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甘肃省酒泉市附近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成了“中国右派分子饥饿死亡坟墓”，那么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却是中国右派分子的“屠场”。
何以叫它为“屠场”呢？第一是因为大批劳教右派在炸山凿洞修筑铁路的劳动中，轻则炸成终身残废，重则炸得血肉横飞；第二是它采用分化瓦解、刑讯逼供的手段制造了一个轰动全省以至全国的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联盟集团”惊天大案，最后判处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这个冤案至今还没有昭雪。
这个拥有5000名右派分子的四川省“415”筑路支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另外2000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生还者的我迄今仍怵目惊心，常有恶梦相伴。屠场，这个扑杀四川右派分子的屠场何时才能曝光清算，写进历史？
我作为415的幸存者，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联盟集团”的一个“成员”，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追记如下，并以此文祭奠在四川省劳改局“415” 劳教筑路支队罹难的右派难友。
（二）还历史以真实
为什么这个“屠场”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呢？一是它高度保密，不让资料外泄；二是这些“屠场”的幸存者已垂垂老矣，有的人对所经暴虐至今心存余悸，有的人不想再触动这些伤心往事，有的人则是因为舆论封锁无处表达自己的声音，但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仍然有人无所顾忌地要说话，例如有位重庆的难友就领头草拟上书，要求中央补发工资，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对右派分子赔礼道歉。这是国内最早的上书者之一。此事早已传到海外。他们并没有因为周居正们被杀害于先，就全都吓得闭口噤声，相反，大家都想要还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以公正，还历史以清白，而且也是要还中国共产党以真实，以公正，以清白。
为了还历史以真象，回报“伟人”的“大恩大德”，我这个劫后余生的“教民”，必须把当时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哪怕是冰山一角，也不能让这段惨烈的历史就此尘封湮没。正如山东大学附中难友李昌玉先生说：猪在被屠宰前还要叫几声，可我们叫也不叫，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带着条条鞭痕刀伤去见马克思，岂不是愧对自己、愧对社会、愧对历史,欠了一笔良心债么？
（三）四川省的反右派的丰功伟绩
四川是打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也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打右派多，说明紧跟伟大领袖，饿死人多，也是因为高举“三面红旗”，所以由于有“右派多”和“饿死人多”的“政绩”，原省委书记李井泉才能扶摇直上当上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共和国的法律没有惩罚他，冥冥上苍却惩罚了他。“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四川最大“走资派”被红卫兵揪出跪在成都人民广场遭三十余万群众批斗，尔后老婆跳楼自杀，女儿遭“造反派”暴凌至死，儿子弊命于“武斗”。应了民间一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我想我们的“领袖”也不会如此长眠于天安门广场吧？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一说五万，一说八万，一说十二万，只有天知道。我的难友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漫漫》一书中引《当代四川简史》为6万多，划为右派分子的为50279名。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到了“落实政策”的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右派问题。一次邓小平问李井泉：“你当四川省委书记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现报上来的数字已超过了八万多人还有人申诉。我给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诉我一个实数啊！”别的单位揪多少右派不知道，我们新建不久的《成都日报》社不足40人的编采队伍，竟定了12名右派分子。四川当时有七千多万人口，近五六万个单位，该有多少右派分子？
（四）何谓“415”筑路支队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何谓劳教？何谓“415”筑路支队？
“劳教”是毛泽东又一“发明”，也是他不明杀右派暗诛异已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法律条文里，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使用法律手段来判处右派分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知那位助纣为虐的朝臣出此“妙策”，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有了这个“决定”，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揪出的“右派分子”或不顺眼的“分子”，送去“劳动教养”。 “劳教” 又称“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性，被劳动教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至于几时解教，主要是本人的“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敝之，通过“劳动教养”把人变成一条没有脊梁的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轻则批斗重则杀头。在“把人变成狗”的政策指示下，四川省成立了不少劳教农场、劳教工厂、劳教××队。
我是写文章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所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于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争会上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分子，旋即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峨边沙坪农场位于深山老林，海拔2500米以上，气候极为恶劣。不知是什么原因？从1958年起我们就吃不上一顿饱饭，三餐全是稀汤汤。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浮肿，号称“南方神童”的刘盛亚先生(原西南作协青年部委员,曾有小说《三K党》和《再生记》)和1955年从美国回来的电光源专家、重庆大学教授董时光等有名的知识分子，便饿死在这里（直到今天也找不到遗骨）。所幸此时我调离了沙坪农场，躲开饿死一劫，但却躲不过几乎被砍去脑袋的“415”劳教筑路支队的“屠场”。
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摇旗呐喊，壮威助阵，内昆（成都至昆明）铁路决定动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出一批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组成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我于1958年7月从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第19中队，驻云南省盐津县黄桷槽开掘内昆铁路黄桷槽隧道。“415”共有3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四个大组，每个大组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3至15名“教民”，共约5000余人，分布于云南省盐津县、大关县【1958年地名】一带。我们这些“教名”多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技术活儿，唯一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气力。按理说，筑路支队应对我们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学习七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可没门，一来就得上“火线”。我们相信共产党说的话，为了提前“摘帽”“解教”，哪管人身安危，谁不拿着生命去拼！修铁路累是累，苦是苦，险是险，但与农场而言勉强能填饱肚子，每月还有18元人民币的工资。不过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却很“霸道”，成天追进度、逼工期，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厉害十倍。他们多是来自于农村的荣复转军人和劳改队的干部，根本无文化教养与素质可言。他们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好像心肝不是肉做的。我们每天干着超负荷的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时小，晚上还要学习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纵是到一里之遥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需报告；相互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除此，来去书信要检查。我们中一些人为了争取提前“解教”，常常告密打小报告，日子过得真恐怖！
