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这个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悲喜交加的日子：已经过60年了。这天，曾经大举侵略中国15年的日本强盗终于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俯首投降了。日本在华奸淫烧杀的暴行，尤其是那惨无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永远不可原谅的。英勇的中华儿女为保卫家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中共为维护其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始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隐瞒历史真相、散布谎言。中国大陆广大年轻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还知之甚少。不幸中的万幸：近年来大陆的史学家也渐渐勇敢的揭示了一些真实情况。本文也汇集了一些历史材料，主要是从大陆出版的有关材料，试探性的弄清一些抗日历史的真面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苦难与侵略者
我国的东北地区，自1916年起一直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割据。到1928年，张作霖被北伐军打败，接着又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由张学良的部队管辖，但是此时的东北地区早已是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100多年来长期争夺和鲸吞蚕食剩下的版图。俄国和日本曾经爲此于1904年在这里展开日俄战争，打了一年多，使得我国东北同胞遭受了无尽的劫掠与屠杀。最后俄国战败，日本也侵入东北地区。但是由于俄国与我国的新疆、外蒙古和东北地区接壤，侵略起来方便，比日本入侵早得多，又逼迫满清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所以俄国占据我国东北的领土和其它利益是当时八国联军各国中最多的。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己有很多苏联人占据着许多城市地区，也有日本的关东军。俄国和日本皆恃强凌弱，而张学良是军阀，也常以国人的中庸之道应付两个列强。张当时被委任爲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鉴于国内尚未完全统一，国力虚弱有内战频繁，百废待举，张学良一直对日军的挑衅采取忍让的态度，如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于日军寻衅后的九月六日给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的电报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焏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无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其实中国驻军在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没有料到日军会全面进攻。
而对苏联，由于苏联建政后曾两次正式宣布废除过去沙俄强迫我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所侵占的我国领土和其他主权。这在当时的确骗取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包括孙中山先生。从而才有了“联苏、容共”（后让中共篡改为“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也正因如此，才使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苏联也派人出资在中国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的善良本性丝毫没怀疑苏联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却是个骗局。
原来斯大林派越飞同孙中山谈判时，还是采取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不实践的狡猾手段。所以，苏联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与其它利益。实际上，苏联仍承袭着沙俄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它所宣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过是掩盖其共产帝国主义面目的遮羞布。而且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用这个理论所武装建立的百依百顺的中共，从而可不费一枪一弹完成其侵占中国的霸业。
既然孙中山已连俄容共，中国人又天性忠恕宽厚，国民政府也无暇顾及。苏联也就大大方方的仍然占据着根据沙俄强迫我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和其它利益。其中大部分在东北，例如，根据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去的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的乌苏里江以东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另外还有海港城市海参崴，苏俄把它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其含义是“控制东方”；还有根据1896年“中俄条约”和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苏俄霸占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以及从哈尔滨经长春到旅大的中东铁路沿线及地区；以上这些都只是在东北区域内。另外还根据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苏俄占据着我国新疆霍尔果斯河伊以西、斋桑卓尔以东地区。苏联不仅不归还这些领土，还公然于1922年出兵占领了我国外蒙古。尽管后来蒋介石民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些领土被占领，苏俄依然以其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解放蒙古人民为名义使之从中国分离。中共对此却置若罔闻。我们认爲，苏联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化是妄图奴役整个中国，步骤像对待外蒙古一样。
如果这些还不能清楚的表明苏联完全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何侵略波兰和芬兰的史实：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以及德意日签订 « 三国同盟条约»后，苏联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则拼命叫嚣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拥护和平。而当希特勒在发动二战之前拉拢它时，它马上于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法西斯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 。实际上是帮助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于1939年9月伙同德国法西斯共同入侵波兰并瓜分了波澜。然后苏联又在同年11月入伍并占领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如此与德国法西斯并肩侵略弱小国家，不是帝国主义行径是什么？！
