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伟人，最好的纪念是尽力了解他们，全面了解他们，不仅自己了解，还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想到这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拖得太久的纪念文章。
赵紫阳和胡耀邦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杰出领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两位性格不同，有些思路也不一样，存在着矛盾，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传闻，赵紫阳很不以为然，也很在意。十年前(1995年12月2日、i996年12月17日、22日)，他和我有过断续的三次长谈，详细分析，介绍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当时没有录音，我把他的讲话记了下来，经他看过并做了修改。
赵紫阳说：耀邦这个人优点是待人宽厚，心胸坦荡，可以争论，不整人，不记仇：弱点是太喜欢出语惊人，喜欢提口号，喜欢标新立异，不受约束，重大问题随便表态，不是有意想□驾于组织之上，是喜欢即兴就发表一番意见，而这些和原来大家讨论的又不一样。“关于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说，最近我才知道，无非是三件事：一件事是 83年陈云讲话批评耀邦，有人说陈、赵联手倒胡；第二件事就是84年我给邓写过一封信；第三件事就是87年生活会上我的发言。现在，我一件一件说给你听。
紫阳介绍说，1983年3月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财经小组汇报，陈云、耀邦参加，还有乔木、邓力群等，汇报是为了回答小平提出的问题，小平说，计划保四增五，年年超过那么多，不好吧!这个会主要是想让小平点头。没想到，陈云突然发言，拿出稿子念，十条意见，讲的就是胡耀邦到处讲的“拿赤字吓人”、“消费推动生产”等等。很厉害，小平、耀邦，连我都很突然。陈云对耀邦一肚子气，没有地方说，当时我观察小平，他也很不高兴。耀邦认错，小平说这些事以后再议吧，今天主要听他们汇报。乔木说，恐怕要开个会，澄清一下，让各省来人。小平说，怎么开，你们议一议吧!会后，我去书记处上讲，会如何开，如何讲，要耀邦自己定，由耀邦去讲，别人不好讲。赵紫阳特别指出，启立告诉我，邓力群已经去新华社会议上捅出去了。我给邓力群挂电话：“你立即收回，不能扩散!”
邓力群插上这一杠子，很值得注意。他在自述中叙述了这件事：“3月17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我说，这个会我因有事推迟了两天才来，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结果一五一十的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的全部传达了。”(《十二个春秋》上393贞)。所谓“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主要就是陈云对耀邦的严厉批评。一个中央常委，在内部会议上对总书记的严厉批评，不经请示，就迫不及待在当天下午向新华社会议上捅出去。邓力群这样做的用心很坏，决不是用个什么“正在发愁”，“恰好”云云就能够遮掩过去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在把陈云对胡耀邦的不满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新华社扩散出去，想搞臭胡耀邦，整胡耀邦！赵紫阳态度很鲜明，给邓力群打电话，要他“立即收回，不得扩散”。紫阳此举在维护耀邦。
关于1983年陈云严厉批评胡耀邦的事，紫阳和耀邦交过心。紫阳说，耀邦，你不要太敏感了，这只是一些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看的太重。紫阳还对胡启立说，我和耀邦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同舟共济。胡启立把话转告了耀邦，耀邦很高兴，启立又转告了紫阳，说耀邦说“同舟共济”，紫阳也很高兴。看来，83年陈云批评耀邦，邓力群等人是想利用来倒胡的，但此人肯定不是赵紫阳。
第二件事就是84年的一封信，(紫阳拿出一个影本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才听得明白。这封信是：
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得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国家立法上去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要在领导制度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己走上轨道，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注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百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一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访欧前夕
并抄送陈云同志
赵说：这封信完全没有提及领导班子的问题，提的是领导制度的问题。写这封信的起因是陈俊生的一个建议，记得当时报上登了。我觉得意见很好，这不仅是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是党的制度问题。当时，形势比较好，日常工作我们就可以处理了，希望邓、陈他们帮助我们解决制度问题，政治局对全会负责，常委要对政治局负责，重大问题应该表决。事实上，经常是这样的：开会各人说一遍，最后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各人意见都不同，最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意思是强调：全会要管住政治局，政治局管住常委，常委要管住每个人。
信写给邓小平，抄呈陈云。
我问：为什么不抄送胡耀邦?