由于筑路支队不对我们进行筑路支队的培训（比如怎样打眼、填药、处理瞎炮？又怎样辩认托盘石与撬除危石等等），只一个劲儿的强调进度，强调加班加点。加之我们当时都相信“劳教时间的长短决定于自己表现”的信条，一上班就脱去衣服卖死力干，哪管汗流如水，哪管骄阳似火，哪管北风怒吼，哪管危险悬命……为此，土地上每天都要发生大小工伤事故，但并不影响大家干活情绪。据难友原重庆市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先生说，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脱了脑袋，血淋淋的吓死人。现在我把眼见目睹的几件惨案写出来，你看它是不是“屠场”？
（五）段大组长被炸得“仙女散花”
我所在的四大组组长段某，他是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整风中他响毛主席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天条”，在一次厂里召开的座谈会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为此，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说：“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必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去说的，你说冤不冤？”我表面上不敢附和，笑笑道：“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忙得快疯了。一次他们大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不响的炮称哑炮）。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人的安全，每次处理哑炮都责无旁贷，当然这次也是他。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他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蹲着在哑炮的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慢燃的原因，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的飞向四处。一只骼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我和他组里人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没有回声，只有横江河的在咆哮。大家认为是因公死亡，应通知他家属开个追悼会。我们把情况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想也不想，冷冷冰冰地说了几句：“右派分子专政对象，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付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他的死真不如条猪，叫也没叫一声。
（六）葬身危石的王思贵
他叫王思贵，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局机械科作科员。鸣放时他没吭一声，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好干部，只出身成分是个小地主。不知是成分关系或是他们单位为了完成“反右指标”，于是不明不白地成了右派分子。他说，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节结婚。春节后他高高兴兴地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地方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高高兴兴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到指定的地方报到，才知那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就叫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悄声地问了句：“同志，我是工作调……”未等说完，检查他的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急了，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他傻了，哑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学习，后送来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开初他思想沉重，成天不说一句话。时间久了，和我混熟了，一次他悄悄问我：“黄同志，这劳教有多长时间才能回到单位？”“现在我们只能相互称同学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把我知道的有关劳教情况告诉他，说：“听我们单位党委组织干事讲，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机关重新工作。至于时间长短，决定各人的改造表现。。”他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我表妹来信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我犯难了，如果说犯了错误当右派，对方说不定会划清界线，闹过蛋打鸡飞；不说吧是乎是在骗人。他见我犯难，想了想说：“只要时间不长，我会表现得很好很好，干活，大不了出几身汗嘛！”由于他心地善良，思想洁净似水，为人真诚守信，不久我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说话算话，劳动上真够卖力，事事走在别人前面，从不拈轻怕重，组里人都喜欢他。不久，大家推举他作了组里生产安全员。所谓生产安全员，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烟散尽，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个冲进隧道处理危石。这是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不注意就重伤和死亡。好在他胆大精细，一直未发生过问题。记得那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队部提出“苦干加实干，创造高产迎元旦”的口号，规定每组每班掘坑进度1.8米。这可是个高指标啊！要在坚硬如铁的岩石上用两臂之力掘开高2.5米，宽2.5米深的坑道，纵是机械开挖也难以完成。但中队布置下的任务，谁又敢说完不成，那不是用鸡蛋碰石头。那天上班前，我们两人沿着横江河一边走一边谈，心情显得特别抒畅。他甜甜地絮絮告诉我说，他没将“劳教”一事告诉表妹，只说暂调云南工作，大约1960年底可回家。他还说，他表妹已在做嫁妆，亲手绣了鸳鸯戏水的红花枕头和喜鹊闹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结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劳教”，早日回家结婚。想不到这竟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啊！
两个小时后我们组接了班，一上阵光身赤膊，大家放开双臂挥动12磅大锤，拼命重击炮钎。只见坑道里锤光闪闪，炮钎和铁锤的叩击声震耳欲聋，那被击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细粉，洒满坑道。四个小时的激战后转入填药装炮点火，不一会儿轰隆隆的炮声震得群山发抖，浓浓的硝烟填满了坑道。为了抢时间，不等硝烟散净，王思贵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马灯，钻进了刺鼻呛人的隧道里。我和其他老右借此坐在洞外休息透凉，大谈“精神会餐”（“教民”们很难吃饱一顿饭，更难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纵论时政，只好说吃）。不足五分钟，忽听洞内哗啦一声碎响，接着听到啊哟一声叫唤，亮光突然熄灭了。我预感出事了，一个箭步窜进洞里，重新亮上马灯，天呀，他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飞离头部，眼孔鼻洞还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声呼叫：“思贵，思贵，你醒醒呀，说话呀……”他没有醒，没有说话，热热柔软的身躯渐次变硬发冷。组里十多位老右和我一样都泣不成声。鉴于上次段大组长的教训，我们不敢再提开追悼会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队部报告。睡梦中的中队长连床也没起，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急什么，天亮再说。”我们不敢违抗，把他尸体遗到一旁，又拼命抢进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条狗、一条猪。我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狗”，就是“阶级斗争”的“猪”啊！只是还没被生吞活剥而矣！。后来我们把王思贵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用了一个石头作标记。我伤心至极，愤慨至极，只能在脑海里写下一首哭拜他的诗：
