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你往何处去？

江泽民作为1个毫无政治使命感的政治领导人，面对各种矛盾，在他任内，这些矛盾，因为刚刚浮出水面而没有激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是他的无所作为无为而治给他的后任胡锦涛留下1个怎么走无法走出的政治困局。在江的政治遗产中尤其对中共执政能力最致命的是官僚队伍执行力的丧失。因为1个专制制度的维系，它从不在意从不遵从任何民意，所以它的官僚队伍的高效执行力──也就是制度的镇慑能力──是它的政治统治得以延续的唯一基础。所有末路王朝最后崩溃的原因，从其自身内部来找，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例如常见的“腐败”，其实只是表象，都可以归结官僚队伍执行力的丧失。但是在“6．4”之后，江的时代，因为丧失信念，官僚队伍也日愈演变为1个与中共高层的执政目标离心离德并且有自己的利益观价值观的即得利益集团。胡锦涛面临着无法逃避的抉择，要么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要么后退从中国以往的专制制度的王朝里寻找执政的制度资源以维系其统治，因为他不具有江的时代的那种制度稳固上的比较优势，因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力是随时间长短而衰减的，现在看来，他因为无法逃避，不象江那样有政治缓冲能够把问题和责任推下1任继任人的余地。他正在进行后1种的政治选择，即从中国即往的专制王朝里寻找制衡官僚集团的制度工具，如纪委巡视制度就是专制王朝里“御史纠察”制度1个现代翻版，总之，胡锦涛因为没有折衷之道，中国将迎来1个比江的时代更加黑暗的时代。专制王朝虽然比不上民主政治那样稳固，但比起一切存在的或是消亡了的共产党执政的
国家，其生命力显然要长久得多，官僚队伍的有效的执行力也会维持相当长的1个时期，两害相权取其轻。

江泽民作为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虽然他的生命有机体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是从政治生命上来看可以盖棺论定了。通常作为1个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要有一番作为，知道要把这个国家引向何处，尤其是在江接手的这个多灾多难面对着各种无法逃避的责任的中国，使命感应该尤其强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任何的那怕是一点的使命感，14年的无所作为梦游般地统治，“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的政治统治生涯，14年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他有任何的起码的政治见解和施政方向和目标，不知道这是中共的不幸还是中国民众的不幸。

“6．4”上台伊始，他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一种无法逃避的政治使，那就是营造出1个稳定的能够让官僚奉公守法（建立建全清除腐败的一套机制）让人民相安无事从而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的政经制度。稳定不是在中宣部的指示中实现的。但是他没有，没有一点点的作为，他的14年的统治，颇类似于明万厉皇帝的那种怠工式的──与臣僚堵气、作对、人们希望他做什么，而他偏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放着社保、医保这些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急迫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顾，而去搞那种表面繁华自吹自雷的表面文间，如举办奥运会，可说是江氏执政风格的登峰造极的执政，面对各种矛盾各种难题视而不见一推了之一压了之的统治态度，他的这种统治之道，面对那么多的社会政治难题而作逍遥之游，至今是1个谜，有待后人研究。不管怎么说，在他手上，终于断送了让中共执政体制最后能够转危为安的机会。在他执政的14年，他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和政治体制难题的解决是不容迟缓的，但还不是积重难返的，只要有决心，甚至是不需要太大的决心，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至少能够让社会危机爆发的晚一点，能够在保住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予以缓和的，毕竟那时的问题和矛盾才刚则浮出水面或是浮出水面不久，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够意识到，时间决定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矛盾将越积越重，解决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会成为1个无法打开的死结，那种什么都不顾，只强调ＧＤＰ增长的“一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留给他的后任胡锦涛的是1个危机重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政治困局。现今的中国，我
们已经看到了江泽民统而不治的政治后果，人民不满的骚动和社会的混乱已成为常态。

如果不是从为文的严肃性来看，我们真的怀疑江泽民是否是故意恶作剧而为之，给他的后任留下难题，留下这样的1个怎么走都无法走出来的困局。如果中共因此而亡──这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中共政权在胡手中断送掉的话，后世总结这段历史的话，我想最恰切的话是引用史家总结明史的1句话，“明之亡，不亡于思宗（祟祯）而实亡于神宗（万历）。”

而江在他的执政后期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恰好从另1个侧面上说明他改而不革的执政生涯使中共丧失了或者说不知道他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执政信念在哪里，执政方向在哪里。

但最重要的是，江泽民留给胡锦涛的政治遗产中最可怕的也是最致命的是官僚队伍的彻底朽烂，丧失了最起码的执行力，任何高层良好的利民初衷到下面都要走形扭曲，形象地说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转化成1种官僚自利的寻租工具从而害民毁民，而且随着江的14年的糊涂统治，这个担当着中央到地主基层的政策执行工具的官僚集团已经演变为1个成熟的有自己的利益观价值观的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任何执政为民的信念，不讲任何操守，为官只是为了更好地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的利益，在两种制度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的1种中间过渡状态中大获其利，而成为反对走向完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的1个阻力集团，并因此具有一种组织性的反对力量与中央博弈，有如《北京青年报》上所形容的1种“中间过程利益集团”
他们愿意改革的停滞，永远地维持住这种即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而这种中间状态的延续又从某一方面有利于中共（只想经济改革不想政治改革）的一党执政地位，如果这世上真有1个江泽民主义的话，可以作这样的1个简单概括，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不再依靠工人和农民阶级作为它的政治基础，而是有意地有目的性地实行1种即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中间经济体制，从而飬养出利用这种中间状态大获其利的官僚即得利益集团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以便更效地维护其专制。