赵说：当时完全没有顾及耀邦，只是顾及陈、邓，会不会以为嫌他们管事多了，只是想在他们的支持下，使党的制度走上轨道。
信送上去后，邓没有找我，陈找我了。他问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了想法，他说：喔，原来是这回事。实际上，邓、陈都把它看作一般问题，未特别重视。当时就这么简单，没有想到为什么会传成那样。有人说，在生活会上薄一波还宣读了这封信，没有那回事。赵紫阳接着说：“1987年1月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讲耀邦的优点是民主、宽容、不整人，我们可以合作，弱点是不受约束，喜欢提些新的东西，如果在一定的气候下，也可能成为很大问题，现在没有问题，将来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可能变了，可能无法合作。所以是个制度问题，出不出问题，靠制度不靠人。毛泽东、史达林都没有能避免晚年的问题，讲到这里时，我顺便提到我曾经为此给邓写过信。可能人们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的话，误以为是我写给邓的那封信的内容了，可能耀邦自己也以为这封信是对他的。”我接话说，可能耀邦到最后都是带着这个问题走的。
紫阳接着说：“至于领导班子的事，除此以外，没有写过任何信。”
可能紫阳发觉到我当时十分关注胡、赵关系的神态，他主动地说：“我和耀邦的关系不错，当然也不是很好，对经济改革的决心上，我们完全一致，在经济工作的具体思路上我们有不同，经过文革，我到北京来，就感觉到经济工作效率太差，投资很大，实惠很少，生产总值大于高于国民收入，每人生活提高水准人均收入太少，不要追逐高速度，要搞好效益。我是从这个思路去考虑经济工作的。耀邦很注意速度，鼓吹提前翻番，我们两个人调子不太一样。小平也注意速度，小平和耀邦一样。但是我和耀邦有争论，邓大体上多数同意我的意见。邓发现胡、赵声音不太一样，83年3月约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了一次，也让胡月乔参加了，他说采取这种方式谈谈好，如果开会争论就会让人以为团结有了问题。以后经济工作书记处只管大事，应该由国务院财经小组作为决策者和权威发言人。可以说，83年3月份，在邓家谈话后，我们两人的问题就算谈清楚了。领导集团里没有大问题。”
我问：“有一个传说，说邓小平说他要下，胡耀邦立即表态‘我举双手赞成’，而你却说‘哎呀，中国这条大船还要小平来掌舵啊’，有这个事吗?”赵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耀邦辞职前，邓从没有当着我们两人谈他要下的事。邓和胡要下，让年青人上，是耀邦告诉我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耀邦说什么他举双手赞成的事。”
“为什么小平把耀邦拿下来呢?” 赵又把话题转向耀邦下来的问题，“国外说邓受了老同志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牺牲胡耀邦。受挑拨肯定有，但不是决定性的，邓把耀邦拿下的原因，根本点是：一、邓对耀邦反自由化问题不放心；二、和陆铿的谈话对邓的刺激很大。”
赵紫阳介绍说：“1984年6、7月间，邓找启立谈了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对耀邦的问题，耀邦问题，根本问题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问题上软弱，这是作为一个总书记的根本弱点。我不直接找他，由你转达，不然太严重了。”
紫阳说：“耀邦没有重视这些话。你有见解，应该找老爷子说清楚啊!他以为应付一下就行了。这是不行的嘛!邓讲话以后是要看你的行动的。”紫阳继续说， 1985年7月份，邓又找乔石、启立两个人，传话给胡耀邦：两件事，一个是：现在有一个动向，还是自由化的问题，现在国内、外一些人推崇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来反对我们，你们告诉耀邦，正因为这样，耀邦应该出来多讲反自由化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耀邦对陆铿的讲话。小平说，对陆铿这样一些攻击我们的话．耀邦应该有力地反驳，他却这样嘻嘻哈哈，太不成样子。
赵紫阳介绍说，邓的这两次传话，都与反精神污染有关，是重要的背景，邓对胡不满，在反精神污染以后，对胡的态度有很大变化。
紫阳说：“邓83年提出不搞精神污染。当时我们想法子限制这个范围，经济战线不搞，农村不搞，科技战线不搞，因为不得人心，思想文化领域不久也就搞不下去了。本来，就这样就完了，问题在胡以后在不同场合说了很多话，给人一种印象，反精神污染搞错了。他给日本外宾，同上海领导人的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这些话当然会传到邓那里。”
赵紫阳特别介绍说：“1984年12月召开作协四大，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耀邦还说，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慢慢消失，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介宽松。在这种气氛下，在消污中受整的人自然会发泄一下肚子里的怨气，对搞清污的人进行了反批评。人事问题上，自由选举的结果，文化界搞左的，积极清污的人，全部落选。使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十分难堪，不少老人也有意见，这种情况，邓小平可能把它看作是由于耀邦的纵容，文化界对清污的一次反扑。”
“1986年北戴河期间，小平已下了决心，小平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邓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
