心事，他是会遭报应的，用不着非得你去找他讨公道。你看我现在多为难。上面要保戴有川这个市人大代表，你不给我个面子，这事我怎么交待啊？这样吧，让戴有川出那一万多元的丧葬费，并把你女儿抚养到18岁成年。你要同意了，我马上让葛所长放你走人。”
于是我在被看守所关了4天，收审所关了10天，总共14天之后重获自由。我的头部被打破，左下牙被警察打掉了好几颗，身上到处是皮鞭抽打的伤痕。在看守所，管教和牢头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随便找个藉口就可动手打人。在那我们从早上4点起床，要到半夜11：30才能回牢房歇息，那日子不是一个苦字就能说清楚的，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治安科长的能耐
第二天下午，我和我父亲一起来到李兴斌的办公室，等他具体落实他的承诺。那天我在李兴斌的办公室等了半天，找他的人很多。首先来的是个中年男子，点头哈腰的，据说是他媳妇炼法轮功，被关了很久了，家里孩子没人照料，现在为了放人来交罚款。我就听李兴斌说：“算了，看你态度好，就少罚点，罚4000吧，要不然就罚你两万。”
说着就见李兴斌拿出一张白纸，随手写道：今收到某某缴纳罚款四千元。李兴斌叫那人签字，签完字后，李兴斌把收条和钱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随手就锁进他的保险柜了。真不知这种留在他自己手里的收据会起什么作用。
来的第二个人我认识，是早期修建沈大高速公路的一个小包工头。就听他问：准备好了吗？八个数，六个月后一定还回来。就见李兴斌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了来者，一看就是装的钱，看样子是八万块吧。
我后来才知道，李兴斌把非法收缴来的罚款拿去放高利贷。这些年他们不光把罚款放进小金库自己花了，有的还投到房地产中搞非法经营。这些年他们治安科一是靠乱抓人后把人当人质，家属要想放人就得交钱，特别是炼法轮功的，还有就是拆迁户。
他们先找些流氓打手，到拆迁钉子户家里，（那些不愿意搬家的人），动手把玻璃、门、窗砸了，这样必然会引起双方冲突，对方只要动手还击，马上就有人告到治安科，于是治安科就以“人身伤害”罪名把钉子户的人抓起来，判处一到两年的劳教。家里的主心骨抓走了，拆迁户往往不得不迁走了。
他全变卦了
等李兴斌办好这些事后，他突然换了副面孔对我们说：“我回来想了想，让戴有川给你妻子出那一万两千多块的丧葬费，恐怕不合适。你们夫妻一场，你和他各出一半吧。关于你女儿的抚养费，我看让戴有川出也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抚养吧”。
说着，他拿出戴有川给的六千块钱，塞给了我父亲，同时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白纸条要我签字。我记得上面写着：杨大志对处罚认罪态度诚恳，答应将此事私了，保证以后不再找戴有川的麻烦。
我一看就火了，但李兴斌一改以往的笑脸，马上就骂道：“你他妈的算个啥？！你要再不识相，我把你再关进去！可别怪老子不客气!”
当时我父亲气哭了，但他害怕我再被关进去，他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流着泪要我签字，后来李兴斌还逼着我父亲也在上面签了字。据说这张纸条后来转到了戴有川的手中。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我彻底寒心了。刚好我有个亲戚比较有钱，他也担心我再遭他们暗算，于是出面帮我办下了护照，并给我出了去津巴布韦的路费钱。按照津巴布韦的法律，我只要有三个月的有效护照，到那就有六个月的自动落地签证，以后到移民局还可延长签证。
于是我在2000年2月23日离开了中国，来到非洲的津巴布韦，后来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是津巴布韦人。在那生活几年后，我随妻子来到英国申请避难。现在我们有个两岁的女儿，我以前的女儿还在沈阳，由我父亲抚养着。
暴发户：苏家屯血栓医院外科主任
关于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2000年就出国了，后来或当时在苏家屯脑血栓医院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当初就能往死里整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叫他们协助盗窃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从中牟取暴利，他们是100%愿意干的。从血栓医院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跟苏家屯看守所和收审所的密切关系，也可看出他们是互相勾结的。另外我还有两个间接的线索。
我高中有个同学叫金釜深，他学习很努力，由于他父亲精神有问题，一家人很穷，穷得连个铝锅盖都买不起，他家的锅盖都是用高粱杆做的。后来他考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苏家屯脑血栓医院的脑外科当外科主任。
以前他们那效益不太好，但2000年后他们的收入就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前些年同学们聊天谈到他的情况，很多人说他发大财了，很有钱，简直不可思议，收红包也不会有那么多钱啊。我听同学们在谈论时，口气中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但更多的时候是有些鄙视。
当时我没往心里去，后来苏家屯事件出来后，我再打电话问我的同学和朋友关于金釜深的具体情况，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不知道，还有人直接告诉我，国安局打了招呼，很多电话都受到监控，都有窃听的，谁也不敢再提血栓医院的事了。
是肝等人，不是人等肝
我还有个老年亲戚，2005年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全肝移植。当时手术费是25万，她在医院等了两个月左右，主要是等她的支票全部到位，她交完费用的第二天就给她做了肝移植。
据在医院工作的亲戚介绍，她用的肝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的，她一进医院，化验完血型和组织配型后，就在计算机联网上找到了合适的供源，后来是等她的钱转到医院后才做的移植手术。手术后排斥反应很厉害，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年时间，各种抗排斥药物等术后治疗就已经花了13万，总共已花了38万人民币，一家人都有点受不了了。
沈阳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离苏家屯血栓医院不远，坐车一会就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肝供体了，而且还是肝等人，不是人等肝。
还有一事我想起了。在林盛收审所里，一天我看见医生给一个人打针，医生说他病了，但我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毛病。医生叫几个人按住那人，强迫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那个人的嘴就歪了，就听医生说他得了脑血栓了，结果把他送到了苏家屯血栓医院，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
关于苏家屯的地下设施，我知道在文革时期，搞备战备荒，当时沈阳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在地下挖了很多防空洞，当时属于苏家屯区预备役，是公安系统武装部民兵在管，里面容纳几十万人都没问题的。
我今天站出来讲述我的故事，一是为我屈死的妻子讨个公道，二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我很爱国，但爱国决不等于爱党。发生在我身上的并不是个别偶然现象，它昨天发生在我身上，落在了法轮功学员身上，但很可能明天就落在其他人身上。讲出来让大家见识共产党官官相护的黑暗，见识中共专政铁拳下背地里都干了些什么。
前不久我还给他们公安局长挂了个电话，我说我不怕你们，尽管当年你们把我整得很惨，但我相信，你们的下场会更惨！共产党的天下没多久就要垮了，我们等着瞧吧！
（注：所有相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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