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
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
危石无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贱民。
不信秋肃长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七）“放卫星”夺走十六条生命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政治风景线的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大师。1957年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竟有百多万知识分子成了共和国的“贱民”（有资料说是三百四十多万，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八万多人）。他们有的被送入监狱，有的押送到劳改营或农村监督劳动，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当然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置疑。诺大中国全掌控在毛泽东指掌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中国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在他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他忘满得意地又提出了“超英赶美”和“大跃进”超自然目标，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1958年8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刹时，“卫星”一词成了各行各业的追求目标。“415”劳教筑路支队当然不甘落后，中队部提出日掘坑道5.6米的任务指标，超过铁路兵机械化开掘任务的300%。在距我们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大关县和盐津县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凡猿猴攀登的地方不是千仞高峰，便是万丈悬崖，奇险而又峻陡，只能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的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他们号召劳教人员要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炮声轰轰，号子声不断。按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干部为了抢进度，抡工期采取掏掘开挖。就是说不从山顶削下来，而是从悬崖绝壁中掏空一条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会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如此违规操作，等于拿生命开玩笑。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天暴雨特大，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了十几米，几百吨的一个个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施工中的右派分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埋在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不仅无一生还，连具尸体也看不见，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是仅有一次）的群体“山葬”。惨剧发生后消息被封锁，也不通知受害家属，也不向各中队告知。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谁不知亘古惨剧！此惨剧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存余悸，老是听到轰鸣之声，老是看见具具带血的残体。在我《风波万里》的组诗中有这样的记载：
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
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
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
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八）胡大学猝死厕所地边
他叫胡什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比我至少大八岁，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他就躺在连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沉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当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可没有上过火线，一穿上军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回到学校读书，解放后考入西南革大，毕业后分到重庆人民银行工作，后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风鸣放，重大电机系教授董时光划成右派，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董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5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想不到就这么几句话，被划成右派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地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一个子儿不剩的全寄回重庆老家，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我们渐次发现他瘦了，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和吃折耳根（一种野菜）。一天天特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在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警觉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没过多久时间，在一个冬天早上，起床后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睡觉了，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没反映，原来早已咽气了。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包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走了，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
（九）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纵然饿死也要无怨言；“劳动关”就是超负荷的加班加点劳动，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自己骂自己、践踏自己，骂得越厉害，践踏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要说饥饿，这是我一生体会得最深得东西。1958年12月28日我被关进“收容所”（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集中的第一站），两餐是带臭味的麦麸。那又黑又粗劣的麦麸一装进肚子后立即将肠胃的水分吸干，石头似的大便要用指头才能抠得出来。每当集体上厕解便只听得一片啊哟声，那被抠出的“石块”总带着殷红的血液。就这样粗劣的带着臭味的麦麸，每人每天定量不足八市两，“抢饭”之风就有发生。此时还未有所谓的“自然灾害”，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毛泽东要用慢性的饥饿手段来扑杀这批“异类”，这也是他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他曾美其名日，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不是不杀，是无罪可杀，一当抓住你点点可疑东西，就会大开杀戒），大部分不抓（怎不抓，仅反右就抓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称“劳教”是“饥饿加折磨”的 “慢性扑杀”。不少难友由于经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侮辱，物质上的掠夺、肉体上的施暴，不少人选择了速死。其办法：一是自杀（割喉、自镒、跳岩）；二是逃跑（冒着枪子与死亡的危险）；三是无声的反抗（腹诽心谤）。发生在1962年夏的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就是在这种“慢性扑杀”背景下演变发生的。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到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外刚好可买一斤黑市粮。