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十月三十日马悦然“反驳关于瑞典学院的谬言”一文，系反驳本刊十月二十五日傅正明“劣币驱逐良币？－－瑞典学院内讧公开” 一文。事后，傅正明鉴于该项争议涉及到几个重要问题，再度撰写“我评论瑞典学院的根据──响应马悦然先生”，提出四大理由。唯该文较长，我们谨征得作者同意，在中时电子报披露全文，详见中时电子报艺文讨论区“人间副刊部落格”。
劣币驱逐良币？── 瑞典学院内讧公开
【傅正明(瑞典传真)】
瑞典学院的历史上不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的确，瑞典学院虽然有作家、文学理论家或文学专家，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理论家或大思想家。
人们通常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学院的十八名院士评选出来的。实际上，数年前，伊朗政府悬赏追杀英藉印度作家卢西迪时，全球许多作家纷纷抗议，瑞典学院不予介入，结果就有三名院士出于不满而退出学院，后来补选了一名院士。2005年诺奖公布之前两天，安隆特院士又声明退出，十八把交椅空了三个座位。院士原本是终身制，人选院士时每个人都要签署条例和宣誓。今天的评论者认为，这一古老的条例应当加以修改了。
依照学院规定，诺贝尔奖的最后表决，只要十二名院士出席，过半数的赞成票就能生效。学院的某些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有时不大参与评选。安隆特教授在“卢西迪事件”之后，同情三位退出者，从此疏远了诺奖评选工作。他针对颁奖给叶利尼克对瑞典学院发难，是他今年通读了叶利尼克的著作之后作出的批评。在“颁奖叶利尼克是对诺奖的一次伤害”一文中，安隆特最后这样表述：“2004年的诺贝尔奖不仅对一切进步力量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害，而且扰乱了人们对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学的普遍见解。这一阴影同样笼罩着所有的近几年的评选结果和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不能继续留在瑞典学院。从现在起，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
根据笔者观察，在瑞典学院内部就评选诺奖而言至少有两派势力，一派强调诺贝尔遗嘱的“理想倾向”或“道德价值参照系”，一派强调“实验性艺术”。这两派，也可以称为传统保守派和新锐实力派，从政治上来看，接近于左右两翼。掌权的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一个有贵族派头的人物，实际上是个犬儒主义者。在艺术上，他被称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以先锋、前卫的姿态，讲究文本分析，有点维“新”是尚。恩格道尔曾表示，诺奖近年来颁发给萨拉马戈、达里欧‧福等几位左翼作家，表明学院内部左翼有强大势力，他对左翼也没有偏见。傲慢的恩格道尔，惯于把人们对他的一切批评视为对他的地位的嫉妒。他的实力，得力于他的恩师、诺奖评委主席爱斯普马克──虽然年老却属于“新锐”的“实验性艺术”的倡导者。
在此之前的更激烈的批评中，安隆特把瑞典学院贬斥为“我们国家的耻辱”，并强烈谴责恩格道尔。而恩格道尔则响应说，“安隆特谴责我毁灭了这个国家的道德神经。……对他来说，我就是魔鬼，他是个很美的作家。可他却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小人。他是尼采所说的怨恨者的完美例子。”
安隆特赏识的三位作家，一个是已获奖的萨拉马戈，另两位是尚未获奖的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和女作家奥兹(Joyce C. Oates)。在这次评选中，欧茨也是许多圈外的批评家看好的热门人选。
不少瑞典读者哀叹，安隆特退出学院之后，只有维斯特伯院士在那里独力扛起传统道德和左翼大旗了。在我看来，维斯特伯是一位对第三世界的苦难充满了同情的瑞典作家。我佩服的另一位院士诗人劳斯．福塞尔，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在瑞典学院的历史上不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的确，瑞典学院虽然有作家、文学理论家或文学专家，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理论家或大思想家。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英国戏剧家品特之后，瑞典媒体除了表示惊讶之外，尚未有否定性的批评意见。品特的剧作《看门人》曾在瑞典上演，但翻译的剧本却未出版。诺贝尔奖公布后，瑞典的图书馆发现，虽然大图书馆有品特的英文原着，却找不到一本瑞典文译本可以陈列，这是几十年来罕见的情况。这次评选，无疑是瑞典学院的新锐实力派的一次大胜利。但是，对于获奖者品特斐然的艺术成就，我们却不得不佩服。有趣的是，像德国作家葛拉斯一样，品特早在七十年代就是诺贝尔奖热门人选，葛拉斯直到1999年才获奖，品特直到今天才获奖，他早就被诺贝尔奖的预测者忘记了。同样与葛拉斯相似的是，品特在艺术和政治之间，是一位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誉为“人权卫士”。因此，正如笔者在《百年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实验性艺术”可能美，也可能丑，关键始终在于作家对人性的认知和人文关怀。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因此，瑞典学院的两派，仍然可以截长补短，找到合作的共同点。
原载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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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关于瑞典学院的谬言
