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夕，费了半年多的实习时间，免费劳工做到劳动模范的程度，终于在一家网站落下了脚跟。网站是国家办的，可看作上海市的市府官方网站，整天往下面发红头文件，说这个不要报道，那个不许采访，前一阵子还发文说不许再攻击中国足协。
这些事情都于我无关，我就是一小兵，上头怎么说，只管跟着做就是了，在国家单位里，这样保管出不了事情。
终于等到在白纸黑字的卖身契上签了名，想着下个月的卡里面第一笔的工资就可以汇上去了，不由得期待起来。这时人事部的金老师把我们几个新进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给叫去办公室谈话。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海市出了一个规定，说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凡事进入新闻单位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基层锻炼。金老师向我们解释了这个规定的意义，但是我没记住。
“下基层锻炼”这个词听起来很耳熟，但是实际上一时间我竟说不出来什么是“基层”，又怎么去“锻炼”，想了半天，终于觉得这个看上去很具体的一个词，其实抽象的要命。金老师后来解释道，这就是去某个街道工作一段时间。当然，下基层锻炼这段时间内，本单位的工资还是照发的，所以后来金老师又告诉我们，领导和市里面争取了一下，把我们下基层的时间缩短为两个月。
按照我当时的理解，这两个月不比学工学农，更不会像军训，铁定是一个带薪长假。你想，
虽然我们不是那些要上调的干部，下基层来走个形式，还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但我们都是注定当记者编辑的人，你个街道里的领导，一准也会和我们搞好关系。所以我在听了这样的安排后还是颇为窃喜的。
三天以后，下基层的队伍出发了。人事部的小于把我们几个用一辆面包车送去了人民广场边上的外滩街道办公室。我心里更是安心，外滩街道，上海数的上的有钱街道，去那里能吃什么苦？看来单位的领导还是很会给我们安排的嘛。
外滩街道办公室的设施果不其然的好，快赶上我们单位的办公环境了。我们坐着沙发，喝着碧螺春，听那个街道主任致欢迎词。街道主任说的倒是不多，讲完以后就说，那么现在就让各个居委会的主任来把你们都带过去吧。
一时没反应过来。居委会主任？居委会？我们是去居委会？
我还在犯愣的功夫，就被小于和街道主任合力分配到了中山东二路居委会。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跟我握手，说，欢迎大学生来我们居委会锻炼，云云。
居委会，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次还真是下的彻底，没法再基层了。我跟在那个男人，也就是居委会书记的背后，咬牙切齿地想。
书记倒是一脸的热情，只是始终不能提起我什么兴致来。况且这个男人看上去其貌不扬，说话还细声细气的，恐怕是在全是阿姨的居委会里给熏陶的。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那个居委会里除了书记以外，清一色的都是阿姨们。
书记说，居委会离这里不远，一会就走到了。结果我跟在他后面走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忘记上次为了赶路而步行半个小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一般要是去一个地方走路超过十分钟的，我都是打车过去的，要是心情好的话，可能会坐公交车。
我们拐上一条小路，两侧都是老式的平房，样子都很破旧了，一幢挨着一幢，密密麻麻。而小路不远处的尽头，赫然便是车水马龙的外滩，东方明珠昂藏地耸立在那里，显得格外巨大。忽然之间我觉得近在百米开外的繁华是那么的不真实，喧嚣而明亮，却仿佛隔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听不到，也看不真切。
然后我们走进一条弄堂，地上的水泥高低不平，经过一间只有男士小便池的公共厕所，旁边连着让居民倾倒污物的化粪池，地上黄水横流，显然这里的居民连抽水马桶都还没有。弄堂里没有什么声音，空气里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两边的竹竿零落地挑起几件衣服横跨着弄堂，我们不得不在内裤和胸罩下走了过去。
长长弄堂的尽头有一座石库门的大宅子，一个不小的天井，左边种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若是以前一户人家住这么一座宅子想来应该也颇为舒适的，只是而今每一间房间都住了一户人家。我大致看了看，估计有五六家人家。中间的正堂就是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斑驳地写着，上海市外滩街道中山东二路居民委员会。
书记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在场的主任和其他一干阿姨们。我感觉她们看我的目光和看动物园的猴子差不多。
居委会的房子是这里最大的，有左右两间，不知道是新隔的，还是房子本来就这么造的。里间小一点，堆放文件什么的，还有两橱的书，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有。外间就是那件正堂，说的好听一点，是有点古色古香，很怀旧的那种。中间是一张和斯诺克台球桌一样长度，但窄了三分之一的大木桌，所有人都在这上面办公。门像是电视剧里衙门的门，不过没六扇，四扇而已。门边上还有一张旧双人沙发，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楼上还有一个人站不直的阁楼，一张写字台，四把椅子，昏暗得如同一间囚室。
居委会里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连厕所都没有。有的几样电器是，一部拨盘电话，一个吊扇，以及几盏灯。
在没有电脑就不会写字，没有网络就不知道干吗的时代，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心里的哀嚎：我被流放了。
尽管有诸多的不满意，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我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工资照拿，不就两个月嘛，老子忍了。调整了心态之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如何让自己在这两个月里过的稍微安乐一点。