饥饿，可怕的饥饿；扑杀，残忍的扑杀。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工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或讨好伙食换取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也进入了空前的残酷残忍。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落马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未夏初砸铐逃跑，行至广元市即被抓捕关于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纵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并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双管齐下的手段。首先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视检举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痛苦去换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但在劳动与生活上也任劳任怨，即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从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415”支队直管的集训队“改造”。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了小监。顾名思义即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日光，还无人说话交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味道？当时集训队有三百多人，单关的有20多人，我也是单关的一个。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竟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导致全国的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得到了平反，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新建的薛家桥二中队为清一色右派，都是当年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小有名气。中队编制不再叫大组小组，而改为分队小队。除中队长是劳改干部外，分队长、小队长均是“教民”。在人员到齐后，中队长的第一次讲话突然称我们为“同志”，态度十分和蔼，一改训骂的冷峻面孔。阴云突扫，阳光初露，大家心里十分窃喜，不幸的命运终于有了转变。想不到这场美梦不足一月瓦解冰消，中队长又拉长脸孔训人骂人了，我们又回到“贱民”身份。后来才得知毛泽东对右派“情有独钟”。当他得知有人要给右派平反时，他急忙出来发话：“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全国立即急煞车。
于是不满、愤怒、仇恨在胸中燃烧。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一时大家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是乱来胡搞”，“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1945年就参加地下党的难友周居正，他1947年参与领导重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关“红岩”的故事、小说、电影中刻意描述的情节。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他们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四岁小孩。
就是这个周居正1957年打了右派。这种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经常所批评的许多老革命是带着民主主义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心中向往的并不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他在日记上写出《民主社会主义论》。根据后来宣布的罪状。我们知道周居正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本质有入木三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前途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说“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几十年之后来看，可见周居正不愧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不屈不扰、前仆后继地追随中国共产党，以为找到了献身的依靠，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个“革命”却无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把他的儿女非要冷酷无情地置于死地不可。
难友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翻深研中国前途命运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
我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中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军人，在闲谈中说：“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并开玩说“愿自任书记长”。
我则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解放前我是童工受剥削受压迫，但从没有人欺负我和凌辱我，三餐白米饭尽肚皮装，一月两个牙祭雷打不掉。可现在翻身了，却成了真正的奴隶。一天累得贼死，连肚皮也填不饱。过去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依我看得倒过来。”
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希斯杀人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
这些议论，这些想法，想不到竟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竟使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客观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自觉廉价地去充当酷吏的搜山狗，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就是如斯。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即向省厅报告。为了利于“破案”，抓住“证据”，公安厅以姚××作为特勤人员，叫他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联盟集团”里。我们并不知道中队、大队、支队以至省劳改局早已布下阴险的口袋，采取了“伟人”同样“引蛇出洞”的办法，把我们这些不满“教民”，一个一个地装了进去。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了近200多人，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整个筑路支队一片红色恐怖，风声鹤戾，人人自危。对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日夜刑讯，迫其交待。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再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69名难友被送进了监狱。
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这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罪犯”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现将其中重判的23人名单简介公布于下：
周居正 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岁（判处时，以下同）。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以下人员均为“415”筑路支队右派）。