马悦然 (20051030)
傅正明先生十月二十五日在“人间”发表关于瑞典学院的报导中的错误观点真多。作者主要依靠瑞典媒体上关于瑞典学院的谣言与嚼舌头的闲话来歪曲事实。做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愿意以个人的名义纠正报导中的谬言。
让我先谈谈所谓印度作家卢西迪事件吧。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瑞典作家协会给政府发了一封信，要求政府向悬赏追杀卢西迪的伊朗政府提出抗议。同时作家协会也要求瑞典学院与协会采取一致行动。瑞典学院二月二十三日讨论此事的时候，先任常务秘书的院士Lars Gyllensten强调表示，瑞典学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激烈反对学院接受作家协会的要求。投票时，多数的院士表示同样的意见。值得指出的是，每一个院士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不同的媒体向伊朗政府提出很激烈的抗议。Gyllensten为了另一个原因非常敌视当时任常务秘书的院士，因此愿意退出学院。在媒体宣布要退出时，Gyllensten 回答采访他的记者表示他退出的原因是学院拒绝要求政府提出抗议！学院的院士们不准跟外人讨论学院内部的事。我那时认为Gyllensten的虚伪行动太不成话，所以给他写一封信表达我的愤怒。Gyllensten继续维持他的立场，我决定违反学院的禁令公开发表我给他写的信。
学院的一位女院士没有参加学院讨论卢西迪事件的两次会。因为她是Gyllensten的一个亲密的友人，她也决定退出学院。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学院的原因，跟卢西迪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是这样的：学院的院士的义务包括写瑞典有名的作家或者学者的传记。这些传记由一家跟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出版社发表。安隆特院士为某某原因恨那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因此愿意把他写的一部传记由另一个出版社发表。因为学院跟其出版社签了合同，此事不好办。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以后，学院决定让安隆特院士将他的传记发表在另一家出版社。安隆特院士非常怨恨学院没有立刻听从他的要求，因此宣布他要退出学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参加过一次会。傅正明先生“劣币驱逐良币”之论是全无根据的。
傅先生认为某些院士“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有时不大参与评选”。我个人自一九八五年选入瑞典学院。那二十年中没有一位院士拒绝参加评选。评选之前，院士们须大量的阅读候选人的作品。
安隆特院士不会欣赏去年获奖的叶利尼克女士的作品。评价文学作品是非常主观的。诺贝尔奖最后的票决是以多数生效的。每一次票决不能避免有的院士会反对多数院士们的选择。
傅正明非常大胆的暗示，学院内部“至少有两派势力”。他从哪儿得到这个情报呢？据他说“一派强调诺贝尔遗嘱的”所谓“理想倾向”。傅正明没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学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
傅先生认为，学院常务秘书是一个“维新是尚”的“犬儒主义者”。傅正明没有注意到常务秘书最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十八世纪的瑞典文学。
傅先生的报导让我感觉到他缺乏一个记者所该具有最起码的责任感，本人深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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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论瑞典学院的根据
── 回应马悦然先生
傅正明
十月三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副刊发表了马悦然先生的《反驳关于瑞典学院的谬言》一文。该文反驳笔者于十月二十五日发表于同一报刊的评论瑞典学院的文章，严厉批评笔者“主要依靠瑞典媒体上关于瑞典学院的谣言与嚼舌头的闲话来歪曲事实”，并指责笔者“缺乏一个记者所该具有最起码的责任感”。针对笔者提出的关于瑞典学院有两派的观点，马悦然先生告诉读者：瑞典学院早就“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
鉴于这一争议涉及到几个重要问题，笔者不得不撰写此文予以回应。
第一，关于卢西迪事件的评论，笔者并非如马悦然先生所说，仅仅根据瑞典媒体的 “谣言”和“闲话”，而是根据瑞典的多家权威著作，例如，瑞典文《独立百科全书》（ den fria encyklopedin ）和作为教科书的瑞典文学史著作。
首先应当纠正的是马悦然先生的误记。一九八九年激烈反对学院接受作家协会的要求的，不是马悦然先生所说的吉伦斯登（ Lars Gyllensten ）, 而是当时的常务秘书阿连（Sture Allen ）。《独立百科全书》的阿连条目有这样的介绍：“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任常务秘书，阿连是一九八九年卢西迪事件中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一事件导致艾克曼 （ Kerstin Ekman ）、吉伦斯登和埃斯彭斯崔 （ Verner Aspenstrom ）离开学院。” “卢西迪事件” （ Salman Rushdie-affaren）这一条目同样写到：“与此相关的结果是一九八九年埃斯彭斯崔、艾克曼和吉伦斯登为了表达抗议终止了在学院的工作。”