苏联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暴露，使人开始怀疑苏联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化的目的。此时毛泽东在中国赶快出来替主子狡辩叫好：“国内的许多对于苏联进兵波兰的问题糊涂起来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的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的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实践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些什么话呢？难道对这样一个侵略人家国家的苏联还不许人家反对吗 ?人家没有权力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吗？而且事实证明苏联确是侵占了波兰的一部分领土，人家还没有权力拒绝吗？“波兰政府无能”也是你苏联入侵的理由吗？；毛接着说“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引文来自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且不说毛泽东为苏联狡辩有无道理，只在看他自己二十多年后的话“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他们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花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化过去的它们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此话引自 «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天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划过去”当然是指侵占，说明1939年苏联的确是侵略了波兰和芬兰，而不是什么“解放 ”，或是爲了避免使波兰东部少数民族受德国统治。也清楚的表明苏联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也说明苏联一直想侵占我国的黑龙江和新疆。
毛在前述1939年为苏联狡辩的文中还提到了«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实际上苏联却在1941年同正在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毛也为此替苏联狡辩。苏联这些侵略行爲以及随时可以和任何一个法西斯侵略者为伍、助纣爲虐、侵略弱小国家的行爲，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明知道当时苏联入侵波兰和芬兰是侵略行爲，爲什么赶快出来为苏联狡辩呢？因爲他怕如果大家都看清了苏联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就会怀疑苏联在中国大搞苏维埃化的真正目的是奴役整个中国，也会怀疑到中共的一切依附苏联的卖国行爲上。
而毛泽东的野心却是打算利用苏联的扶植完成他的皇帝梦：所以当他当了皇帝后就得意忘形吐露了真情：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苏联的侵华野心。
所以，九一八事变实质上是日本和苏联继续侵略和争夺中国的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已在宣言告诫日军占东三省是“反苏战争的第一步”，即是明证。
而中共卖命为苏联开展的苏维埃化是名副其实的汉奸卖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国内形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国内并未完全统一。一些已经宣告效忠国民政府的西北军阀如：阎锡山，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还伙同李宗仁即所谓改组派分子汪精卫等合作：反对中央政府、发动反叛战争。直到1930年11月，阎，冯才宣告失败。而将他们所控制的晋、察、绥，甘，陕，宁，青各省政权交还国府。当时主政的国民党即蒋介石对全国各地军阀采取了妥协政策，以期达到和维系国家和政府的统一局面。所以阎锡山仍是晋察冀绥的实力派。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军阀并不能完全节制。例如,后来冯玉祥又再次反叛中央。同时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内部在九一八事变也处于分裂状态，1931年夏始分裂为两个中央：西南粤、桂两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及国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
究其原因，首先是各省军阀不愿受中央节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抗上反蒋情绪被日本人和中共诱惑、利用的结果。日本人是爲了制造，便于其侵略；而中共是爲了反叛夺权，又有苏联多年的怂恿和支持，代表着苏联的利益，他们已经渗透到全国各省政府部门、各部委、各阶层，更不用说各省军阀周围了。所以，实际上军阀割据状态并未消除。不用说军队不能统一调度、令行禁止，就是财政税收也还有些在军阀手中。尤其是中共在全国各地策动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部队的哗变、倒戈此起彼伏。加上共军在后方的军事攻击，掠地应接不暇，动乱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无法正常运作。此外，爲了抵御强敌，当时的国军武器弹药匮乏，也急需筹措和现代化：因爲当时的国军还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与日本的坦克、机枪拼杀。
如此大量棘手的问题亟待政府解决。作爲政府首脑，即使当时不是蒋介石，恐怕也必须把治理内政摆在第一位。所以才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显然，“先安内”并非只是对付共产党，而是要解决上述一切问题。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大部分待解决的棘手的问题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在当时，蒋介石是唯一能团结政界各党派又能震撼各省、各系军阀、使之听命并被领导的军政领袖，也是能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统帅。所以，反蒋、倒蒋和分裂中央政府及策动“自治”等都是敌人运用的反抗战的手段。
日本不仅策划了伪满洲国，还曾大规模的策划了所谓“华北自治”以及察哈尔省的蒙古族自治，并利用阎锡山的反蒋情绪，妄图使其脱离国民政府，但未得逞；也曾插手西南中央政府的活动。敌人非常清楚：蒋领导的国民政府是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核心。曾亲自参与“华北自治”活动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曾在其对日本记者散发的«对华之基础观念» 的宣传册中强调：只要蒋介石及其集团统治中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既使日本采取公平，合理的政策也不会存有对日友好的政策的希望。因此，日本帝国应当独立的，不理他们的虚与委蛇，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以采纳日本的对华政策，这个乐园将逐渐扩张，直至迫使中国必须改变对日态度，否则，蒋及其集团将不可能被允许存在。