紫阳说：“六中全会不久，耀邦告诉我，邓找他谈了话，邓说为了年轻化，十三大邓不作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由耀邦接替，胡不再任总书记。这样，就可以带一批老同志下来。耀邦对我说，我的意见你来作(总书记)。我说，我多次对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胡、赵)两个都是同一个年龄杠杠的，哪有你退下我来接的道理，对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我既不懂也毫无兴趣，我愿意在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这条路子上继续搞下去，搞出点眉目来，我别的没有兴趣。耀邦说，启立他们恐怕还不行吧!我说，我有这么个建议，我们可不可以不设总书记，常委轮流主持会议，做召集人，日常工作各部委自己去办，我在国务院还可以继续搞下去。耀邦说你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据我观察，耀邦没有感到小平对他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和我说这件事时很轻松，以为只是年轻化的问题，他没有感觉邓的不满。我感到，北戴河以后，一些老人对耀邦完全不一样了。邓的决心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耀邦下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紫阳说，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已经没有用了。耀邦辞职以后，他们要我出来牵头，我没有推辞，因为当时我再推辞就虚伪了，更重要的是，我以为由我来接比别人接好。”
紫阳同志讲话时，神色凝重，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诚恳，对耀邦没有恶意。紫阳接着说：“在许多问题上，我和耀邦是配合的。”紫阳同志说，反精神污染时，书记处讨论中，不少人不赞成邓力群他们向左引。耀邦同志让郑必坚来找我。我说，既然耀邦要搞，我支持作工作。乔木、邓力群提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问题，送陈云，陈云批了。我想了一个主意，根据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用思想体系和现行政策联系和区别的办法处理。后来，我和耀邦两人给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说，“既然胡、赵这样看，照他们办吧!”看来紫阳对他和耀邦的这种配合是满意的。
听完紫阳同志的介绍以后，我觉得，理解胡、赵的关系，最主要的是要看他们在原则问题上是怎样共同战斗的，我还觉得在分析和理解胡、赵关系问题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要看在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是不是发扬他的思路的。紫阳同志说得很对，胡耀邦下台后，如果不是由他来接替，而是由邓力群来接替，中国的苦难可就大了。这一点，读一读《十二个春秋》会有很大的启发。
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专门有一章《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说，“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更加起劲。”(《十二个春秋》下篇第607页)。这一节的末尾有个长注释写道：“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土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不一致，为核心的说法确实不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
这是胡赵联手对付左的干扰的一次胜利，挫败了邓力群、胡乔木“把党往左拉”(邓小平语)的图谋。
耀邦下台以后，紫阳同志第一次重要讲话是5．13讲话。
邓力群说：“赵紫阳发表5．13讲话，情况发生逆转，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待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十二个春秋》下篇 700页)。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的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凋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邓力群说：“我只是想，这样一讲，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紫阳同志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先把自由化的范围限制一下，尽量不要伤太多人，然后，慢慢从反右转为反左。看来，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效果很好，难怪邓力群大叫“反自由化夭折了”。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历数紫阳的罪状，最主要的一，撤销他的书记处研究室；二，让他的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落选。这正是大家拍手称快的事。在我看来，赵紫阳是顺着耀邦的思路走的。他们两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好伙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杰出领袖。
赵紫阳和“六¨四”