在有关上述三位前院士的文史资料中，均可以发现类似的说法。例如，哈格（ Goran Hagg ）教授撰写的 《 瑞典文学史》(Den svenska litteraturhistorien,1996 )是这样陈述的：“一九八九年，当印度裔作家卢西迪受到伊朗政府中穆斯林狂热分子的处死威胁时，瑞典学院由于害怕报复拒绝对此采取立场，吉伦斯登和艾克曼敢于迈出这一步：要求退出（学院）以抗议那一令人悲哀的决定。”（ 页 578 ）隆罗斯 （ Lars Lonnroth ）等人撰写的三卷本《瑞典文学》（ Den svenska literaturen,1999 ）第三卷，也有类似的陈述。
在没有更具公信力的著作出现之前，笔者仍然相信这样的陈述。被马悦然先生斥为 “虚伪 ”的吉伦斯登，在他的著作《回忆，仅仅回忆》( Minnen, bara minnen, 2000) 中对卢西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详尽叙述，其中一个基本事实是：在 “瑞典学院不予介入”“ 有政治意涵的问题”的宣告发布之后，吉伦斯登和女院士艾克曼立即宣布了反对这一决定的保留意见。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乐于读到马悦然先生的不同版本，以利于研究这一问题可能的复杂性。马悦然先生把艾克玛曼出学院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她是吉伦斯登的 “一个亲密的友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第二，马悦然先生说，“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学院的原因，跟卢西迪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安隆特并没有在九年前退出学院，当时他只是扬言要退出，此后疏远了学院的工作。同时，笔者也没有谈到安隆特今年退出学院与卢西迪有关。
一九九七年，安隆特为什么扬言退出学院？马悦然先生的说法是因为安隆特与瑞典学院之间出版问题的纠纷。但是，根据隆罗斯教授在《瑞典文学》中的解释，是因为安隆特等人激烈反对恩格道尔（ Horace Engdahl ）入选瑞典学院院士。隆罗斯把这一冲突称为卢西迪事件之后瑞典学院内部又一场 “风暴”。“尽管如此，恩格道尔仍然入选，并且在一九九九年继任阿连的常务秘书职位”（卷3页624 ）。
马悦然先生断言，他自己一九八五年选入瑞典学院以来，“ 那二十年中没有一位院士拒绝参加评选”。这样的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安隆特院士在正式退出学院之前，仍然是一位院士，至少安隆特院士多年来拒绝参加评选，马悦然先生自己前后矛盾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安隆特“ 宣布他要退出学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参加过一次会。”此外，斯文森 （ Bo Svensen，一九八六年起任学院常务秘书的私人秘书 ）在瑞典文著作英译本《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 》（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0 ）中，就曾提及院士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出席评选会议的情况，斯文森的措词是有分寸的：“ 出席人数是高的” （ attendance is high）。换言之，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出席率。
第三，关于笔者对现任常务秘书恩格道尔的评论，也是有根有据的个人观点。
笔者前文谈到恩格道尔“唯新是尚”，是指他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上对 “实验性艺术”新花样的崇尚，这与他研究不研究十八世纪的瑞典文学，或研究不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无关。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恩格道尔近乎是在玩诺贝尔文学奖。例如，他的某些缺乏道德感的言论，曾遭到安隆特的严词谴责：恩格道尔 “ 摧毁了我们国家的道德神经”。这句话的出处是 Michael Specter 撰写的《诺贝尔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来信》（The Nobel Syndrome： Letter from Stockholm），载《 纽约人》( The New Yorker, 1998年10月5日 )。
因此，笔者认为，与瑞典学院内部以及圈外的一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相比，恩格道尔是比较差劲的。恩格道尔出任常务秘书，与各个领域常见的“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非常类似。至于瑞典学院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院士和诗人福塞尔 ( Lars Forssell )早已作了精彩描述。他于二○○○年瑞典学院创立两百二十五周年之际，写了一首纪念性的《古风颂歌 》（ Ode I gammal stil ）。这首长诗回顾了学院的历史功绩，同时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诗人列举了学院历史上“ 漏选”为院士的七位瑞典作家和人文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斯特林堡。福塞尔愧疚地写道：
“ 也许你们可以不朽地长眠
比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平庸者更为安宁 ----
你们依然活着！
学院的诽谤者们愈来愈多地谈论
那些不曾在此占有一把交椅的人
而不大谈论正稳坐交椅的院士。
当诽谤者骄傲地拱起屁股朝着这个小圈子
他们往往是正确的......”