我是新闻系毕业的，学新闻的人最大的长处恐怕就是和人打交道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居委会里上到书记主任，下到各位阿姨，都哄得妥妥帖帖，几位热心的阿姨又适时地发挥了她们的特长，一个劲追问我有没有女朋友，看这架势，只要“没有”两字一出口，明天就能带三五个闺女过来相亲。慌的我虽然还是光棍，但依然连声说，有了有了，早就有了。
说实话，其实在居委会的工作是很轻闲的。居委会能有什么事情做？书记主任他们也很照顾我，不大分配什么活给我干。况且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只是过来锻炼的毛头小子会做的，比如排解邻里纠纷，他们家里几口人我都没搞清楚呢，怎么排解这动辄数年积累下来的恩怨？只是我是大学生，又是新闻系毕业的，所以这些抄录文书，撰写申请，小结总结这类动笔的活就有我来干了。
这些事工作量不大，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是小有名气的枪手，写的飞快无比。干完之后就无所事事了，因此每天早上上班以前都要在弄堂口的报摊上买一堆报纸，每天下午就搬一张竹椅坐倒大槐树下看报纸。中午的时候还能在沙发上眯一会，要不就像书记一样，跑到阁楼上拿三张椅子一拼，还能躺直了睡一阵子。
有时候我也喜欢看着同在一个院子里的其他居民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忙碌。这里煤气倒是有了，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陆陆续续就会传来一阵阵的饭菜香味，煎炒烹炸的声音也会传出来。只是这里的住房条件很差，往往许多的味道都会同时飘出来，混杂成一股奇异的香味。
周围的居民们每天都是那么忙碌，式样陈旧的衣服看上去倒是很干净，只是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风霜和辛劳。我坐在大槐树下，仿佛看着一部讲述上海三十年前生活的电视剧，似乎是有趣的，却和我格格不入。我很难把这些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想象成和我一起住在这个都市里、同一个时代的人们。
一天我在沙发上午睡刚醒，正伸个懒腰，翻翻报纸，准备去把体坛好好看看，从门外进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称得上“鸡皮鹤发”四个字，拄一根拐杖，身上的衣服黑乎乎的。她一边颤巍巍地跨过门槛，一边说要反映情况。
这天主任和书记都不在，几个阿姨也出去做什么宣传活动了，就我一人留守在家。我一见有人来反映情况便来了精神。到这里一个星期了，还没干过什么符合居委干部身份的事，难得今天有生意上门，虽然不是什么弄堂西施来反映情况，也好过整日无聊。
我面带微笑，很认真很和蔼地请老太太说说她的情况。老太太也不在意书记主任都不在，拉住我就开说。
老太太说的很详细，很具体，可是我始终没明白。不是说她口齿不清，而是她的意思我就是没法理解。老太太说她是个孤老，隔壁一家人家很坏，要私自开一扇门，这扇门阻挡了她出入。原本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老太太一再强调，这扇门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扇门影响了她的生活。
我问：他们开了这门了？
老太：他们开了。
我问：这门往哪里开的？
老太：这门是不存在的。
我汗：现在到底有没有这门？
老太：有啊，我早说了，这门是有的，但它是不存在的。
我寒：这门要是不存在，怎么会影响你出入？
老太：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门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开了这个门，当然影响我了！
我暴寒，无语。敢情老太太不是有妄想症，就是一位高深莫测的哲学家，研究的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一扇切实有的，影响了老太太出入的，但是并不存在的门。天哪。
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书记回来了。书记见这老太太正拉住我说事，便拉下脸来道，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了，你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你怎么还老往这里跑？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连说带撵，把老太太给轰走了。我心里有点不是味道。虽然老太太说的话让人五迷三道，但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来反应情况，你个居委干部怎么能不由分说就把人撵出去了？我脸色不大好看，问书记道，书记，这老太是怎么回事？
书记没有在意我的脸色，道，这老太神经有问题。我略微有点光火，道，什么意思？
书记道，她是个老上访，有事没事就来反映情况，而且基本上是无理取闹。这里不给解决吧，
她就去街道，去区里面告状，弄的我们很被动。而她反映的情况，你也听到了，这次是不存在的门，
已经说过三次了，我们也去看过，她家隔壁的那一户，的确开了一个边门，很窄小的一扇，而且跟她的
门不是一个方向的，根本就不会影响到她的进出，她也这么不依不饶。
书记又道，再说一桩事，这老太曾经来反映过的一个情况是，有人在她窗前拉了一根电话线，严重影响她采光。
我无话可说。这老太太是个强人，小子服了。
这时主任也回来了，听了我们的话，她说，这个老太其实还是蛮可怜的，儿子早年夭折，老伴也在几年前过世，一个人孤零零的靠着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度日。
我沉默了。一个老人凄惨的晚年或许真的会影响到她的心理状况。我难以想象如果是我的话，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送走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我的精神会不会坚持不崩溃。
时间继续过去，我在写报告，午睡，看报纸中轻闲而无聊地度日。有一天书记给了我一百元，让我去福州路的书城买几本新书来充实隔壁小间里的居委图书馆。
书记说，小沈啊，你看书多，知道什么书好看，随便买几本吧。这里去书城不远，走过去也没多少时间的，你就跑一趟吧。
