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擅长于写绵长悠远、绮密瑰妍而又意境扑朔迷离的篇章，所以很难捉摸他的中心意旨，所以人们称他为“朦胧诗”的鼻祖。
例如他的绝大多数“无题诗”，七律长篇固是如此，即使短如五言绝句，也常费人猜度。就像《乐游原》吧：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短短二十个字，无一深奥冷僻，明白如话，人人能懂，然而是打发怎样一种思想感情呢，则是人言人殊，各不相同。
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黄永武教授说：“晚景虽好，可惜不能久留，比方人到晚年，亦难长久。（见《唐诗三百首导读》）
吉林诗人兼作家刘琦也说：“赞美了黄昏落日夕阳西下的晚景之美，也流露出光景难留的迟暮之慨，表现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哀婉。”（见《李商隐诗选注》）。
岭南名诗人刘逸生主编的《历代古诗选集》中，认为此诗作者“写出了无法摆脱的黯淡心绪。”这些看法，都是倾向于无奈、凄凉、哀婉一边，不妨归纳为“消极派”。
散文名家、清华大学已故教授朱自清，大概也属于这一派，他按其所理解，将这首诗略加字面增补，写成自勉勉人的座右铭：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由上所述可知，李商隐这首脍炙人口的短诗之基调，已经大致可以肯定：是一首惋惜人生好景不长的悲歌。
且慢因此而定论，因为近代有专家考证出来了，“只是”一词在唐代中原口语中与“正是”相同，有“恰好”、“正因为”的意思，于是原诗后两句变作倒装句 ，由此便可以理解为“正好因为接近黄昏，夕阳才显得格外美丽”。
作者身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惊喜万状，“意不适”一变而成为“意大适”，感情跌宕起伏，由消沉而开朗，富有转折变化的戏剧情趣，把眼前的景色升华为人生哲理，把自然风物比喻为生活旅途，即与“山穷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句)”、“失之东隅，桑榆未晚”(王勃句)意思相近。
与李商隐另一首诗《晚晴》中句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意境也相同，可作为佐证，说明《乐游原》乃乐观进取的，这是“积极派”的观点。
这一派人还指出李商隐写《乐游原》约在二十八、九岁时，《全唐诗》把它排在很前面，而《晚晴》是在三十四岁时所写，故排在后面，两诗都不算老年之作，“夕阳”、“黄昏”均非指自己的年岁，因此，说它是迟暮感叹，似不合情理。
又有一派人认为《乐游原》是一首政治诗，反映作者对大唐帝国，虽有“元和中兴”，终不免会衰亡的预言。
把文学与政治接轨挂，无限上纲，在大陆一度颇为流行，如评《红楼梦》、批《水浒》，李商隐诗也逃不脱，在在都被从政治角度来介评和注释。不错，李商隐因曾卷入“牛(僧儒)李(宗闵)”政治权斗的漩涡，两边不是人，一直遭受排挤打击。
李政坛蹭蹬，生活贫困，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前确曾写过不少政治讽刺诗，发泄不满。但若指《乐游原》也是，恐有点牵强，说预言唐必崩溃，亦言近不实。
从来诗无定诂，且诗句精练，句法独特，读者的感受，未必与作者的原旨一致。对《乐游原》的界定，倒是清代纪昀(晓岚)说得很确切：“谓之悲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见《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是“调和派”观点，中肯不偏，应为大众所接受。
(作者注：“乐游原”为唐代长安郊区旅游胜地，可将长安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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