苏联就更清楚：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坚决反对苏联继续占领沙俄时代侵占的中国领土和苏军侵占我国的外蒙并要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当他还未收到德国的压力时，就全力指使和控制中共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而到了1936年，他感到了德国的压力需要中国的军队牵制日军时，既使中共策划了西安事变抓到了蒋介石要杀掉蒋时，它又要中共放掉蒋去领导抗日。
就连一贯说谎的毛泽东也曾在他发表的« 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说“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具备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毛的这篇文章是1938年10月10日在中共的6中全会上发表，全文共8部分，而在« 毛泽东选集»中只收录了该文的第7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将这部分隐去了）。
毛的这篇文章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发表的，但是苏共指使中共要同国民党合作，此时毛显然在实际行动上不抗日，但还是不得不说些实话。这就是“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的所建立的“全国性的政府”是“汉奸政府”。
九一八事变前后，反蒋、倒蒋最猖狂的恰恰是中共，他们并不讳言，所有的决议及文件和宣言中大肆宣扬。原因是他们抓住了全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然后又抓住国府在准备抗日和整顿内部以及对日虚与委蛇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扭曲、甚至造谣。但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进行，才能煽惑起人们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对声浪。而中共军就趁机大肆发展壮大。
请看几段中共史书的记载：“到1930年初，南中国几个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团结在中共周围”；“到1930年3月，红军已由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13个军，6万2千720人，2万八千9百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等大小十五个农村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到了十二个省几百个县”。
在中央政府军与1930年北上征讨军阀阎锡山、冯玉祥的叛乱时，中共趁国府“后方顿时空虚起来，这给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于6月11日通过了« 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几省»的决议，“八月三日，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会上决定在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罢工的同时，要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要求南方及在广州组织暴动。……八月六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接着，中共中央下达了一系列的训令。例如，1931年2月« 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党部令»指出“各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士兵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于六月在“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地方党部的训令”指出 :“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重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已成当前的紧急任务。”并强调“建立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首先是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岳州，南巡路，武吾路，京汉路等，要成爲苏区与非苏区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另外，中共还作了关于汉地运动的专门决议“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
中共按这些指示、决议、训令猖狂进行反中央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在煽动群众和策反原军阀官兵的兵运工作方面，对促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分裂有极大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政局正是大敌当前却后院起火。国家的统一与内部安定和团结是抗日御侮的首要条件。爲了使党和国府内部首先团结起来，蒋介石接受了西南粤桂中央执委会、政务委员会和北方军阀冯玉祥共同要蒋下野的要求，毅然在九一八之后的十二月十五日辞去国府主席、行政院长与全国海陆空军司令的职务离开南京。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件之后一段时间中国军队竟没有了军事统帅。而中共对此消弱国家民族抗日力量之状况负有极大罪责。
蒋去职后，选出了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然而，新政府首脑根本无法应付内外交围的危局。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长孙科只得力请蒋介石复出，蒋介石乃于离南京后的一个月后，于1932年1月21日重返南京协助政府，却是无职之身。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才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之后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驻扎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我沈阳。时任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会全面进攻，还以爲如往常挑衅一样，所以下令不抵抗。及至12月中关东军攻击锦州时，政府电令张“应极力之所乘机抵抗”，张表示“力有未逮”。1932年1月3日辽宁省政府撤离锦州，日军次日入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是中华民国战史的真实记载。