我想，还走啊，你说不远估计也要走半个小时，我可不干了。表面上点头答应，一出弄堂就叫了辆出租奔书城去了。我挑了几本自己喜欢看的书买了，不过还是难得的精打细算了一下，最大限度了利用了这一百元。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书价，我用一百元买了七本书，也算是不容易了吧。
照例又是打了一车回到弄堂口，抱著书走了进去。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搬了把竹椅坐在弄堂里。这个少年我经常见到，染着黄发带着耳钉，人倒是长的不差，我也没什么看不惯染发带耳钉的，我自己在大学里也这么干过。只是这小子老不见他上学，成天在附近晃悠，这有点让我看着不爽。
我和他也算认识，便点了点头算是打个招呼。这少年忽然叫住我道，大哥，你每天买报纸的吧？我愣了一下，道，是啊。他说，能不能借我一份看看？我点头道，好，等下给你拿出来。他道了谢，便不再说什么。
我回到居委会，把书和剩下的两块几毛零钱交给书记，便拿了一份申江出去给那小子。那少年拿过报纸又谢了我，就开始看起来。我刚要走，忽然注意到这少年胸口急速起伏，拿报纸的手都有点抖，再看脸上，发现他面色通红。
原来我以为是天热，上海的九月跟盛夏没什么区别，现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道，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少年回答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没事？我更加不信，伸手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可以煎荷包蛋了。我大吃一惊道，你发烧了，怎么还在这太阳底下坐着？不行，要去医院！少年很固执地道，我没事，过一会就好了。
我劝不动少年，便跑回居委会，对书记他们说了。书记立刻站起来说，我去看看。主任说，我去找他妈妈来。两人分别出去了。不多一会，书记主任和一个看上去有点邋遢的瘦弱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书记道，孩子病成这个样子，你也不管，这样下去要出人命的！马上送医院！那个中年妇女低低地说道，怎么送？我们家里真的没钱看病。不怕你们笑话，我身上总共才二十几块钱啊。
我震惊了。我从没想过真的会遇到这种穷的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的人。中年妇女神色木然，眼圈却是红了。自己亲生儿子发烧到这个样子，做母亲的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坐在那里喘气而没有一点办法。
我血一下子涌了上来，跳起来从兜里拿出两百元，交给她，道，这钱你先拿去给孩子看病，孩子身体要紧，要是有的多，就买点吃的给他补一补。
中年妇女愣了一下，红着脸推却道，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怎么可以……
我急了，把钱往她手里一塞，道，什么不可以，我是居委会新来的，孩子的病要紧，你赶紧去！中年妇女接过钱，看着我道，谢谢，谢谢，过两天我发了钱就会还你的。说着便跑了出去。
我走出去，看着那两母子走出弄堂，才慢慢走回居委会。书记拍着我的肩膀道，小沈啊，是只模子
（上海俗语，即：是条汉子）！只是我看恐怕你这钱蛮难要回来了。这样吧，这钱算居委会出的，你下来锻炼，怎么也不能让你出钱啊。
我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书记，这钱我就没想要回来过。就当我学雷锋了。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人家，穷的连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
书记叹了一口气道，小沈，你是大学生，又是白领，这样的人你恐怕没机会看到的。可是你要是像我一样，在居委会做了十几年，你就会知道，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管区里，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穷人啊。就像这家，老公精神不正常，没有工作能力，家里还有一个公公，这女人没工作没医保，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啊。
主任和那些阿姨们就着这个话题继续发挥下去。说起来，这些阿姨们从某些方面来讲，比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都要牛逼一点，各种小道消息都能搞到手，而且说起来的架势，不由得你不信。比如就刚才这对母子的家里，据说房子小，又没卫生间，夏天那女人洗澡的时候，所有男人都要出去，但那个公公偏偏老不正经，三番两次扒着窗户偷看媳妇洗澡，甚至有一次被自己儿子发现追打，事后还照样来。
我很郁闷地发现自己不争气地对于这种捎带着一些色彩的隐私居然颇为感兴趣。一个准扒灰故事，还是发生在这个弄堂里的。我无力地正视了自己小市民的劣根性。
只是我心里还有点堵。说实话，我在这居委会干了半个多月，我知道这里一片的居民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是上海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人们，就是被那些学者称为> “> 草根阶层> ”> 的人。他们的房子又破又小，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他们为了下一顿饭而奔忙，他们为了孩子的学费而犯愁，但是，我从未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人的生活到底困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说句难听的话，今天这个孩子如果是得了其他什么病，不要重的，就是阑尾炎好了，恐怕这条命就危险了。
我又想，这里的人们就像这些阿姨一样喜欢八卦，到处打探人家的隐私，可能也是因为生活的艰辛让他们需要有一点的调剂。他们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营造出一种苦涩的乐趣，满足一下自己的偷窥欲，同时也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同命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会让他们平衡一点，让他们能继续面对第二天同样艰苦的生活。