最令人敬佩的是：赵紫阳在“六¨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爱护人民，爱护国家，也爱护党的坚贞不二始终如一的高尚品德和铮铮铁骨。
“六 ¨四”举世瞩目，全国人民，尤其是北京市民，亲眼目睹，永世难忘。“六¨四”究竟是怎样酿成的?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究竟做了什么?可以说，他只做了一件事：竭尽全力想阻止流血的发生，为了爱护青年人的生命，为了爱护国家和党的声誉，他义无反顾，力争到底，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1989 年4月23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关于这时的形势，赵在接受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采访中，有详细的介绍，赵说：“我去朝鲜访问前，学潮是向缓和方向、平息方向变化的。学生之所以集会，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悼念活动。学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大会堂里面开追悼会。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送到八宝山了，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我认为，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犯错误，事件可以平息。因为我觉得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鲜了。”
“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他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1993年12月16日杨继绳笫一次访问赵紫阳》)
在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之前，可以说，北京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从赵离京的第二天起，北京连续出现了：4月24日，北京市委领导人向中央汇报北京情况：4月25日，邓小平讲话，立即传达；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个社论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从爱国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下子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是敌我矛盾啊!学生们强烈要求修改社论的定性，而当时汇报情况的人们则坚决死守社论的定性，认为这是共和国生死的底线，后退我们就垮台了。
赵紫阳的处境十分困难！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他只能利用各种机会尽力阐明缓和矛盾的期望，竭力想法阻止由矛盾激化走向流血的结局。
赵紫阳4月30日回到北京，5月3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
在讲话中，恳切地阐明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强调指出，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赵紫阳直接面对着大学生，大声呼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和全国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气氛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吧!”赵紫阳还特地在讲话中加上一段：“邓小平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读了这篇讲话，只要不是抱有成见的人，都会被他的爱护青年，爱护国家，也包括爱护邓小平的恳切真诚所感动。
只隔一天，5月4日，在会见亚行的有关人员时，赵紫阳说： “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赵紫阳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没有错，许多学校已开始复课，媒体也开始报导了学校复课的情况。《科技报》还针对赵紫阳的分析发了一篇评论《总书记的乐观是有根据的》。赵紫阳反复强调：“学潮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恳切地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那种在国家危机就要爆发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心急如焚，溢于言表，十分感人!可是有人却说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让人听到了中央有两种声音，促进了学潮的升级。所谓“两种声音”就是在“坚决镇压”的声音之外，还有“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声音，也就是赵紫阳的声音。人民听到这种声音有什么不好? 请听一听人民的反应吧!“如果当年中共高层能听一听赵紫阳先生的话，按民主与法制的程式来处理当年那场学潮，我们的亲人又何致于惨死在军队的坦克和枪弹之下。”(《天安门母亲痛悼赵紫阳先生》)这是一群被夺走了唯一的孩子(要记住，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们发自肺腑的撕心裂肺的痛楚之声，由她们来评判赵紫阳的声音最有权威性!