但愿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只是出于无心的结果，否则这个官僚即得利益集团就太可怕了，因为它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不具有任何执行力，把中央的政策一以贯之到基层，让社会出现明显的脱节，让社会生活僵化失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时种种社会矛盾激化就是这种官僚利益集团自觉或不自觉的胡作非为和无所作为的结果。这也就是胡锦涛上台后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的这一问题的由来。这个问题放在民主国家里不会成其为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产生这个问题的制度之壤，而在民主制度不彻底的国家里，它会存在，但却不会致命，但是在专制国家里它是致命的，因为它的专制体制不具有民意性，也无意想具有民意性，也不在意民意性，而且也根本不存民主国家里那种“异体监督”的体制外纠偏力量的存在。而专制制度得以存在下去的关键就在于它的官僚（干部）队伍毫无道德感约束的高效果决的执行力以对抗民意的扰动，这种执行力更形象地说就是政府的“威压力”──镇压民众的反抗能力的强弱，腐败并不可怕，专制体制本质就必然导致腐败，但腐败与官僚队伍的执行力并不必然地相关联，看看在中国的封建王朝里，腐败的官僚队伍同样具有很高效的执行力，能够把皇权施展到基层社会，只是到了晚期，它才彻底地失去了执行力，而这个时间跨度通常是200年左右，专制王朝因为官僚队伍的腐化丧失执行力，从而最终因为社会动乱结束这个王朝专制，代之以另1个王朝专制，而中共才建政50余年，就出现末世景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1个专制国家，腐败不可怕，并不是它丧失政权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有时它还是维护专制制度的1个辅助剂，能够有效地用来巩固它的专制制度，只是在江的时代，因为他个人的无能，才出现这样1种因为腐败而快速导致官僚执行力丧失的现象，这是1个特例，他忘记了邓的教导，“要两手都要硬。”在施惠官僚集团的同时，忘掉了挥舞大棒。

中共的缔造者毛泽东就说得很明白，“路线制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在1个专制国家里，官僚决定一切，即决定人民生活的质量，也决定专制稳固程度。一旦丧失了这种执行力，专制制度也就处于崩溃的前夕。任何1种制度下的官僚，都有天性自利的本性，在民主国家里，官僚队伍的执行力是靠民意，民主制度来保证的，而在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共产党国家里，官僚的执行力，以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典型的统治者为代表，他们是靠不断的清洗和运动来保证官僚队伍始终具有最高效的执行力。而不是以利诱之，这一点上江为中共自掘了坟墓。这里只说中国，在毛时代，不管他如何倒行逆施，因为官僚队伍始终畏惧政治上的高压而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执行力，政策能够从中央到基层始终一以贯之，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和变形，在邓时代，不再有政治运动的高压，而且他也不具有毛那样的威望，官僚的执行力就在不断地衰减，“6．4”的爆发，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1个很好的印证。但邓最后闯过“6．4”，总的来说，还是最终有赖于他沿用的毛时代的官僚队伍的执行力（他本身就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1员，而且是很得力的1员）的保障。

上台的胡锦涛正面临这样的1个吏治全面腐败、大局糜烂的困局，现今所有社会矛盾的激化都缘于江时代这个豢养出来的毫无执行力的官僚即得利益集团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胡作非为，从而让社会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时间不允许他能够象江一样能拖就拖，或是不理不睬，如果他不想让中共的政权断送自己的手上，他就必须要让中共官僚队伍重新焕发出执行力来贯彻他的方针政策，在共产党执政的制度资源和经验中，他能够唯一借鉴的是就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所采取的那种“砍人头式的清洗”，而他显然不具有这样的魅力，而且时代的不同，也不大可能让他有这样做的政治条件，而他现时所搞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整党运动，因为不象毛时代不斗争不流血，终究对打造中共官僚队伍的执行力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胡锦涛，向何处去？只有两种可能，1种是向民主制度靠拢，另1种是倒退到中国即往的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中去寻找制度资源。从他两年来执政的表现来看，我们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第1种的倾向，但不排除他执政晚期会有这方面的可能。只是目前，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从他执政的一些做法来看，他正在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寻找制度资源，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即然他没有“大清洗”的魄力，又没有江时代那种制度稳固性上的比较优势，他无法逃避象江那样还有政治社会所能容纳缓冲矛盾的余地，或者说江已经不留任何情面把这种余地提前用完，他不可能、历史也不会给他机会把责任和问题推给他的下一任，在他的任内，要么危机解决，要么危机彻底爆发，让中共成为历史。他别无选择，没有折衷之道，只剩下这最后的1条道路，从中国既往的专制制度里寻找激发官僚政治执行力的制度工具。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去年在中共纪委施行的纠劾中共官员违纪违法的巡视员制度，其借鉴就是专制王朝“御史台纠察制度”1个现代翻版。公心而论，以现在中共的执政体制的稳定性来看，它是远远比不上中国专制王朝的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的。中国专制社会只是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较而言，才显出它的落后性，但是从另1个角度上来讲，把它比做1个大一统的垄断公司，则它的一些制度性的东西，能够通常使它延续200多年的生命周期，这是连现在的一些成功的大跨国公司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从这一点来看，无疑它的这1套制度比起中共以及一切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要成功得多──因为延续最长时间的共产党国家前苏联也只是存在了70多年──它的制度资源对如今危机重重的中共来说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胡锦涛所借鉴的封建专制王朝相对独立的监察（言官）制度，至少在相当长的1个时期会起到提高中共官僚队伍执政能力的作用，吏治腐败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虽然最终不能解决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对胡锦涛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出于路径依赖，没有成功的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经验让他借鉴，我相信他是极有可能把中国重新纳入到封建王朝的统治仪轨中去，面对现时激化的社会矛盾，他具有这样做的动机，至少不能让中共的执政地位在他这一任手上瓦解。但因此中国将迎来1个比江的朝代更黑暗的时代。这已经部分地得到印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