又过了几天。主任派了我一个活，让我写申报材料，申报困难补助。一共有三个家庭。我拿着那些零散的材料看了一边。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我都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怎么住下来的。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出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出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看完三个材料，我不由得长叹一声。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是这样。什么叫祸不单行？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就是了。越是穷人就偏偏越是倒霉。
我跑到阁楼上，认认真真地写着申请补助的报告。我写过无数的报告，唯独这次感觉肩膀上的分量很沉重。兴许这些人的生活会因为我的一纸报告而有所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觉得我应该尽全力去帮他们。
写完报告，给主任过目。主任看到这三页满满的报告，说，小沈，怎么写这么多啊？我说，主任，
这些人真的很可怜的，我想写得好一点，能帮他们争取补助的机会大一点。
主任苦笑道，这三家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你写得再好也没用。
我吃惊道，不是全都给啊？那补助有多少？
主任道，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一次性。三百元。
我和几个朋友吃一顿饭就恐怕不止三百元。而这三百元却要三个都很不幸的家庭来争，还只是一次性的补助，并非每月都有的。在我看来，这三个家庭每个发三千都恐怕难以缓解这困难的境地，这三百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就说那个考进大学的女孩，她的学费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就这样，还只会有一家人家能得到这一次性临时补助。
那其他人家该怎么办呢？我望着参天的大槐树闷闷地想。我想帮他们，可我怎么帮？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还在吃着家里的，用着家里的，我该怎么帮？我又能怎么帮？我的那点钱能让他们改变现状吗？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突然恨自己的无能，我也突然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上次借出去给那少年看病的钱果然没有回来。我忽然觉得还是不要回来的好，这样我似乎才能安心一点。而那次以后我上班下班也再也没有打过车，这样也让我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我推掉了好几个朋友的约请，还对他们说，有这钱去唱什么歌，捐给人家穷困家庭就能顶两个月生活费呢。
结果是显而易见地我被骂了神经病。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见到了以前二十几年里从未见过的贫困，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不幸，我看见了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这些都是我以前所难以想象的，或者说缺乏切身体会的。而这两个月里我几乎天天都能接触到最真实的，完全没有艺术加工过的现实，为了生存而努力而奔忙的现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生存，或者还加上教育。而就是这样的目的，这样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成为所要追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却是最至关重要的，甚是还有些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简单的目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上海，在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发生在我的身边。
他们带给我的震撼是强烈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穷困，却也看到了他们坚毅的努力和超乎想象的韧性。我觉得他们不容易，同时我也觉得他们的伟大。在我追求着音乐、醇酒、美人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了生存而奔忙。以前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所谓品味，所谓小资情调，在这些人们的面前显得那么的矫情和可鄙。我一直哀叹自己挣钱不多，老爹地位不高，在这些家庭的面前又是显得那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居委会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和书记两人一起去一个工地。那个工地在造一幢高楼，就是现在的威斯汀太平洋大酒店。有很多居民反应这幢比邻的高楼无情地阻隔了阳光，施工的声音也很吵闹，书记和我就去工地找负责人协商。
其实我对于此行的结果没有抱一点希望。楼都已经造那么高了，还能怎么样？果然，工地上一个包工头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发了两根中华，左推右推地说了一会，又满脸陪笑地讲了些好话，就作罢了。书记也知道这一点，这高楼影响了居民采光是不假，但总不能把造起来的楼再拆了吧？要拆也不是他一个居委会书记这种连“九品候补知县”都差的多的小官能说了算的。
后来我结束了两个月的基层锻炼，回去坐在有空调有电脑有落地大玻璃窗的办公室里继续做编辑。只是我每当从四十一楼办公室看出去，看到威斯汀太平洋楼顶上的那个皇冠一样的构造，我便会想，这个皇冠就像上海的表面，光鲜而美丽，只是谁又会想起在这个大楼阴影下面生活的那一群最底层的人呢？