在坚持社论定性不能退的情况下，事情越闹越僵。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他们要求的主要条件就是改变社论定性。
5 月16日，常委开会讨论社论的定性问题。赵紫阳从社论定性退一步的想法遭到否定，他们的理由是“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赵紫阳 1989年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
5月17日，在邓家召开常委会，再次肯定4．26社论的定性，并且作出调军队进京的决策。
5 月19日□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赵紫阳说：“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你们不能在绝食己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得到满意的答覆才停止绝食。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是忧心如焚。总之，我就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决不会!今天主要是看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有很多事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报纸报导：“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同学们鞠躬，同学们热烈鼓掌，同学们纷纷请赵紫阳签名，赵紫阳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当天晚上九时，学宣布停止绝食。
这就是作为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最后一次和群众在一起的场面。贯穿“六¨四”事件的始终，赵紫阳一直都在劝告学生理智、冷静、秩序，不要激化矛盾，直到5．19□晨，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们鞠躬，请求他们停止绝食、爱护身体，学生们停止了绝食，这是人们都亲眼目睹的铁的事实。
6月23日至24日，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撤销他的总书记等一系列职务。
赵紫阳说：“关于我的问题组织处理进行投票，我没有举手。我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援动乱我不接受。’”(《1995．12．16杨继绳访问赵紫阳》)赵紫阳创造了一个中共党史中所有下台的总书记唯一不作检讨的记录。
赵紫阳为什么不作检讨?他的回答是：“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讨?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后者。这一点我反覆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是一起考虑的。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1995．12．16杨继绳访问赵紫阳》
壮哉紫阳!!他不做检讨原来是为了捍卫“六¨四”这个中华民族不可忘却的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
赵紫阳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告诉我，“92年南巡讲话以后，有人问我：‘邓会不会在经济改革深入的过程中搞政治改革?’我说：‘绝对不会’。”
“小平对西方的政治体系不满意。”
“小平强调高度集中，他说，苏联出兵阿富汗，几个人一说，就出兵了，美国行么?谁来拍板?他喜欢讲‘拍扳’一锤子定音。”
“搞十三大报告时，他专门作了指示：‘你那个政治报告，绝对不能有西方三权分立的东西，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后来又说，‘你们那个报告，有三权分立的影子。’我在记录上记的是影响，赵又特地把‘响’字改成‘子’字，说不仅不能有影响，而且不能有一点影子。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非常固执的。(1995年12月2日晚和孙长江的话)在中国，邓小平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谁搞呢?有人问赵紫阳：“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叩问富强胡同六号》)
这是赵紫阳的真心所想。可惜，形势已经不给他这个“缓慢推进”的机会了。
中国发生了“六¨四”。“六¨四”迫使他加快了自己的思想改变的进程。就在“六¨四”矛盾激烈冲撞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了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
(按：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戈巴契夫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这部书出版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简译版”和“全译版”两种，“全译版”也把回忆录中有关戈氏89年访问中国的部分统统删去。这当然不会是译者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思。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戈、赵会谈的真相被披露呢?我托友人翻译了这一章，后来在《紫阳千古》一书中也看到了王鹏令先生的“戈巴契夫谈赵紫阳”。可见，思想靠禁令和删、砍是无济于事的。)根据戈氏的回忆，赵紫阳很直率地向他提出“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许多年轻人都在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哪个优越?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表现出来，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它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必须接受资本主义提出的挑战，除了走改革之路，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别的武器。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我对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同意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够回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不能对它作出理论上的解释，那它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就过时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发展的情况而发展，必须要有新的理论观点。”
紫阳说：“我们不想搞西方那样的党的机制，即各政党轮流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不同，实践也不同，目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除中国共产党外，我们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我们和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共产党起领导作用。”
戈巴契夫说，赵好像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强调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起来回答。一党制能不能保证民主的发扬?在一党制条件下能不能对负面现象进行有效监督?能不能同党政机关里的营私舞弊现象作斗争?
戈氏说：“从赵的意见中可以得出，中国领导人准备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届时在一党制管理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可以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的，而他最后的意见是如果这样能够成功，多党制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来，这时他强调必须加强公民协商的权利，把民主和法制很好地协调起来，法制应该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民主则应该根据法制。”赵紫阳说：“依我看，还有一个司法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制订相应的法律，法庭有没有最终审判权?”