接着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月28日在上海一带攻击我军。一二八事变爆发，我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和军长蔡廷锴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誓死抵抗，双方争夺闸北。日军虽屡次增兵中不能胜19军，日方曾三易主帅，数次增兵 。此时蒋介石发出指示：立即将精锐的中央精锐部队总87和88两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于2月8日驰援上海与19军共同英勇抗击日寇，苦战32日后仍不得不撤退。政府也曾命胡宗南与江西的第9师蒋鼎之部驰援。胡宗南部遭日军阻击，而蒋鼎之部“扼于共军之尾，随后追击，但未能抵达淞沪而战争已停”。以上为中华民国抗战时所载。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以中共军队在江追击前往上海抗日的国军的例子，以下我们看看中共还做了些什么。
在中共中央出版的党史书上发现有“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及时于9月20日，22日，30日连续发出宣言和决议”的讯息，但却躲躲闪闪不说明其具体内容，我们只能找到一部分：9月20日发表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这似乎是正式地把中央反叛政府要建立伪国国号公请于国民，从而表明它们是属于苏联而不是中国，虽然加上了“中华”字样也是准备加盟苏联的中国了。这个宣言除了表明他们为苏联附属和要领导抗日以及大量篇幅诬衊国民政府、国名党和蒋介石之外就是号召国民“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
两天后的是«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说是“党在这次事变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和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中来，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农民、工人、士兵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为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还把日本侵占我东北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中共还有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等，其内容都类似。主要内容都不外是爲了“武装保卫苏联”，要煽动国内各阶层的骚乱，而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这完全是秉承他们的主子苏联的旨意。
再请看1931年11月6日苏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告全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中的话：“日本强占东三省，这并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的战争，这是对我们的战争”。“已经在中国开始的战争便是反苏战争的第一步”。共产国际在12月29日给中央的另一指示“共产国际指示”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这里清楚地看到：苏联说“日本强占东三省是对我们的战争”，中共就说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苏联说“推翻国民党是……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共就说“组织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苏联说“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中共就说“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为表明对主子的忠诚，嫌鹦鹉学舌还不够，还要喊出“武装保卫苏联”，在从他们要建的伪国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苏区哪一点能看出这些中共党徒还是中国人！
对比中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和之后发表的这些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叛中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表面上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为发展自己势力不惜削弱国家抗日力量的鄙劣行径。
九一八事变后，国府积极备战、整顿内部、筹集资金、强化军队，准备长期抵御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内部也呈现不计前嫌，团结御侮的局面。很多军阀后来都变成了积极抗日的将军。如果中共也能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象其他也反蒋的一些军阀一样宣布停止反叛活动，哪怕只是暂时的愿意在国府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抗日，也能表明他们还有些爱国心。蒋介石何必分出军队去围剿？然而，中共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趁火打劫。
首先，在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即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中共宣告其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只在一些文件打出旗号，还没正式成立），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爲副主席，并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着，这个临时“中央”淤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闵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北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接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请看中共的一些记载：训令中说“继续着1931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的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湘赣为中心联系到相干，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根据这个训令，以第三军团爲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2月3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这次战役历时33天，城市攻克，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效的。”；“4月20日，东路军攻占漳州……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怀部署两路军在湘赣边区也扩军40个营。”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与和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闽敌……随后第一、五军团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经地区……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击溃粤军20个团。”；“8月8日，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南昌、杭州大震。”“10月18日、19日、22日连克赣南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闲，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公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周恩来参加了。2日他和朱德随军出发。5日、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9日又在浒湾同孙连钟、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