这些事情都于我无关，我就是一小兵，上头怎么说，只管跟着做就是了，在国家单位里，这样保管出不了事情。
终于等到在白纸黑字的卖身契上签了名，想着下个月的卡里面第一笔的工资就可以汇上去了，不由得期待起来。这时人事部的金老师把我们几个新进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给叫去办公室谈话。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海市出了一个规定，说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凡事进入新闻单位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基层锻炼。金老师向我们解释了这个规定的意义，但是我没记住。
“下基层锻炼”这个词听起来很耳熟，但是实际上一时间我竟说不出来什么是“基层”，又怎么去“锻炼”，想了半天，终于觉得这个看上去很具体的一个词，其实抽象的要命。金老师后来解释道，这就是去某个街道工作一段时间。当然，下基层锻炼这段时间内，本单位的工资还是照发的，所以后来金老师又告诉我们，领导和市里面争取了一下，把我们下基层的时间缩短为两个月。
按照我当时的理解，这两个月不比学工学农，更不会像军训，铁定是一个带薪长假。你想，
虽然我们不是那些要上调的干部，下基层来走个形式，还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但我们都是注定当记者编辑的人，你个街道里的领导，一准也会和我们搞好关系。所以我在听了这样的安排后还是颇为窃喜的。
三天以后，下基层的队伍出发了。人事部的小于把我们几个用一辆面包车送去了人民广场边上的外滩街道办公室。我心里更是安心，外滩街道，上海数的上的有钱街道，去那里能吃什么苦？看来单位的领导还是很会给我们安排的嘛。
外滩街道办公室的设施果不其然的好，快赶上我们单位的办公环境了。我们坐着沙发，喝着碧螺春，听那个街道主任致欢迎词。街道主任说的倒是不多，讲完以后就说，那么现在就让各个居委会的主任来把你们都带过去吧。
一时没反应过来。居委会主任？居委会？我们是去居委会？
我还在犯愣的功夫，就被小于和街道主任合力分配到了中山东二路居委会。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跟我握手，说，欢迎大学生来我们居委会锻炼，云云。
居委会，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次还真是下的彻底，没法再基层了。我跟在那个男人，也就是居委会书记的背后，咬牙切齿地想。
书记倒是一脸的热情，只是始终不能提起我什么兴致来。况且这个男人看上去其貌不扬，说话还细声细气的，恐怕是在全是阿姨的居委会里给熏陶的。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那个居委会里除了书记以外，清一色的都是阿姨们。
书记说，居委会离这里不远，一会就走到了。结果我跟在他后面走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忘记上次为了赶路而步行半个小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一般要是去一个地方走路超过十分钟的，我都是打车过去的，要是心情好的话，可能会坐公交车。
我们拐上一条小路，两侧都是老式的平房，样子都很破旧了，一幢挨着一幢，密密麻麻。而小路不远处的尽头，赫然便是车水马龙的外滩，东方明珠昂藏地耸立在那里，显得格外巨大。忽然之间我觉得近在百米开外的繁华是那么的不真实，喧嚣而明亮，却仿佛隔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听不到，也看不真切。
然后我们走进一条弄堂，地上的水泥高低不平，经过一间只有男士小便池的公共厕所，旁边连着让居民倾倒污物的化粪池，地上黄水横流，显然这里的居民连抽水马桶都还没有。弄堂里没有什么声音，空气里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两边的竹竿零落地挑起几件衣服横跨着弄堂，我们不得不在内裤和胸罩下走了过去。
长长弄堂的尽头有一座石库门的大宅子，一个不小的天井，左边种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若是以前一户人家住这么一座宅子想来应该也颇为舒适的，只是而今每一间房间都住了一户人家。我大致看了看，估计有五六家人家。中间的正堂就是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斑驳地写着，上海市外滩街道中山东二路居民委员会。
书记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在场的主任和其他一干阿姨们。我感觉她们看我的目光和看动物园的猴子差不多。
居委会的房子是这里最大的，有左右两间，不知道是新隔的，还是房子本来就这么造的。里间小一点，堆放文件什么的，还有两橱的书，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有。外间就是那件正堂，说的好听一点，是有点古色古香，很怀旧的那种。中间是一张和斯诺克台球桌一样长度，但窄了三分之一的大木桌，所有人都在这上面办公。门像是电视剧里衙门的门，不过没六扇，四扇而已。门边上还有一张旧双人沙发，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楼上还有一个人站不直的阁楼，一张写字台，四把椅子，昏暗得如同一间囚室。
居委会里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连厕所都没有。有的几样电器是，一部拨盘电话，一个吊扇，以及几盏灯。
在没有电脑就不会写字，没有网络就不知道干吗的时代，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心里的哀嚎：我被流放了。
尽管有诸多的不满意，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我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工资照拿，不就两个月嘛，老子忍了。调整了心态之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如何让自己在这两个月里过的稍微安乐一点。
