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德国社会里，鞭挞纳粹暴行，反省战争罪责，对自己国家的丑恶历史进行无情的揭露最有贡献的人中，文学家亨利希．波尔和根特．格拉斯是最为突出的。他们先后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波尔于二十年前已经去世，已经年迈的格拉斯是当前德国文化界最负声望并受人尊敬的文豪，这倒并不只是因为他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更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位责任感强烈的“卫道者”。跟波尔一样，他似乎是德国社会中的一盏道德精神的明灯。从他的文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也是很好的画家和雕塑家）的超然身份出发，他对德国历史上的污点不作任何妥协，对政府的一切不符合社会福利原则的政策都加以抨击。格拉斯反对过度的消费和物质主义（他曾于1986-87年间，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住了半年，专门去体验贫穷生活的滋味），他反战、反歧视。他对道德正义的执着，远远超越了世俗的国家民族界限。两德统一时，他非常反对，认为德国战后的分裂是法西斯罪行造成的后果，应当以历史永久为训。他怕统一后的德国可能又会变得过于强大，威胁欧洲和平。后来统一已经水到渠成了，他仍然建议双方采用渐进的融合方式，放弃墙倒众人推、西德照单全收东德这种急进的办法。格拉斯倒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持他这种理性意见的人，当时在德国社会还不在少数。不过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当然不会采用这种意见，连跟他最亲近的老总理勃兰特都认为1989和1990年之交，历史契机来到，应当打铁趁热，趁当时苏联还没出手阻拦，欧美友邦也支持的有利条件，两德很快统一了。
这样一位道德家现在竟然被发现也有污点，不是令人骇然吗？更令人拍案惊奇的，不是别人挖他的墙角，而是他自己主刀，对自己下手。一周以来，欧洲仲夏夜的热门话题是：格拉斯青少年时代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他曾经是纳粹的党卫军！今年78岁的格拉斯用了三年的时间，写下了他自童年时代到而立之年这一时间段的自传《剥洋葱》（Beim Haeuten der Zwiebel, Steidl 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480 页，24欧元），其中“第三帝国”的部分占有重要篇幅。书里他还提到，曾在战俘营结识了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皇本笃16世。
格拉斯于1927年10月出生于今天属于波兰的但泽市。据说，1944年11月他满17岁时应召入伍。1945年4月受伤，于5月被送进美国人的战俘营。另一说是他总共只入伍三个月，还未放一枪一弹，就因伤退伍，旋即战争结束。格拉斯在俘虏营中对美国人供认自己属于党卫军，但数年过去，他成名之后，就没有再提过。现在他的新书中，格拉斯坦陈，少年时是自愿从军（相信在战争期间，也没有不自愿的自由），并且被挑选进入恶名昭著的纳粹党卫军。他承认自己当时还认为党卫军是一支欧洲人的“精英队伍”，里面有来自法国、荷兰、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自愿参军者，这支军队无坚不摧，总是担任最为艰巨危险的任务。当时十来岁的少年格拉斯，跟父母双亲居住在很局促寒伧的房子里，“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狭小的空间成长，当兵上战场带有解脱的意味。”然而，他作为卫道者，数十年来总是对德国同胞耳提面命，要求社会和个人反思检讨历史。“我认为从自己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汲取教训，是永久性的责任。战争结束时我17岁，先在希特勒少年军，后来当空军助理员，最后成为士兵。”这是他1999年得诺贝尔奖之前，所描述的自己。如果当时他说清楚，自己当士兵当的是党卫军，那么这项最高荣誉奖是否还会颁发给他？显然这是他当时的担忧，也是他面对名利，缺乏勇气的软弱时刻。
格拉斯战后进入艺术学院，原先是以雕塑和美工设计为专长的。1960年33岁那年，他第一本大部头的小说《锡鼓》一出版，就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这部人物怪诞又十分写实的小说，以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奥斯卡为主线，第三帝国的崛起为背景，细致地铺陈了德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社会生态。奥斯卡从3岁起就内心打定主意，停止身体的生长和发育，由于厌恶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成人世界，决心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只做一名小小的观众。他的身体果真不再长高，一直保持着8、9岁儿童的体型，所以能在成人世界里如游鱼一般穿梭，观察，有时也直接介入，引发一些“骚乱”。他手里总拿着一个锡鼓，不时敲着，奥斯卡有一付名副其实“振聋发聩”的金嗓子，他若张口尖叫，能把玻璃窗震碎。有次他躲在纳粹军人向百姓训话的台下，大家正专心听训，小男孩开始击鼓，一旁的乐队也开始跟着节拍，演奏起圆舞曲，全场的军民莫名其妙地闻乐起舞，大家欢喜一场，把政治任务都丢在脑后。奥斯卡22岁时，决定回到成人世界，意念一定，他又开始长个头。格拉斯是位思想复杂，语言技巧高超的文学家。他后来以文学为工具，传播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只不过他的美学观点有点惊世骇俗，往往令一些女性主义者大为光火，因为许多性描写，如在《比目鱼》、《鼠》等小说中，让女性感到十分羞辱。