杨应森 原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 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 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 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 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 原健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健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 南下干部 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 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什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 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 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 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 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80.9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 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 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12.16判刑18年。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
费宇鸣 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 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 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12、17被判刑15年。
陈彦 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6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年。
20、朱梦波 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11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复。
21、陈有为 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为右派（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诉，1981、8、24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 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 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 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 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 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钟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健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16666-16758。）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为求生活命，我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辑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人物金支队长，亲来监狱提审我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联盟的事。”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他听后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我说：“我不知什么集团，只知逃跑。”“你为什么要跑？”“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审不快而终。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
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李××）。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好戏”！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两年。判刑后李××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他们（周居正、杨应森等）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一说，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终于杀了他们。杨应森被判处死刑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宰。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他无可奈何地道：“晓枫哪有什么组织啊，你是知道的，就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死牢有什么天？电网岗楼，四处眼睛，上是石板，下是地砖），一脸黯然。我解不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周居正在狱中只见过一面。记得有次放风我在院里高唱电影《夜半歌声》插曲，他在监舍里回应我，然后一双戴着眼镜的明亮眼睛透过窗孔，向我表示致意。听说他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他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我笑笑说：“不知道。”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我道：“可能有些牵连。”“你承认没有？”“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的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他战战惊惊，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生、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
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是长寿县小学教员、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
1964年10月4日结案后，我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死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而姚××不仅获得提前“摘帽解教”安排了工作，他的两个儿子经公安部特批转为北京户口。可这全是用难友的血换来的啊！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不可名状的有一天我特地买了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十分内疚地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但此时我并不知道这“惊天大案”并未全部“平反”。后忙于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从朋友口中得知此案还是覆盆，
（十）历史向中共拷问
这个四川右派分子屠场的“415”筑路支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约不足50%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其中2000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生还者的我迄今仍怵目惊心，常有恶梦相伴。屠场，这个扑杀四川右派分子的屠场何时才能曝光清算，写进历史？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发生在这个屠场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 的“首犯”周居正、杨应森等至今还没有“改正”他的右派冤案，更没有平反他的“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冤案。
胡锦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诸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八荣八辱等等，不能说没有纠正毛泽东胡作非为的内在动机，但是如果回避了纠正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对冤假错案不彻底平反纠正，那么也只是治标之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转变，怎么能够在不触及毛泽东的情况下，计日程功呢？
胡锦涛总书记，我们这些右派，对于大学生戏称的“胡哥”你，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你的“右哥”，因为我们打右派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学生，你对于我们的遭遇并没有观察体验与切肤之痛。我们殷切希望你过问这件反右的遗案，还历史以公正公道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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