第四，与上述三点相比，对诺贝尔遗嘱要求的 “ 理想倾向”的态度，是更为重大的问题，更值得瑞典学院和广大读者注意。
马悦然先生认为，“瑞典学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 ”。他以此反驳笔者关于瑞典学院内部“至少有两派势力”的分析，并质疑笔者从哪儿得到这个 “情报”。因此，笔者有责任告诉读者：笔者的根据是瑞典学院多位院士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举其大要，有前任常务秘书阿连和现任诺奖评委主席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合着的瑞典文和英文小册子《诺贝尔文学奖导论》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2001)，埃斯普马克的专着《文学奖：肩负诺贝尔使命的一百年 》 ( Litteraturpriset: Hundra ar med Nobels uppdrag,2001)── 这一书名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为了读者查证的方便，这里仅仅举出诺贝尔基金会的诺贝尔网络博物馆 （Nobel e-Museum）上刊发的两篇英文文章，一是埃斯普马克的《诺贝尔文学奖》（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二是阿连的《 能胜过莎士比亚吗？── 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 》（ 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埃斯普马克在该文论及“理想倾向”时指出：“ 实际上，文学奖的历史是解释这一不明晰的遗嘱的连续不断的尝试。” 在重申一九八九年以来瑞典学院的“世界文学”的评选方针时，埃斯普马克继续表示：“一项早就开始的新政策，到八十年代取得惊人的推进。 新政策再次尝试理解和达成诺贝尔的遗愿。” 此外，他还转述了阿连对“ 理想倾向”的文本的解释。阿连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力求从哲学、思想史和语言学等多个角度阐释 “理想倾向 ”。他指出：“今天，在过往努力的启发下，学院内部有一种 ‘ 回到遗嘱 ’的倾向 ( a drift back to the will)”。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瑞典学院内部，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均有人在。或者说，以阿连为代表的 “ 回到遗嘱” 派和以马悦然先生为代表的“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 ”派是泾渭分明的。每个院士观点都不尽相同，瑞典学院绝对不是统一的一派。
百多年来，瑞典学院不少院士在不断阐释诺贝尔遗嘱时，已经基本上正确地把“ 理想倾向 ”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和世界文学的眼光。诺贝尔精神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他继承、发扬了欧洲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在某些院士那里，包括在笔者向来尊重的马悦然先生身上，基本的人文精神是渗透在他们血液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可能完全把 “ 理想倾向”“置之度外 ”。
当年，诺贝尔遗嘱一公布，瑞典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布朗廷 ( Hjalmar Branting ) 就曾发表《 诺贝尔遗嘱 ── 大善意，大失误 》一文，认为诺贝尔委托瑞典学院来鳞选文学奖是一项不幸的选择，因为他预料，瑞典学院会对 “ 理想倾向”给予保守的解释。后来果然如此。如果今天的瑞典学院全体一致地 “ 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那就是诺贝尔更大的不幸了。假如瑞典学院并非如此，那么，马悦然先生的言论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对瑞典学院的声誉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都是有损害的。
2005年 11月17日 原载 《中时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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