人们公认格拉斯是德国社会的道德良心的守护神，他对一切不正义的事都要发话或插手。他跟布兰特总理关系密切，并成功地帮助布兰特竞选成功，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赞成该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大力推行社会福利的社会性政策。他也深信布兰特的东进政策——消除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突破民主和共产国家之间的壁垒是正确的。在德国还少有文化人以在野身份，如此地介入政党选举的。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德国，适逢二战结束40周年，为纪念欧战中死去的军人，里根同总理科尔一道去比特堡（Bitburg）的军人公墓，那里面安葬了德国和美国的阵亡士兵。此事当时在德国引起抗议浪潮，抗议者中有格拉斯。原因是公墓中也有40名纳粹党卫军的兵士埋葬着。格拉斯认为二国元首到这儿来献花致敬，侮辱了死于纳粹暴行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和受害者。（小泉首相参拜埋葬了大批日本军国法西斯分子的靖国神社，可惜没有有忏悔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出来抗议。诺贝尔奖得主大川健三郎是有道德原则的人，可是也没见他出面干预）。格拉斯九十年代为了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通过了对难民入境增加高难度的法律，一怒之下，愤而退出了社民党。施罗德2002年二度竞选总理时，格拉斯又再度出面帮社民党拉票，因为他欣赏施罗德反对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
格拉斯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嫉恶如仇的卫道者，他在步入暮年时，竟掉过头来给自己一耳光，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公诸于世。让人如何理解？他以前是伪君子、懦夫吗？的确有人这样攻击他。8月17日纽约太阳报的Daniel Johnson居然把格拉斯跟大魔头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同比较，这自然太离谱了，但欧洲社会有些人的确不满意格拉斯维持了一甲子的沉默。也有人恶意地攻击格拉斯，说他是在为自己的新书热炒。不论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市场效应是不容否认的。德国和全球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格拉斯的迟来的忏悔。过一两周，书一出来不被抢购一空才怪。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魏克德（Ulrich Wickert）采访他时，就追问：“为什么现在才说呢？”格拉斯答到：“我把它埋在心里。我也说不清道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它始终挥之不去。我原以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已经反思得够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我被党卫军征召，却没有参与过犯罪。然而老有一种感觉，有一天，我得在一个较大的框架中，吐露实情。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决定写自传，以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为题材。从12岁写起到30岁止。在这个较大的范围中，我可以敞开地表白。”
不计较格拉斯迟来的告白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但泽家乡的老乡——波兰前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曾经授予格拉斯但泽市荣誉公民的头衔，当消息刚出现时，瓦文萨十分生气，公开表示格拉斯应当把荣誉头衔退还但泽市，后来在听了这位文学大师的自剖之后，瓦文萨又表示能理解，不再提“退”的事了。《魔鬼的诗篇》的作者萨曼．鲁旭迪也觉得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他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有些政治家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奖，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百分之86的德国人，认为这样的要求太过份。
这样一段历史公案在德国战后的数十年来发生过许多次。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突然曝光，被人发觉曾经有过不可告人的阴暗面。就像原东德的文坛圣女克丽斯塔．沃尔芙（Christa Wolf， 1929-）。沃尔芙虽然于20岁时加入刚得到政权的东德共产党和作家协会， 但是她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公然跟共产政权作对，她的小说《卡珊黛拉》（ Kassandra，1983）很有代表性。希腊神话中特罗伊国王的女儿卡珊黛拉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她警告世人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但是没有人相信她，她痛苦万分而发疯了。沃尔芙借卡珊黛拉来寓意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下说真话的痛苦。整本书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作者本人就是卡珊黛拉。这样的作家自然成为东德共产政权的眼中钉。但是沃尔芙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出版，影响很大，河内克政府也奈何她不得。当东德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很多替东德国安局当线民耳目的人都曝了光，其中有许多是为众人称道的有骨气有操守的异议分子，令人们大为跌破眼镜。沃尔芙就像《红楼梦》里贾府门前的石狮子，她被人们尊称为东德境内唯一的一名出污泥而不染，跟国安无缘无涉的干净人。然而，晴天霹雳，九十年代初，人们发现沃尔芙曾于1959至1962年3年之间当过国安部的线民，打过别人的小报告，无非是谁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之类的。当媒体要求沃尔芙解释时，她说，这是年代久远的事，我老早就忘了有这么回事。我跟政权决裂数十年，一直受到它们的迫害打压，我不觉得那样早期的事还有任何重要性。很多人当时不能接受她的解释。