我是新闻系毕业的，学新闻的人最大的长处恐怕就是和人打交道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居委会里上到书记主任，下到各位阿姨，都哄得妥妥帖帖，几位热心的阿姨又适时地发挥了她们的特长，一个劲追问我有没有女朋友，看这架势，只要“没有”两字一出口，明天就能带三五个闺女过来相亲。慌的我虽然还是光棍，但依然连声说，有了有了，早就有了。
说实话，其实在居委会的工作是很轻闲的。居委会能有什么事情做？书记主任他们也很照顾我，不大分配什么活给我干。况且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只是过来锻炼的毛头小子会做的，比如排解邻里纠纷，他们家里几口人我都没搞清楚呢，怎么排解这动辄数年积累下来的恩怨？只是我是大学生，又是新闻系毕业的，所以这些抄录文书，撰写申请，小结总结这类动笔的活就有我来干了。
这些事工作量不大，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是小有名气的枪手，写的飞快无比。干完之后就无所事事了，因此每天早上上班以前都要在弄堂口的报摊上买一堆报纸，每天下午就搬一张竹椅坐倒大槐树下看报纸。中午的时候还能在沙发上眯一会，要不就像书记一样，跑到阁楼上拿三张椅子一拼，还能躺直了睡一阵子。
有时候我也喜欢看着同在一个院子里的其他居民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忙碌。这里煤气倒是有了，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陆陆续续就会传来一阵阵的饭菜香味，煎炒烹炸的声音也会传出来。只是这里的住房条件很差，往往许多的味道都会同时飘出来，混杂成一股奇异的香味。
周围的居民们每天都是那么忙碌，式样陈旧的衣服看上去倒是很干净，只是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风霜和辛劳。我坐在大槐树下，仿佛看着一部讲述上海三十年前生活的电视剧，似乎是有趣的，却和我格格不入。我很难把这些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想象成和我一起住在这个都市里、同一个时代的人们。
一天我在沙发上午睡刚醒，正伸个懒腰，翻翻报纸，准备去把体坛好好看看，从门外进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称得上“鸡皮鹤发”四个字，拄一根拐杖，身上的衣服黑乎乎的。她一边颤巍巍地跨过门槛，一边说要反映情况。
这天主任和书记都不在，几个阿姨也出去做什么宣传活动了，就我一人留守在家。我一见有人来反映情况便来了精神。到这里一个星期了，还没干过什么符合居委干部身份的事，难得今天有生意上门，虽然不是什么弄堂西施来反映情况，也好过整日无聊。
我面带微笑，很认真很和蔼地请老太太说说她的情况。老太太也不在意书记主任都不在，拉住我就开说。
老太太说的很详细，很具体，可是我始终没明白。不是说她口齿不清，而是她的意思我就是没法理解。老太太说她是个孤老，隔壁一家人家很坏，要私自开一扇门，这扇门阻挡了她出入。原本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老太太一再强调，这扇门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扇门影响了她的生活。
我问：他们开了这门了？
老太：他们开了。
我问：这门往哪里开的？
老太：这门是不存在的。
我汗：现在到底有没有这门？
老太：有啊，我早说了，这门是有的，但它是不存在的。
我寒：这门要是不存在，怎么会影响你出入？
老太：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门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开了这个门，当然影响我了！
我暴寒，无语。敢情老太太不是有妄想症，就是一位高深莫测的哲学家，研究的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一扇切实有的，影响了老太太出入的，但是并不存在的门。天哪。
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书记回来了。书记见这老太太正拉住我说事，便拉下脸来道，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了，你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你怎么还老往这里跑？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连说带撵，把老太太给轰走了。我心里有点不是味道。虽然老太太说的话让人五迷三道，但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来反应情况，你个居委干部怎么能不由分说就把人撵出去了？我脸色不大好看，问书记道，书记，这老太是怎么回事？
书记没有在意我的脸色，道，这老太神经有问题。我略微有点光火，道，什么意思？
书记道，她是个老上访，有事没事就来反映情况，而且基本上是无理取闹。这里不给解决吧，
她就去街道，去区里面告状，弄的我们很被动。而她反映的情况，你也听到了，这次是不存在的门，
已经说过三次了，我们也去看过，她家隔壁的那一户，的确开了一个边门，很窄小的一扇，而且跟她的
门不是一个方向的，根本就不会影响到她的进出，她也这么不依不饶。
书记又道，再说一桩事，这老太曾经来反映过的一个情况是，有人在她窗前拉了一根电话线，严重影响她采光。
我无话可说。这老太太是个强人，小子服了。
这时主任也回来了，听了我们的话，她说，这个老太其实还是蛮可怜的，儿子早年夭折，老伴也在几年前过世，一个人孤零零的靠着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度日。
我沉默了。一个老人凄惨的晚年或许真的会影响到她的心理状况。我难以想象如果是我的话，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送走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我的精神会不会坚持不崩溃。
时间继续过去，我在写报告，午睡，看报纸中轻闲而无聊地度日。有一天书记给了我一百元，让我去福州路的书城买几本新书来充实隔壁小间里的居委图书馆。
书记说，小沈啊，你看书多，知道什么书好看，随便买几本吧。这里去书城不远，走过去也没多少时间的，你就跑一趟吧。
我想，还走啊，你说不远估计也要走半个小时，我可不干了。表面上点头答应，一出弄堂就叫了辆出租奔书城去了。我挑了几本自己喜欢看的书买了，不过还是难得的精打细算了一下，最大限度了利用了这一百元。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书价，我用一百元买了七本书，也算是不容易了吧。