戈巴契夫说：“我想还需要朝这个目标走。”
赵紫阳这样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连以“新思维”出名的戈巴契夫都感到吃惊。他说：“谈话中我甚至想这是什么意思?只是过了些时候，我才明白，当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内心的看法与价值观在进行着怎样的斗争。“聪明的戈巴契夫凭着他的政治经验，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这位“相知”的处境很不妙了。戈巴契夫说： “和赵紫阳告别时，我向他表示了谢意，感谢他坦诚的内容丰富的谈话，并邀请他访问苏联。我说，我感到有必要继续我们的谈话，但那次跟他会见不仅是第一次，而且看来是最后一次了。”
戈巴契夫的感觉完全正确。那次会见后，中国爆发了“六¨四”，赵紫阳从此脱离了中国的政坛。
赵紫阳全方位地接受了“六¨四”的洗礼：他在党的会议上正式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被说成“分裂党”：他强调要平息学潮，应该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能解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被说成支持动乱，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社论的定性，是小平的原话，不能动。”于是，“分裂党”、“支持动乱”云云就拍板定案了，撤去总书记的职务，甚至软禁终身。人们要问，强加在赵紫阳头上的这些罪名，党章、宪法都有明文规定，为什么可以不顾这一切呢?党章何在?宪法何在?正义、良心荡然无存了。一位元老还说：“我们绝对不能退，退就垮台!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似乎他们在代表着先烈们讲话。请问，如果先烈们有知，他们会赞成共和国对学生开枪吗?谁有资格代表先烈们讲话?肖克、张爱萍、宋时轮、叶飞、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这七位为建立共和国浴血奋战一生，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最有资格!他们说话了，“决不能发生流血事件”。
面对这个现实，赵紫阳在讨论他的组织处理的会议上，庄严宣布了他的主张。赵紫阳说：“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长，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在我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问题，能够解决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的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赵紫阳 1989年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这个道理，赵紫阳强调：现在首先要面对的是：“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赵紫阳很具针对性地说，这些民主和法制的办法，例如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完善并改造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定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
赵紫阳强调指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
赵紫阳特别郑重地提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说：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别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
赵紫阳掏心窝地向世人交待他走过的心路。“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也会日趋尖锐。”
这个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发自肺腑向他的同事们(或者说曾经是同事)发出忠告：“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
此时此刻，赵紫阳不仅义正词严有力地驳斥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支持动乱”的罪名，而且明确提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就不仅为自己辩护，也为他的伙伴胡耀邦辩护了，大家都知道，耀邦下台，最主要的罪名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紫阳的勇气令人叹服!
赵紫阳以他的大勇、大智，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浑浑噩噩的政坛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走民主之路。
有人说，赵紫阳是中国的戈巴契夫。
我说，更确切地讲不如说赵紫阳就是中国的赵紫阳。
有人说，“六¨四”毁了赵紫阳。
我说，从历史的深层次看，不如说“六¨四”造就了赵紫阳。
胡耀邦、赵紫阳永垂不朽
1989年耀邦同志逝世前一个礼拜，我和吴明瑜同志去看望他，耀邦同志说：“如果能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让历史去评说吧！”
2004年，紫阳同志也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请人如实转上去一句话：“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受人爱戴的总书记，他们受到的冤屈，全党、全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说过，为了消灭这种冤屈，” 赵紫阳在六¨四期间，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义无反顾、拼死奋争，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可是，最后呢?他们连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结论，连避免终身软禁的起码要求都没有人理睬!!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最后担心的，不是个人，而是“共产党的影响太坏了。”
多么高洁的情操!
多么宽阔的胸怀!!
现在，他们都死了，
斯人已矣!
活着的人呢?
胡耀邦、赵紫阳永垂不朽!!!
2006年3月
——原载《动向》200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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