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从小到大，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笔者从未怀疑过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直到撰写本文前不久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我们信以为真几十年的“真理”，却是一个骗了几代中国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
一
1949 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份?s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记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也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 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读了此书我们方才如梦初醒，原来，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为了揭露所谓吃人的旧社会，从而衬托出生活在红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国，中共不惜将死了近十年的刘文彩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荒郊野外。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同样揭露真像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 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当年深受官方谎言蒙骗的网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帖子的题目就叫“刘文彩爷爷是个好人!”，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
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凤凰卫视正在热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问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
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了摆脱老百姓没有文化带来的无知,他修建文采中学,几乎耗尽所有家产.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 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爷爷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爷爷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语>。
学校建成后,刘爷爷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他当时应该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话,文革中他的子孙们也许要日子要好过些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教训中刘爷爷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爷爷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他还慷慨解囊投巨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当地群众说起刘爷爷都是交口称赞!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在采访的对象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笆地区的政府官员。
最后我要说的,所谓收租院以及刘文彩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政治的需要!!!!!!!! ”（来源：http://bbs.phoenixtv.com/fhbbs/viewtopic.php?p=2394936）
二
如果说当年中共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离生活真实凭空杜撰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咬牙切齿看完的，从此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据说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部戏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脍炙人口，并对大陆人民的思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邹形。
不久，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德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共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并由衷的感恩他们带来的所谓“新社会”。(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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