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公认，在中国大陆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制造政治冤狱的历史可谓空前绝后。
◆仅据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8届3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已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它还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们批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而党外群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遭到迫害的人已无法统计。
◆1962年11月，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共持续了8年之久，受杨“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在中国，这种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思维方法延至“十年浩劫”，已达登峰造极地步。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直接打击株连了1亿多公民。惨遭政治诬陷迫害的就有73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后文革时代，又有“民主墙时期”大镇压、反“自由化时期”大清洗，直至1989“6．4”，它竟把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加工成“反革命暴乱”，大开杀戒；甚至在21世纪到来后，它仍在全国迫害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及政治异议人士。
这样的历史，除了胡耀邦曾推动平反过冤假错案，又有谁代执政党向大陆的“政治受难者”鞠躬致歉？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可圈可点之处就在于，它巧借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党主席身分，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3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的举动，并用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之口说出：“这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这对那些至今还在坚持“求稳定，谋发展”的“镇压有功论”者来说，是1个多么响亮的耳光！
该文的点睛之笔在于：“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1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可以说，“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这才是《中国青年报》不惜整版大篇幅刊登全文的良苦用意。让我再重复一遍该文的结尾：“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6．4”前学生喊出：“耀邦好走！”身后留下的疑问吗？
而今，希图借纪念胡耀邦找回合法性的胡锦涛先生，你何时能代表执政党向大陆的“6．4”死难者，向千百万“政治殉难者”三鞠躬呢？我知道没有民主制度你是做不成的，但你可以象胡耀邦公那样，向着这个目标走去，让身后留下3个深深的脚印。
但愿纪念胡耀邦是你迈出的第1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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