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国外学者常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国到了2030年会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这种预测毫无意义，第一，时间相隔太远，而25年对于一个正处于快速变化的中国实在充满了太多的变数。现在讲讲而已，反正也不会有人在25年以后拿着他的文章去质问他。第二，就算是中国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最高，但人均GDP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资料统计，2003年中国GDP绝对值为1.4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七，美国为10.9万亿美元，列第一；美国人均GDP是38,620美元；中国人口多，人均GDP比美国小得多，刚超过人均1,000美元的温饱线，按中国商务部一再强调的那样，还属于联合国经济援助的区间之内。况且，衡量一国综合国力还有许多其他指标，GDP充其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由购买力相对值来计算，中国2003的GDP总值为6.45兆美元列第二，美国为10.9兆仍列第一，日本为3.57兆美元列第三。）
要言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确实出了问题。如果说经济发展好比一辆汽车，那么从纯粹的经济领域内看，生产与消费是汽车的前后轮；从社会领域看，生产与分配则是汽车的前后轮。但现在这两方面情况都让人无法乐观。
中国经济的第一个软肋：对外依存度过高
先谈生产与消费。中国现在号称最大的世界工厂，但这里有个问题必须谈清楚，这个世界工厂为谁生产？应该说是为海外市场，而不是为国内市场。
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一个软肋，中国的经济的软肋：对外依存度过高。
这次中国政府在纺织品贸易战中的失态，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内心的焦灼，因为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软肋。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该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折射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并对其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10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例已达到70%，外贸依存度约为70%，比1978年高出60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
与之相比较，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产品极度依赖外国市场。
而中国明知自己的软肋在何处，却无法克服。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时，只有一个选择，效法“东亚四小龙”，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设计自己利用外资与构架对外经济关系。
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国际间劳动分工的效率，使之为国家经济服务。但是这一理论当年用之于“东亚四小龙”则灵，用于中国则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因为在世界经济史中，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均是史无先例。当年新加坡、韩国、台湾与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确实在短期内高速发展、成功地赶超世界先进国家，但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总量并不大；世界也曾有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从二流发达国家变成一流的领先发达国家的先例，但是美国一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并有庞大且稳定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由于劳动力工资太低，国民购买力低下，消费需求始终不旺。
比较优势策略用之于中国必然出问题，原因在于两点：一方面，中国一味追求“比较优势”，某些行业生产量又过大，必然陷入生产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不值钱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一个由有效需求支撑的国内市场，产品极度依赖海外市场。而中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贸易比价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及地区，对美、日、欧（盟）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所以中国任何产品对这三大市场的倾销，都会对这些国家形成巨大压力。
中国一直想依靠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支撑中国经济，并以此养活中国那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想法行之于一段时期可以，但时间一长，则会出现与各国的利益磨擦，这次纺织品贸易战还刚开了一个头，因为中国产品形成的过大供给必将导致市场倾斜。
中国经济的第二个软肋：消费疲软
10月中旬美国财长斯诺访问中国时，没谈人民币升值，却送了中国六字真言：少储蓄、多消费。于是中国再跟着起了一阵哄。
但这一条其实并非斯诺的发现。因为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3万8千亿的1996年，中国政府与作为智囊的经济学者早就将眼睛齐齐盯住了老百姓的腰包，多消费，少储蓄叫了多少年，一直希望老百姓赶快将钱掏出来消费，以消费促生产。此后中国接连启动的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养老保险改革与教育产业化，目的都是让老百姓将那些钱掏出来。
但这类旨在掏老百姓腰包的改革越多，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越是不足，于是尽量存钱，而存钱的目的，国家统计局与一些省市城市调查队做过不少调查，结果均惊人地相似：首位是子女教育（占36.5％）。接下来才是为了养老（31.5％）。
从1997年至今，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在45％左右徘徊，2004年高达46％，储蓄总额高达13亿3,700万；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1996年至今，只有1999年与2000年超过60％，其余年份都在50％多，2004年更是下降到53.6%。
国际通例：日本储蓄率最高才达到40％，一般为30％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
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普罗大众的中国老百姓手中其实没有多少钱。因为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失误，社会分配极不合理。威廉亚洲官网 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3.37万亿，按13亿人口计算，几乎是人均一万元。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存款，但问题在于，这些巨额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对下列数字耳熟能详：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威廉亚洲官网 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而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根据人民银行25日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广东金融运行报告》，东部地区是全国各金融机构盈利的主要来源，账面利润总额（不含各商业银行总行北京总部数据）占全国的80％左右。而广东是金融机构网点及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省份。
这种地区“富人集中效应”说明中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可忽视。
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除了学校与医院能够将老百姓的钱掏出来之外，其余的消费都无法成为热门。