照例又是打了一车回到弄堂口，抱著书走了进去。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搬了把竹椅坐在弄堂里。这个少年我经常见到，染着黄发带着耳钉，人倒是长的不差，我也没什么看不惯染发带耳钉的，我自己在大学里也这么干过。只是这小子老不见他上学，成天在附近晃悠，这有点让我看着不爽。
我和他也算认识，便点了点头算是打个招呼。这少年忽然叫住我道，大哥，你每天买报纸的吧？我愣了一下，道，是啊。他说，能不能借我一份看看？我点头道，好，等下给你拿出来。他道了谢，便不再说什么。
我回到居委会，把书和剩下的两块几毛零钱交给书记，便拿了一份申江出去给那小子。那少年拿过报纸又谢了我，就开始看起来。我刚要走，忽然注意到这少年胸口急速起伏，拿报纸的手都有点抖，再看脸上，发现他面色通红。
原来我以为是天热，上海的九月跟盛夏没什么区别，现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道，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少年回答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没事？我更加不信，伸手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可以煎荷包蛋了。我大吃一惊道，你发烧了，怎么还在这太阳底下坐着？不行，要去医院！少年很固执地道，我没事，过一会就好了。
我劝不动少年，便跑回居委会，对书记他们说了。书记立刻站起来说，我去看看。主任说，我去找他妈妈来。两人分别出去了。不多一会，书记主任和一个看上去有点邋遢的瘦弱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书记道，孩子病成这个样子，你也不管，这样下去要出人命的！马上送医院！那个中年妇女低低地说道，怎么送？我们家里真的没钱看病。不怕你们笑话，我身上总共才二十几块钱啊。
我震惊了。我从没想过真的会遇到这种穷的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的人。中年妇女神色木然，眼圈却是红了。自己亲生儿子发烧到这个样子，做母亲的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坐在那里喘气而没有一点办法。
我血一下子涌了上来，跳起来从兜里拿出两百元，交给她，道，这钱你先拿去给孩子看病，孩子身体要紧，要是有的多，就买点吃的给他补一补。
中年妇女愣了一下，红着脸推却道，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怎么可以……
我急了，把钱往她手里一塞，道，什么不可以，我是居委会新来的，孩子的病要紧，你赶紧去！中年妇女接过钱，看着我道，谢谢，谢谢，过两天我发了钱就会还你的。说着便跑了出去。
我走出去，看着那两母子走出弄堂，才慢慢走回居委会。书记拍着我的肩膀道，小沈啊，是只模子
（上海俗语，即：是条汉子）！只是我看恐怕你这钱蛮难要回来了。这样吧，这钱算居委会出的，你下来锻炼，怎么也不能让你出钱啊。
我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书记，这钱我就没想要回来过。就当我学雷锋了。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人家，穷的连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
书记叹了一口气道，小沈，你是大学生，又是白领，这样的人你恐怕没机会看到的。可是你要是像我一样，在居委会做了十几年，你就会知道，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管区里，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穷人啊。就像这家，老公精神不正常，没有工作能力，家里还有一个公公，这女人没工作没医保，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啊。
主任和那些阿姨们就着这个话题继续发挥下去。说起来，这些阿姨们从某些方面来讲，比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都要牛逼一点，各种小道消息都能搞到手，而且说起来的架势，不由得你不信。比如就刚才这对母子的家里，据说房子小，又没卫生间，夏天那女人洗澡的时候，所有男人都要出去，但那个公公偏偏老不正经，三番两次扒着窗户偷看媳妇洗澡，甚至有一次被自己儿子发现追打，事后还照样来。
我很郁闷地发现自己不争气地对于这种捎带着一些色彩的隐私居然颇为感兴趣。一个准扒灰故事，还是发生在这个弄堂里的。我无力地正视了自己小市民的劣根性。
只是我心里还有点堵。说实话，我在这居委会干了半个多月，我知道这里一片的居民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是上海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人们，就是被那些学者称为> “> 草根阶层> ”> 的人。他们的房子又破又小，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他们为了下一顿饭而奔忙，他们为了孩子的学费而犯愁，但是，我从未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人的生活到底困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说句难听的话，今天这个孩子如果是得了其他什么病，不要重的，就是阑尾炎好了，恐怕这条命就危险了。
我又想，这里的人们就像这些阿姨一样喜欢八卦，到处打探人家的隐私，可能也是因为生活的艰辛让他们需要有一点的调剂。他们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营造出一种苦涩的乐趣，满足一下自己的偷窥欲，同时也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同命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会让他们平衡一点，让他们能继续面对第二天同样艰苦的生活。
