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言人何许人？本乃无名小卒（尽管是个什么主任，在“皇城根儿”，充其量是个马前卒），因新闻发言人之公众角色而出名之王旭明者是也！缘何要其道歉，且呈咄咄逼人之势？据说是他针对今年“两会”人士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说了一通混帐话：“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长话短说，其许语核心：教育好比是逛街买东西，没钱你就别挤名牌高校！
唯因如斯，他竟然成了众矢之的：“两会”代表委员严词批驳，“网民”大开骂戒；真乃个精英草根齐上阵，“磨刀霍霍向猪羊”。“教育部发言人，你应该道歉！” 似乎业已成为近期华夏民族一种主流声音，王主任在布衣的心目中成了“没有羽毛两脚直立的动物”。
对此，笔者十分震惊。王旭明，一个多么具有真义感的人，更何况是回头的浪子－－“金不换”。
人们应当记忆犹新的是，鸡年之末王氏做客新华网，针对目前的教育高收费，向广大网友解读“教育产业化”时，曾信誓旦旦道：“‘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所以反对，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时隔不久的狗年之首却又鬼使神差地发表 “教育如衣”论，“消费”点金“产业化”。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对于一个具有教育部新闻发言资质“舌头没有骨头”的人来说，绝不会是毫无预见的失口，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暗示。
时下的教育怎么啦？中国绝大多数蒙受教育不公正者应该心知肚明，可有关职能部门总是振振有辞矢口否认。王旭明的反戈一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一记响亮的自我耳光敲响了“教育产业化”的丧钟。当然，他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诚信与狡诈的心理交锋历程的。
王旭明是颇为熟悉《论语·泰伯》里的一句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认为平头百姓只能听从、服从，而不能让他们知道大道。虽然他亦知道钱穆先生有不同意见，以为不大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在《论语新解》中辩解说：“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让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慨叹欤！” 换用时髦的话说，目下的非民主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国情决定要循序渐进，不能心急，慢慢来；这就如哪能让下下者一下子摸清教育之底细，俟其成为上上者时再说吧！
问题是，王旭明又深知当代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的“投枪”或曰“匕首”《教育不公乃最大的不公》的利害。眼下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城乡教育预算内经费差距巨大，使城乡中小学生入学率、教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相差悬殊；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诸如，北京市高中毕业学龄人口只占全国的０·９％，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分别占总数的１３％和１８％；公办学校本是公共资源，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教育的不公正性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使社会底层民众上升到上层精英阶层的通道被堵塞，产生新形势下的阶级对抗，从而对和谐社会构成平安威胁。就此而言，当前教育模式还不如封建科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残酷的君临天下的封建集权巧妙地假借“学而优则仕”的口号维持千年之久。
可怜的王旭明在良知的回归中，选择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残法，比起宦官的净身要痛苦得多，而被“启蒙”者居然“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咋呼什么“教育部发言人，你应该道歉”，这不是明摆着的逼良为娼吗？事实上他的婉曲之言比原正直的平民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直露之语更有“张力”，是另一种更具危险性因素的“舍得一身剐，敢把‘教育不公’（抑或‘教育产业化’）拉下马”。
别逼王旭明说假话，恳请全国人民迷津知返，诚心诚意地向王旭明道歉。说不定经常有机会公费越洋考察的他会在感动之余斗胆告诉人们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世界大学排名约前于北大清华200名的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哈佛大学是富人可能上不起，穷人都上得起的学校。届时，则上上之富人与下下之穷人，则必弹冠相庆高唱和谐之“同一首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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