中国经济的第三个软肋：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近年来消费率低的另一面就是投资率高。即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都在35%以下。但中国1980-1989年间投资率高达36.5%，1996年以后一直在37%－47之间。2004年高达47.2%。储蓄、投资过高而消费过低，不仅降低了中国人当前的生活水平，而且可能造成生产相对过剩，投资效率下降。
而投资率高是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的结果，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加大公共设施建设的投资，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政府举借国债，而据透露，中国国债余额在2005年将达到2.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6.8％左右；2010年将达到4.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2.4％左右；2020年高达15.2万亿元，占GDP比重将提高到40％左右，国债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大约也将达到20％左右。
1981年－2005年中国国债资料统计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
| 年份 | 发行国债规模 | 财政赤字规模 | 国债余额 | 国债余额 占GDP比重 | 国债项目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
| 1981－1997年 | 累计9057.81亿元 | ||||
| 1998年 | 2,000亿元 | 1,583亿元 | 1.05万亿元 | 13.60％ | 1.5％ |
| 2001年 | 1,500亿元 | 2,598亿元 | 16.30％ | 1.8％ | |
| 2002年 | 5,929亿元 | 3,098亿元 | 1.87万亿元 | 18.05％ | 2002年以后粗略估算为1.5％-2.0％之间。 |
| 2003年 | 6,404亿元 | 3,350亿元 | 2.10万亿元 | 20.00％ | |
| 2004年 | 7,022亿元 | 3,198亿元 | 2万亿 | 11.90％ | |
| 2005年 | 6,923.4亿元 | 3,000亿元 | 2.20万亿元 | 16.80％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财政部历年公布数据。
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又称“国债债务负担率”。
反方意见：债务总额过大、国家债务依存度与偿债率过高
反对者所持的理由则要具体得多，他们认为，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财政危机是否存在，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一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这些最常用的指标来集中阐释中国的财政运行状况。他们的理由有：
第一，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并未包括可能形成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因素。
这些因素有：中央财政转贷地方政府建设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特别国债；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借入的政府主权外债余额600多亿美元。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损失、粮食亏损挂账和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缺口等。如果将政府的显性债务和直接负债综合考虑，中国政府财政总负债约占GDP的55％。但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的100％。
第二，中国债务依存度过高。
所谓“债务依存度”是指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目前，中国计算债务依存度是按照如下公式：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中央财政支出+还本付息）。这是直接从财政角度衡量债务负担的指标。至今为止，中国国债的发行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所以国债依存度这一经济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有意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另写专文分析）。目前，这一指标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为25％－35％左右。近年来，中国国债依存度提高速度非常之快，以中央财政支出计，1998年国债依存度为71.12％，1999
年为69.7%，从2000年以来，随着国债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债务依存度也随之增高。而9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2％，远远低于中国。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不仅在还本付息时给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一旦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国债发行困难，就无法保证必要财政支出，国债的财政风险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风险。
第三，国债偿债率过高。
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国际公认这一指标的安全线是8％－10％。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偏低，由此，国债偿债率连年高攀。如表2所示：
表2：2000年－2009年中国国债偿债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国家财政部公布数据计算
在2003年九月国债发行陷入困境之前，这种反方意见还能在中国媒体上见到踪影，此后就只能看到辩护方意见。这倒并非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消失，而是这种讨论受到当局管制。
总结：对中国两种极端的看法：“繁荣论”与“崩溃论”。
产生这种极端矛盾的看法缘于两个原因，一是信息不完全（媒体受到严格管制），二是利益关系。
我所谓崩溃论，前提没弄清楚，因为有国家的崩溃、政权的崩溃，衡量两者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目前的问题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几乎透支了一切资源，包括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生态资源，对各种能源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1亿8000万生态难民等各种数据）。连潘岳都指出中国的生态破坏源于制度因素。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其实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软肋：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主要能源大部份依靠进口。第二，由于无法解决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各种问题，不能保证中国人的经济权利，现在完全依赖于政治高压，民间的任何利益诉求管道都被卡得死死的。最近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长达几万字，主题只有一个，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持繁荣稳定，中国人民才能享受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
这种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堵住一切利益诉求声音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如一口高压锅，里面积满了膨胀的气体，还不采取降温措施，最后总会导致锅子爆炸。所以我将中国称之为火山口上的中国。
注：文章中粗体字为作者建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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