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8年奥女孩 疑为“斯德哥尔摩症”新案例

当她看到有一线机会时，毫不犹豫的冲向了自由；但得知‘主人’自杀时却悲伤痛哭

 

（看中国综合报道）奥地利警方表示，DNA测试证明23日逃脱绑架的娜塔莎·卡姆普什正是8年前在维也纳附近的施特拉斯霍夫市上学途中失踪的那个女孩，当时她只有10岁。

 

8年被关地窖小屋　

一位维也纳高级警官郎格（Gerhard Lang）介绍了娜塔莎逃离的过程，“绑架人普里克洛皮尔的车停在花园，他让娜塔莎用吸尘器清洁，这时普里克洛皮尔接到一个电话，因为声音太吵，他到稍远的一个地方去听电话，娜塔莎意识到这是逃跑的机会，她趁机逃出了花园。

 

娜塔莎被普里克洛皮尔囚禁在花园旁的一个很小的没有窗户的地窖里长达8年。娜塔莎失踪后警方当时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但没有任何线索。

维也纳警方的调查员引述娜塔莎的话说，普里克洛皮尔给她食物和所有生活必需品，给她书本、教她数学和读书写字。警方在普里克洛皮尔家中花园旁的车库下发现了禁锢娜塔莎的小地窖，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些书本。

44岁的电讯技师普里克洛皮尔娜塔莎逃跑后一天卧轨自杀，现在警方在调查他是否有同伙参与。

 

医学专家疑娜塔莎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娜塔莎在重获自由后，在心理辅导员陪同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留宿，她要求安静地过周末，不想接受警方问话或家人的探访，但她的父母亲希望与她团聚。

 

奥地利联邦警察团伙犯罪部门主管赞特勒（Erich Zettler）解释说，询问娜塔莎的过程很困难，在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建议下停顿了一段时间。

他说：“对娜塔莎来说，现在回忆整个过程很困难，同时我们集中力量调查犯罪现场。”

当地媒体指报道，娜塔莎认为普里克洛皮尔是"罪犯"，但"对她很好"，不过，在头一年，普里克洛皮尔要娜塔莎叫他做"主人"。娜塔莎获悉普里克洛皮尔死讯时，悲伤的嚎啕大苦。

娜塔莎的心理医生公布了娜塔莎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为他的死悲伤。

娜塔莎还在声明中说她与绑架者一起吃饭、一同看电视，普里克皮尔"并不是我的主人，尽管他希望这样"。她说他们是平等的，自己也很顽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正常。
娜塔莎在声明中还说：“形象的说，他用他的双手扶持我，却用他的脚踢我。他和我都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心理专家认为娜塔莎可能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种由于长期被扣押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即在挟持过程中，被挟持的人对挟持者产生同情，甚至维护对方。
娜塔莎的心理医生也认为娜塔莎的悲惨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但她同时也是个成熟的女性。

 

“斯德哥尔摩症”中国案例

 

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由于环境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疾病。病名来自70年代的一个案例：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个武装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4名店员被抓，六天以后，被绑架的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还认为绑匪是在保护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一位女士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建立了一个为绑匪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因为在那几天当中，绑匪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被开枪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被打死，绑匪还给他们食物，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认同了绑匪。

 

杨博士说，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1958年百花齐放时，被打成右派，受尽了折磨，右派平反后，按照一般常理，她应该对共产党有些不满，但她不但对共产党没有微辞，而且还为共产党反右作辩护，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

 

另一个案例是纽约一位针灸科医生－－滕春燕，2000年5月她因去中国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情况而被抓判刑，大赦国际在全球发起对她的营救。2003年3月被中共提前释放，在返回美国前她在中国大陆电视台上露面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对待我就像亲人一样”。她表示没有受到任何虐待。而据和滕春燕关在一起的人透露，她被审问50多次，每次连续数小时。她被持续罚站和蹲马步达几天。她甚至被罚款30000元(约4000美元），作为她被关押的‘服务费’”。

专家分析说这是典型的在暴力恐惧下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医生说，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一，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第二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是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所给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第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杨景端博士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能是一个绑匪，或者一个组织，也可能是一种极端的环境或极端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