年长一代的德国人经历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两种极权制度，人的良知、道德和勇气接受严酷的考验。格拉斯和沃尔芙是许多例子中颇具代表性的，它们体现了西方文化中，集体罪责和个人的参与犯罪、以及犯罪之后的忏悔行为。希腊罗马早期文明里，对真理的执着和后来基督教的原罪及忏悔意识，始终对西方人的精神价值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点是东方文化里最为缺乏的。日本至今还不承认中日战争时在中国的暴行和屠杀；中共政权换了几代接班人，到今天也还死不认账大饥荒、文革和六四所杀死的几千万国人。从格拉斯的例子，中国人能学到什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思考，拒绝来自上层的、借国家民族名义抛出的谎言大帽并且拒绝自己说谎时，这个民族才开始有希望，这个国家才有尊严，才值得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这样一位道德家现在竟然被发现也有污点，不是令人骇然吗？更令人拍案惊奇的，不是别人挖他的墙角，而是他自己主刀，对自己下手。一周以来，欧洲仲夏夜的热门话题是：格拉斯青少年时代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他曾经是纳粹的党卫军！今年78岁的格拉斯用了三年的时间，写下了他自童年时代到而立之年这一时间段的自传《剥洋葱》（Beim Haeuten der Zwiebel, Steidl 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480 页，24欧元），其中“第三帝国”的部分占有重要篇幅。书里他还提到，曾在战俘营结识了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皇本笃16世。
格拉斯于1927年10月出生于今天属于波兰的但泽市。据说，1944年11月他满17岁时应召入伍。1945年4月受伤，于5月被送进美国人的战俘营。另一说是他总共只入伍三个月，还未放一枪一弹，就因伤退伍，旋即战争结束。格拉斯在俘虏营中对美国人供认自己属于党卫军，但数年过去，他成名之后，就没有再提过。现在他的新书中，格拉斯坦陈，少年时是自愿从军（相信在战争期间，也没有不自愿的自由），并且被挑选进入恶名昭著的纳粹党卫军。他承认自己当时还认为党卫军是一支欧洲人的“精英队伍”，里面有来自法国、荷兰、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自愿参军者，这支军队无坚不摧，总是担任最为艰巨危险的任务。当时十来岁的少年格拉斯，跟父母双亲居住在很局促寒伧的房子里，“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狭小的空间成长，当兵上战场带有解脱的意味。”然而，他作为卫道者，数十年来总是对德国同胞耳提面命，要求社会和个人反思检讨历史。“我认为从自己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汲取教训，是永久性的责任。战争结束时我17岁，先在希特勒少年军，后来当空军助理员，最后成为士兵。”这是他1999年得诺贝尔奖之前，所描述的自己。如果当时他说清楚，自己当士兵当的是党卫军，那么这项最高荣誉奖是否还会颁发给他？显然这是他当时的担忧，也是他面对名利，缺乏勇气的软弱时刻。
格拉斯战后进入艺术学院，原先是以雕塑和美工设计为专长的。1960年33岁那年，他第一本大部头的小说《锡鼓》一出版，就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这部人物怪诞又十分写实的小说，以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奥斯卡为主线，第三帝国的崛起为背景，细致地铺陈了德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社会生态。奥斯卡从3岁起就内心打定主意，停止身体的生长和发育，由于厌恶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成人世界，决心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只做一名小小的观众。他的身体果真不再长高，一直保持着8、9岁儿童的体型，所以能在成人世界里如游鱼一般穿梭，观察，有时也直接介入，引发一些“骚乱”。他手里总拿着一个锡鼓，不时敲着，奥斯卡有一付名副其实“振聋发聩”的金嗓子，他若张口尖叫，能把玻璃窗震碎。有次他躲在纳粹军人向百姓训话的台下，大家正专心听训，小男孩开始击鼓，一旁的乐队也开始跟着节拍，演奏起圆舞曲，全场的军民莫名其妙地闻乐起舞，大家欢喜一场，把政治任务都丢在脑后。奥斯卡22岁时，决定回到成人世界，意念一定，他又开始长个头。格拉斯是位思想复杂，语言技巧高超的文学家。他后来以文学为工具，传播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只不过他的美学观点有点惊世骇俗，往往令一些女性主义者大为光火，因为许多性描写，如在《比目鱼》、《鼠》等小说中，让女性感到十分羞辱。
人们公认格拉斯是德国社会的道德良心的守护神，他对一切不正义的事都要发话或插手。他跟布兰特总理关系密切，并成功地帮助布兰特竞选成功，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赞成该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大力推行社会福利的社会性政策。他也深信布兰特的东进政策——消除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突破民主和共产国家之间的壁垒是正确的。在德国还少有文化人以在野身份，如此地介入政党选举的。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德国，适逢二战结束40周年，为纪念欧战中死去的军人，里根同总理科尔一道去比特堡（Bitburg）的军人公墓，那里面安葬了德国和美国的阵亡士兵。此事当时在德国引起抗议浪潮，抗议者中有格拉斯。原因是公墓中也有40名纳粹党卫军的兵士埋葬着。格拉斯认为二国元首到这儿来献花致敬，侮辱了死于纳粹暴行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和受害者。（小泉首相参拜埋葬了大批日本军国法西斯分子的靖国神社，可惜没有有忏悔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出来抗议。诺贝尔奖得主大川健三郎是有道德原则的人，可是也没见他出面干预）。格拉斯九十年代为了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通过了对难民入境增加高难度的法律，一怒之下，愤而退出了社民党。施罗德2002年二度竞选总理时，格拉斯又再度出面帮社民党拉票，因为他欣赏施罗德反对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
