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前妻李红(williamhill官网 )

李红，一个弱女子，在她成为大作家、学者余秋雨的结发妻子的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当她不幸成为余秋雨前妻的时候，她倒成了一个坚强、成功、浑身散出青春魅力的女人了。

　　初识李红，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深圳四星级的晶都大酒店的咖啡廊。一个女子背对门口坐着，一头染成栗色的直发削剪得错落有致，飘洒在肩头，她的一双眸子，大大的，黑黑的，眼波流转，顾盼生辉。　　“李红，１９８９年就只身闯荡深圳的上海女人。”李红这样向我介绍她自己；“李红，我的中学同学，余秋雨的前妻。”朋友这样向我介绍她。

　　李红提到余秋雨时，总是调皮地称他为“余某人”，也许是出自上海女人特有的细心，或者是曾经沧海的一个小小的调侃。李红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的漂亮不是娇媚、优雅的那种，而是热情、亮丽、自信而又透明的。

 

再见李红，已是一年以后，上海阴冷的冬季叫人难捱。李红却回上海来看望女儿、父母。在南京路铜仁路那间老是坐满老外的咖啡吧里，李红戴了顶驼色的呢帽，穿了件大红绣花的羊毛衫，静静坐在靠窗的位子前，望着来往的行人，吃一盒粉红色的冰激凌。

　　她讲话语速很快，脸部表情丰富，声音悦耳，很有感染力，你不知不觉会被她吸引进她的故事里。

 

余秋雨和现任妻子马兰

　　未成女明星，却与余秋雨步入恋爱季节　

　　少女时代的李红，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乖乖女，天真又活泼，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宠爱。在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为她和弟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她学校毕业后被留在上海分配进了纺织局。从小热爱戏剧的她由于容貌、身材、语言的优势，作为业余演员被借调到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年轻一代》剧组。　　

　　那年，２３岁的李红雄心勃勃地去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结果，从１０００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然而，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她与上海戏剧学院失之交臂，但她的答卷却被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负责人的余秋雨看见了。　　

　　电影《春苗》在选女主角，李红和当时还未出名的李秀明同时成为候选人，叫导演难以取舍。李红说，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导演认为我知识分子气太浓，纤细了些，而李秀明更粗犷，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于是，李秀明一炮而红，而姓李名红的她却从此与演艺界擦肩而过。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期间，李红认识了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余秋雨。年轻、漂亮、活跃的李红，被这个老实而有学问的老夫子似的男人吸引住了。李红说，她对别的各方面条件比余秋雨强的追求者不屑一顾，一头坠入了余秋雨的情网。　

　　李红清楚地记得，星期天，余秋雨会在傍晚乘车来到李红住在虹口的家。他们一起谈笑，一起看书，一起吃饭，一直到深夜。公交车没有了，他常常步行回他的住所，每次都是意犹未尽，痴情可见一斑。　　

　　余的真情也打动了李红的父母。他们劝告李红：她认识的那些海外的人不可靠，而他是个老实人，是好人，早点嫁给他吧　　１９７９年，相恋整整５年的余秋雨和李红，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大连路的一间陋室里安了家。余秋雨只买了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　　

　　恬淡安静的婚后生活，孕育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苦旅》。　　

　　一个娇弱的女子，一个从小受宠的乖乖女，一夜间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李红似乎还未适应这角色的转换。令她万分感动的是，余秋雨对她很是体贴，她不会用洗衣机，而余秋雨就把洗衣的事包揽了。　　

　　不管是结婚之初住在大连新村，还是以后搬至万航渡路，由于屋小，又是合用煤卫，他们长期不自己做饭。那时，李红每天随身都会带一个不小的包，里面总少不了一个大大的饭盒，椭圆型的，用得很旧了，盒身上已有几处瘪了进去。李红单位的同事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个饭盒，它成了作为贤妻的李红的标志。每天下了班，李红先到自己娘家，把妈妈精心做好的荤素搭配的饭菜装得满满的，心急火燎地往家赶，热一热，甜甜地看着他吃。晚上睡觉前，李红总要检查一下饭盒是否洗干净了，再放进自己的包里，似乎这个饭盒盛载的是她全部的爱情和关怀，盛载着她的家庭之舟驶向遥远的未来。　　

　　那一段日子，余秋雨事业上遇到挫折，又患肝炎，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小女子李红却开导满腹学问的丈夫说，学学司马迁，“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你只管写自己的书，别的什么也别去想，什么也别去管。李红还说：“你对我最大的爱，就是写出东西来。”李红说到做到，特意将自己娘家那在天井里搭建的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布置成一个书房，让余秋雨吃住在那里，并在那儿安心写作。　　

　　婚后的这一段日子是清清淡淡的，余秋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文化苦旅》的创作中去了。　　

　　那时，每到夜晚，他总是待李红上床以后，轻轻地走过来，给她一个亲吻，然后柔声说：你先睡吧，我要工作去了。他是那么刻苦、那么专注，令我感动、令我敬佩，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连一丝一毫这样的念头都没有。李红说。　　

　　１９８４年，女儿降生了。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写作，小孩从出生开始就由外婆照顾，一直到今天；而李红也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工作，住在父母家照顾孩子。李红坦陈：可能是孩子出生以后，对余秋雨的关心不够……　　

　　离开余秋雨的日子，是一个女人重塑自我、活得最精彩的日子　　

　　１９８９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李红主动离了职。那一段日子，对李红来说，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她想去深圳谋求发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闯一闯。　　

　　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资金，没有关系。李红随着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去闯世界的满是年轻人的人流，想跟自己的命运去赌一赌，跟自己的未来赌一赌。李红很欣赏那句歌词，“我用青春赌明天”，但那一年，她只剩下了青春的尾巴。　　

　　１９９２年的初春，李红在深圳一个人生着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她打了个电话给在上海的余秋雨，说自己病着，恐怕春节回不了上海了。原本想听到一些体贴的话语，或者是呼唤她回家的声音，她想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的家里去。然而，面对凉凉的话筒，李红感觉一下子被打入了万丈深渊，没有丝毫希望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　　

　　１９９２年３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李红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她预感到了事情的结局。同年７月，当相处了１３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但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为她的想法很简单，感情没有了，还要婚姻干什么？　　

　　李红说：“我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８岁的女儿。”　　

　　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带着离婚的伤痛，她欲哭无泪。　　

　　在深圳，她住过廉价旅馆，当过导游，跑过运输，做过推销和代理，她甚至曾经把最初的一笔积蓄借给一个朋友去澳门赌马，竟然既收回了本钱又分得了一笔红利；她曾在深圳著名的国贸大厦３２层当过白领；最终，她在国泰君安证券投资公司的大户室里，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挣得了标志着一个人成功所需要的金钱。　　

　　她对我说：“深圳是年轻人的城市，男女比例为１：８，像我这一个既不年轻又无背景的中年女子，要想生存下去，靠的是与生俱来的自信、永不言输的勇气，靠的是发自内心的生命活力。”她还笑着告诉我在深圳流行的一句话：为自己而活。她说：“我战胜不了婚姻，但我必须战胜自我。”曾经沧海，她深有感触地说：“人生有很多变数，如果我不离婚，世间只不过多了一个名人身后无足轻重的普通女人。是失败的婚姻造就了我，让我认清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而以前从未被发现和正视的潜力和优势，让我寻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