又过了几天。主任派了我一个活，让我写申报材料，申报困难补助。一共有三个家庭。我拿着那些零散的材料看了一边。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我都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怎么住下来的。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出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出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看完三个材料，我不由得长叹一声。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是这样。什么叫祸不单行？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就是了。越是穷人就偏偏越是倒霉。
我跑到阁楼上，认认真真地写着申请补助的报告。我写过无数的报告，唯独这次感觉肩膀上的分量很沉重。兴许这些人的生活会因为我的一纸报告而有所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觉得我应该尽全力去帮他们。
写完报告，给主任过目。主任看到这三页满满的报告，说，小沈，怎么写这么多啊？我说，主任，
这些人真的很可怜的，我想写得好一点，能帮他们争取补助的机会大一点。
主任苦笑道，这三家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你写得再好也没用。
我吃惊道，不是全都给啊？那补助有多少？
主任道，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一次性。三百元。
我和几个朋友吃一顿饭就恐怕不止三百元。而这三百元却要三个都很不幸的家庭来争，还只是一次性的补助，并非每月都有的。在我看来，这三个家庭每个发三千都恐怕难以缓解这困难的境地，这三百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就说那个考进大学的女孩，她的学费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就这样，还只会有一家人家能得到这一次性临时补助。
那其他人家该怎么办呢？我望着参天的大槐树闷闷地想。我想帮他们，可我怎么帮？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还在吃着家里的，用着家里的，我该怎么帮？我又能怎么帮？我的那点钱能让他们改变现状吗？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突然恨自己的无能，我也突然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上次借出去给那少年看病的钱果然没有回来。我忽然觉得还是不要回来的好，这样我似乎才能安心一点。而那次以后我上班下班也再也没有打过车，这样也让我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我推掉了好几个朋友的约请，还对他们说，有这钱去唱什么歌，捐给人家穷困家庭就能顶两个月生活费呢。
结果是显而易见地我被骂了神经病。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见到了以前二十几年里从未见过的贫困，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不幸，我看见了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这些都是我以前所难以想象的，或者说缺乏切身体会的。而这两个月里我几乎天天都能接触到最真实的，完全没有艺术加工过的现实，为了生存而努力而奔忙的现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生存，或者还加上教育。而就是这样的目的，这样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成为所要追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却是最至关重要的，甚是还有些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简单的目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上海，在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发生在我的身边。
他们带给我的震撼是强烈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穷困，却也看到了他们坚毅的努力和超乎想象的韧性。我觉得他们不容易，同时我也觉得他们的伟大。在我追求着音乐、醇酒、美人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了生存而奔忙。以前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所谓品味，所谓小资情调，在这些人们的面前显得那么的矫情和可鄙。我一直哀叹自己挣钱不多，老爹地位不高，在这些家庭的面前又是显得那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居委会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和书记两人一起去一个工地。那个工地在造一幢高楼，就是现在的威斯汀太平洋大酒店。有很多居民反应这幢比邻的高楼无情地阻隔了阳光，施工的声音也很吵闹，书记和我就去工地找负责人协商。
其实我对于此行的结果没有抱一点希望。楼都已经造那么高了，还能怎么样？果然，工地上一个包工头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发了两根中华，左推右推地说了一会，又满脸陪笑地讲了些好话，就作罢了。书记也知道这一点，这高楼影响了居民采光是不假，但总不能把造起来的楼再拆了吧？要拆也不是他一个居委会书记这种连“九品候补知县”都差的多的小官能说了算的。
后来我结束了两个月的基层锻炼，回去坐在有空调有电脑有落地大玻璃窗的办公室里继续做编辑。只是我每当从四十一楼办公室看出去，看到威斯汀太平洋楼顶上的那个皇冠一样的构造，我便会想，这个皇冠就像上海的表面，光鲜而美丽，只是谁又会想起在这个大楼阴影下面生活的那一群最底层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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