格拉斯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嫉恶如仇的卫道者，他在步入暮年时，竟掉过头来给自己一耳光，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公诸于世。让人如何理解？他以前是伪君子、懦夫吗？的确有人这样攻击他。8月17日纽约太阳报的Daniel Johnson居然把格拉斯跟大魔头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同比较，这自然太离谱了，但欧洲社会有些人的确不满意格拉斯维持了一甲子的沉默。也有人恶意地攻击格拉斯，说他是在为自己的新书热炒。不论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市场效应是不容否认的。德国和全球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格拉斯的迟来的忏悔。过一两周，书一出来不被抢购一空才怪。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魏克德（Ulrich Wickert）采访他时，就追问：“为什么现在才说呢？”格拉斯答到：“我把它埋在心里。我也说不清道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它始终挥之不去。我原以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已经反思得够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我被党卫军征召，却没有参与过犯罪。然而老有一种感觉，有一天，我得在一个较大的框架中，吐露实情。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决定写自传，以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为题材。从12岁写起到30岁止。在这个较大的范围中，我可以敞开地表白。”
不计较格拉斯迟来的告白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但泽家乡的老乡——波兰前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曾经授予格拉斯但泽市荣誉公民的头衔，当消息刚出现时，瓦文萨十分生气，公开表示格拉斯应当把荣誉头衔退还但泽市，后来在听了这位文学大师的自剖之后，瓦文萨又表示能理解，不再提“退”的事了。《魔鬼的诗篇》的作者萨曼．鲁旭迪也觉得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他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有些政治家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奖，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百分之86的德国人，认为这样的要求太过份。
这样一段历史公案在德国战后的数十年来发生过许多次。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突然曝光，被人发觉曾经有过不可告人的阴暗面。就像原东德的文坛圣女克丽斯塔．沃尔芙（Christa Wolf， 1929-）。沃尔芙虽然于20岁时加入刚得到政权的东德共产党和作家协会， 但是她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公然跟共产政权作对，她的小说《卡珊黛拉》（ Kassandra，1983）很有代表性。希腊神话中特罗伊国王的女儿卡珊黛拉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她警告世人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但是没有人相信她，她痛苦万分而发疯了。沃尔芙借卡珊黛拉来寓意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下说真话的痛苦。整本书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作者本人就是卡珊黛拉。这样的作家自然成为东德共产政权的眼中钉。但是沃尔芙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出版，影响很大，河内克政府也奈何她不得。当东德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很多替东德国安局当线民耳目的人都曝了光，其中有许多是为众人称道的有骨气有操守的异议分子，令人们大为跌破眼镜。沃尔芙就像《红楼梦》里贾府门前的石狮子，她被人们尊称为东德境内唯一的一名出污泥而不染，跟国安无缘无涉的干净人。然而，晴天霹雳，九十年代初，人们发现沃尔芙曾于1959至1962年3年之间当过国安部的线民，打过别人的小报告，无非是谁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之类的。当媒体要求沃尔芙解释时，她说，这是年代久远的事，我老早就忘了有这么回事。我跟政权决裂数十年，一直受到它们的迫害打压，我不觉得那样早期的事还有任何重要性。很多人当时不能接受她的解释。
年长一代的德国人经历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两种极权制度，人的良知、道德和勇气接受严酷的考验。格拉斯和沃尔芙是许多例子中颇具代表性的，它们体现了西方文化中，集体罪责和个人的参与犯罪、以及犯罪之后的忏悔行为。希腊罗马早期文明里，对真理的执着和后来基督教的原罪及忏悔意识，始终对西方人的精神价值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点是东方文化里最为缺乏的。日本至今还不承认中日战争时在中国的暴行和屠杀；中共政权换了几代接班人，到今天也还死不认账大饥荒、文革和六四所杀死的几千万国人。从格拉斯的例子，中国人能学到什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思考，拒绝来自上层的、借国家民族名义抛出的谎言大帽并且拒绝自己说谎时，这个民族才开始有希望，这个国家才有尊严，才值得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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