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 “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 ‘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 “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 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 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份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选自《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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