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饿年代，本人六至八岁，且在江南富庶的杭州城里，吃苦不大，但仍有一些烙印很深的记忆。长成后，听到不少有关这场大饥饿的民间议论，惊心不已。
在我亲身有关大饥饿的直接记忆中，最清晰最有典型意义是“一斤鸡蛋”与“一箱土豆”。一九六O年“六一儿童节”，我所在的幼稚园每位幼儿沐恩领到一斤鸡蛋，母亲用篮小心翼翼提回家。正值上海外婆来探亲，珍惜不已，直说这斤鸡蛋太珍贵。我至今还记得外婆那双盯看鸡蛋的惊喜眼睛。其时毕竟年幼，尚不知外婆所谓“珍贵”之意，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她饿，因为“市面上啥格都勿没得卖”，这一斤鸡蛋才会成为“儿童节”最珍贵的礼品。
一箱土豆度饥荒
至于“一箱土豆”，那是一九六一年小舅舅从东北寄来的“抗灾礼物”，大约十五公斤左右。这位小舅舅乃五O年代的财经学院大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佳，从财政部下放到安达（现大庆），得知鱼米之乡的江南居然挨饿，他那边正好土豆敞开供应，便火车托里来一箱救命土豆。得知一箱土豆已从安达寄出，母亲便早早记挂起来，那时火车托运很慢，等了将近一个月，才盼来这箱东北土豆。第一次煮吃，全家激动不已，父母脸上放着光。东北上豆很粉很香，实在好吃！很长一段时问，这箱上豆成为全家记挂之物。母亲每次取吃，都数着点着，尽量延长其“服务期”。不过，一箱土豆还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只木箱却一直成为收藏品，成为那段日子的见证。母亲直说：“那段日子，全靠这箱土豆！全靠这箱土豆！”
由于营养严重不良，全家四口三人患有肝病，父亲与姐姐是肝炎，我为“肝肿大三指”，注射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葡萄糖”，每天下课后背着药剂去医院打针。当然，在那灾难的岁月里，作为杭州城里的“祖国花朵”，我是十分幸运的，仅仅“肝肿大三指”。相比豫皖鲁川陇秦等重灾区，杭州毕竟地处杭嘉湖平原为粮区，属于全力保证的城市，尤其是重点大城市的主副食供应，城市终究关乎脸面问题。杭州市民的日子还算好过。
八十年代初，一位来自四川的同事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已经三十六、七岁的他立即动容：“我们村里很多人饿死，不少人家甚至都绝户了。隔壁家一位老婆婆向我家求食，真可怜，我是真想帮她，给她一点吃的，但实在是无力呵！自己也饿得不行啊！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位婆婆饿死！”那时，这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省级机关干部还不知道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叹着气说：“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社会主义怎么还会饿死人？”
三千万饿殍交了“学费”
一九七O年代下乡后，我多次听到同一版本的“忆苦思甜”。某村按上峰要求，举行当时十分流行的“忆苦思甜”，指定某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诉苦，临上台前，村干部怕他搞混年代，一再叮嘱：“千万记住了，今天是诉蒋介石的苦，旧社会的苦，不是六O年刘少奇的苦，勿要搞错了！”（刘当时是国家主席）不料老贫农上了台，还是实话实说：“我这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最苦的还是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那是叫真苦！真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以前替地主扛活打工，至少还能吃饱饭嘛。不吃饱肚子，怎么替他家干活？……”
村干部急忙上台，将贫农老大伯劝住，哄着弄下台，连连埋怨：“你怎么搞的？告诉你不要诉刘少奇的苦，怎自还要诉呢！”纯朴真诚的老贫农一脸不解：“不是让诉苦么？刘少奇的苦就是最苦的苦嘛！不诉他的苦，诉谁的苦？”
那几年，我岳父江苏老家富庶的常州地面也挨了饿。乡亲们为找活路，来杭州投奔当了干部的岳父。其时，岳父年仅三十出头，十八级副处，月薪八十余元（已属高薪），但他能做的，只有“出大血”让乡亲们吃一顿馆子。然而，七十余元的餐费，只能吃一桌全素席。然后，再给乡亲们一点盘缠，让他们回乡。据妻子回忆，那时每人一月有一斤糕饼票，珍贵极了，大人都舍不得吃，全省给子女吃。这么多年过去了，丈母娘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念叨的便是“糕饼票”。
另有一位亲戚，当年在沈阳读大学，二十刚出头的女生，胃口按说不会怎么大，但她有关大饥饿的浓缩记忆是：就想吃馒头！每次上食堂吃饭，她眼睛就直直地盯住卖饭窗口里那一只只白面馒头，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没有限制地吃那一蒸屉馒头，她相信自己能吃下蒸屉中所有的馒头！还有一则经典情节：一饥饿者一口气用勺狂吞满满一罐猪油，约一公斤。当天晚上，这位食油者狂泄不止，拉得连肠子都快下来了，可第二天却希望能再吃！
现在，事情当然很清楚了。这场完全由于瞎折腾而引起的大饥荒，居然长期推因给“三年自然灾害”，另附上“苏修逼债”这样的“客观原因”，就是不主动检讨瞎折腾的主观原因。所谓“交社会主义的学费”，那可是至少三千万饿殍的生命呵！河南信阳、安徽凤阳、陕西夹边沟……当年那些可怜的饿毙者，他们会愿意就这么成为“学费”么？历史不会仅仅只是随风飘去的日子，一切总会得到历史的审判。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失去这一段重要的记忆吗？
二OO五年八月十五日于上海
(开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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