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扛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我派人赴沪迎接顾顺章眷属的事情失败之后，仍继续多方打听顾的眷属的下落，顾本人更是焦急，不时与新近破获的自新共产党谈话，查询消息，结果总是失望。但有一次当他看到被捕共产党中有一名叫王竹友，以及他的相片之后，忽然高兴的叫起来，兴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说：“我的家眷有了消息，这个人一定知道。”他取去王竹友的相片给我看，又补充作说明：
“此人的真名叫王世德，江苏松江人，四十馀岁，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他是我的助手，担任科长，也是常到我家里去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于是我立刻发电到上海，将王竹友带到南京，这是一个外表很老实的人，好像一个旧式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绝想不到这样一个人是在担任着杀人不眨眼的赤色特务工作。当由顾顺章和他单独谈话，谈过之后，问他结果时，顾颓丧的回答：“他说自我出了问题，他也被隔离起来，直到最近才恢复自由，□知道我的家眷已被共产党监视起来，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样不得要领的问答，延续了好几天。我的一个同事Ｋ君，忽然想起这个王竹友，是他的小同乡，且是教过他书的小学老师，遂自告奋勇去和他谈话，据Ｋ君事后对我的报告，他和王竹友的谈话是从叙同乡谈起，漫谈他们故乡的风物、回忆小学时的往事，谈到他的家庭和亲友的近况，这样轻松随便的谈话，先使他心理上的紧张戒备状态自行解除了，不知不觉中把他的情绪引到另一方向，使他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所敬爱的亲友，想起他的出世之后尚未见过面的孩子，于是他不由流露出对家人的悬念和内疚的心情，他承认这几年来为了“革命”工作，丝毫没有照顾到家庭。过去，在共产党魔术的催眠之下，成日成夜的“工作”、“工作”，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过，如今换了一个环境，经过好几天的静思，一经有人点破，于是往事如梦景般地在他的心头掠过，表现在他的面部的，是润湿的目光，和轻微的叹息，这是一个共产党徒恢复人性的开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Ｋ君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进行突击，对他说：
“那么，你现在作何打算呢？为共产党牺牲呢？还是回头是岸，和我们在一起呢？如果愿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是最表欢迎的一个，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本人的一切经历，可以使你相信，我不会出卖你、欺骗你，再就利害关系说，我们不必谈什么理论或政治形势，就以你过去的工作以及与顾顺章的关系而论，即使我们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仍相信你吗？”这样的劝解很有效果，王竹友表示愿意接受建议，考虑“转变”。第一次谈话，至此暂告结束。跟着，为他迁移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即顾顺章居住的地方），在更和谐、更轻松的气氛中，由Ｋ君与王君继续与他谈话。终于王竹友表示诚意“转变”了。并且对顾顺章说出衷心忏悔的话：
“请你原谅我，这不是我的罪恶，我是奉命执行的，在我们得到你的“转变”消息之后，周恩来立即召见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统统解决。”
这一不愉快的消息，顾听了虽然感到一阵难过，但并未引起突然的刺激，因为后果早已在预料之中，王竹友的话不过予以证实而已。同时，彼此都深知共产党特务手段的内幕，对王竹友的“身不由己，奉命执行”的实情，顾顺章，更充分谅解，反而安慰这位新战友不必介意。王再一次受到感动，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当即说愿亲自到上海去发掘□体。
一天之后我派Ｋ君偕同王竹友和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一同到上海去办理此事。由王竹友的引导，先到法租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那是相当僻静的住宅区，全弄有十馀幢西式住宅，□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馀都是空房。十一号这一幢，也是无人居住的空宅，进门一个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过一丈见方，长满着杂草。那是一个晚上，我们用手电光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王竹友则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说□体就在下面。因为天黑不便动作，并且即使要发掘，对租界方面也必须事先办好交涉，于是回到旅馆去休息。
回到旅馆后，Ｋ君对于察看地形的结果，存着极大的怀疑，不相信这一方寸之地，竟能活活地埋葬了八条人命，于是提出一连串疑问，提醒王竹友说：
“这可不能开玩笑！王先生，这样小的院子，如何埋葬的了许多人？再说埋人也不是片刻可以完事，难道邻居不会发觉？挖出来的泥土又到那里去了呢？这里的房屋建筑，都是同一型式，你不要弄错门牌的号数？万一错误，岂非天大的笑话？”
但是王竹友非常肯定地回答：
“地点绝对不会错，那天埋人之前，挖土的时候，我们说是种花，泥土嫌多，所以挑些出去，等到一切就绪，再行动手，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天，由Ｋ君出面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提出派员会同发掘□体的要求。法租界当局同样认为此事的超越常理，经派人实地视察之后，向我们提出左列的难题：
一，如无事实发现，则法租界当局的名誉损失，应予赔偿。 二，此事传扬出去，影响房屋的出租机会，如房主人要求赔偿损失，如何应付？ 这二点Ｋ君一口答应愿负完全责任，事情总算可以进行了。然而经此往返洽商，消息被新闻记者探听去了，到了发掘那天，上海各报都大字标题刊载：发掘共产党特务杀人埋□的惊人新闻。因此，那天清晨，甘斯东路爱棠村的周围屋顶和树枝上不知挤满了若干人，成千成万抱着好奇心的市民，都想亲眼看看共产党杀人的残忍手段，究竟是那样一回事。这一场面，更增加了这件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
发掘工作自上午十时开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滑过，一切无动静，Ｋ君等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沉重起来，万一无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时之后，挖掘约两尺深，□发现一枚牙齿。
“这是大牙呀！那里是人的。”周围的观众这样嚷着。挖泥的工人也不耐烦起来，□里□嚷着“没有”、“没有”。但是王竹友仍非常镇静，他坚持非挖到叁、四尺深不能发现。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泥土忽然转松了，而且有殷红的湿迹，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现了一个洞，洞中飘出一阵□体的腐烂气息，令人作呕，土工们嚷着“下面有东西”。一个工人伸手进去，登时脸色都变了，结果带出一条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观众，不期然地同声叹息着：“共产党真是……”Ｋ君等立刻松了一口气。
于是轻轻地耙开浮土，四个赤裸裸的□体，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个人颠倒捆成一扎，一个的头颈和另一个的两脚捆扎在一起。这显然是死后捆扎的，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看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体，不觉泪不如雨。
“那是我的姊姊，那是我的母亲，那是我的父亲，那是叶小妹。”他对着□体一个个地指认，旁观的人鸦雀无声地欣赏共产党特务这一“杰作”，莫不咬牙痛恨，而对顾顺章一掬同情之泪。第二天的报纸，更详细地记载发掘的经过，并附有多幅照片，于是，共产党杀害人命的残暴罪行，初次大白于天下。
顾顺章被害家属的一部分□体发现之后，根据王竹友的指认，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续从事发掘，由于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租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叁、四十具□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竹友等所干的成绩。
现在是租界当局向我们提出要求了，因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连续不断地被发掘，这对于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能力，实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连日经过在沪的各国新闻记者的报道，此事弄得举世皆知，这对于租界当局的名誉自属不利。因此，他们向我们要求迅速作一结束，不要再继续发展了，他们提供的报答是：今后我们在租界方面进行防制共党活动的工作，将获得他们的全力协助，我们因任务大部完成，当时就同意了这个“君子协定”。
上述的叁、四十具□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馀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
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叁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Ｋ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Ｋ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Ｋ君立刻引她去认□，Ｋ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
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Ｋ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叁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Ｋ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永，Ｋ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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