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县委书记仅仅8个月，武保安受贿及拥有不明来源财产就高达500多万元。县委书记为何权大无边？！山西省翼城县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山区小县，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县市委书记们拥有的权利更大资源更多含金量更高。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颍上县原中共县委书记徐波在担任颍上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先后142次非法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136.18万元。2005年12月，他被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徐波的前任张华琪在担任颍上县县委书记期间，也敛财 500多万元，一年前已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到底有多少收入，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他们所获取的黑色或灰色收入，远远超过国家财政发给他们的工资。县委书记，仅仅只是中国政权架构中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他们的收入完全可与世界上许多大国的首脑相提并论，这并不是猜测，而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不要说卖官和插手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以及批租土地等等收入，只需算一算过年过节的小帐就知道县委书记的含金量了。中国每年都会公布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而最简单最明确的统计数据却没人去做，实在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县里的科级干部，春节过年一般给县委书记送红包或名贵烟酒（照样换钱）绝不会少于5000元，一个县100个科级干部就是50万元，这被行内人公认为是最保守的数字。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如果只收50万元的礼金，应该算是相当廉洁的干部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以及过生日或者生病等等都是收礼金的大好机会，这就意味着，一般县委书记一年的灰色收入应该在100万左右。也许有人会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认为是以偏概全，当然，有些偏远贫穷地区的县委书记或特别廉洁的县委书记没有这样的殊荣。但只要想想当年在海南被枪毙的戚火贵就不会觉得吃惊了，戚火贵只在几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当过县委书记，抄家时就从家里抄出了两千多万现钞，现在的县委书记，又有多少比戚火贵呆过的地方更贫穷？
认识几位很有发言权的朋友，如今正在这样的位置上，春节聚会，酒桌上感慨万千，吐出了真言：“我们10万元，相当于你们200万，你们200万，花不了几年，我们10万元，可以永远不花，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过年过节，收个红包礼品也比常人干十年八年还要强，我们也要往上送，但从不用自己掏腰包。下级送上来的，全是我们自己的。”他们每年都要出国旅游，花的是公款，他们每年每个人花天酒地的接待费用，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元！
县委书记拥有如此丰厚的年收入，比他们权力更大的干部自然无须揣测，要不然，那些号称80 年标价4万的茅台谁喝得起？那些黄金饰品奢侈玩艺谁能享用？那些标价上千万的豪宅谁能拥有？这些年，中共纪检部门也查处了一些贪官，可贪官的数量和质量己是今非昔比！群众的眼睛往往是雪亮的，其实群众看得比纪检更清楚，中国现阶段的腐败，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最腐败的清朝末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结局不用我们去描述。
今天各级干部照样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讲台上、电视广播上、报纸上，不停地讲着“三个代表”以及保先的重要性，特别是新一轮的保先教育，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极尽婆婆劝媳妇之絮叨，全国上下投入阔绰，影响广泛。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在一个道德崩塌制度建设不力群众监督失衡的社会中，希冀通过政治运动解决腐败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拥有无限权力的县委书记！
谁真正愿意接受群众的监督，谁真正畏惧过广大群众？县委书记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天下在他们手中，一顶顶乌纱帽也在他们手中，他们想给谁就给谁，愿给谁就给谁！于是，一级一级的官员眼晴只盯着上级，就能够持久地拥有权力和官位，他们无须顾及群众，群众不能决定他们的升迁，他们的权力和官位也不是群众所授，这就是今天中国官场的现实！
显然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修正车轮的方向一直往前，还是往左、往右？该是清醒的时候了，任何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是畸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只会让掠夺者更疯狂地掠夺，让饥贫者更无限地饥贫，让不公正的社会更不公正，让黑暗更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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