请注意，1933年元旦日本也在北方开始进攻榆关（即山海关），又与中共军配合南北夹击国军。中央政府立即抽调中央军关麟征部北上增援，与北方各军编组8个军团准备进攻，但第五军团汤玉麟弃离承德。中央急派何应钦北上。6日，蒋介石委员长也匆匆自汉口北上保定指挥军事，命令对汤玉麟革职查办。因有其他失职而张学良也引咎辞职。3月9日第三军团以29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以大力奇袭日军，血战三昼夜，杀死日寇逾三千，成爲震惊中外的首次抗日胜利。宋部刘汝明师又在罗闻塔大胜日军。一二八事变时19军和第五军团的英勇抵抗和喜峰口的胜利教训了日军想“三个月亡华”是做梦。在抗日战史叙述到此就会读到“蒋委员长坐镇保定，抗敌将士获精神上之鼓舞，战况成乐观取向。不意共军突于此际扩大叛乱，分路鼠扰赣、闽，蒋委员长遂不得不于26日离保南返。 ”这就是说，蒋介石在九一八后长城抗战之际，受到日本和中共南北夹击，不得不疲于奔命应付外侮和内贼。
谁出卖中华民族利益
中共在全面军事攻击国军的同时，尤其擅长利用宣传攻势污衊国民党和蒋介石而骗取百姓和舆论，以取得统战和瓦解国军的作用。这无非是造谣、诬衊国民党而把自己打扮成“抗日”的和“进步”的。而他们的谣言和谎话会被宣扬的铺天盖地，做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到这些谣言、谎话将人们洗脑成认爲真理爲止。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今天还想篡改就不容易了。
例如：中共党史不厌其烦的宣传说“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在他们于1931年12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上说，“为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性与解放，爲了求得民族解放战争的实行与胜利，必须首先打倒反革命的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使千百万民众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我们从前文索引的中共的一系列宣言和决议知道：中共要实行的“在苏维埃领导之下”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是要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之际要“武装保卫苏联”。苏联究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是朋友，我们前面已叙述过。苏联不过是继承了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把侵略手段由内是明目张胆的武装侵夺，改爲主要在被侵略国家内组织并控制共产党，从内部颠覆式的苏维埃化或赤化，必要时，才出兵干涉并采用两面的手法。
这种侵略方式显然比过去的单靠军事侵略更具欺骗、更加有有效。所以苏共窜权成功不久就派人到中国组织了中共，而中共在当初起家和未打下江山时对苏共是十分孝顺的。这不是恭维。看一下中共自己的记载就会明白：中共大规模发动武装暴动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完全遵循苏联通过共产主义的指示办的。
王明于1928年在中共6大时写道“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浪潮必需的任务便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注：王明的这段话引自共产国际指示的原话），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武装暴动。因爲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用全部力量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这个决议。”其实，中共的6大在莫斯科召开也是由苏共的共产国际东方负责人米夫一手操纵的。 请看中共的另一段记载：6大闭幕后，举行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政治局，米夫和布哈林都参加了。米夫不加说明地提出了一个7人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项英。这个名单在代表们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况下通过了，米夫接着说“共产国际认爲最好由向忠发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李立三主管组织，蔡和森主管宣传，周恩来主管军事，项英管工运。多数人认爲，向忠发不能负起总书记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考虑到共产国际支持他，又没有合适人选，就勉强同意了米夫的建议。”
后来，米夫于1930年12月来到上海，当时的中共中央已有瞿秋白主持，而此次米夫到中国的使命就是：把瞿秋白赶下去，把王明拉上台。当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但是米夫决定召开6届4中全会，以爲这样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把王明推上台。于是，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了米夫的建议，决定收回召开紧急会议的成命，改爲召开四中全会。中共的6届中全会又米夫一手把他的“替身”王明塞进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中共就更听话了。因爲“米夫极力点化王明，说他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4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4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4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米夫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又戴帽子，又打棍子，真是凶得狠！”
但是，共产国际太上皇不管如何凶，中共中央还都是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坚决照办。中共名副其实的是苏共的儿子党。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的。他的原话是“过去苏联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思想僵化，现在好一些了。”这文章也刊在“毛泽东思想万岁”。
如此的孝子贤孙党，当然它要“武装保卫苏联”而不顾中华民族利益。还是再看一段中共史书的记载：“7月27日，红军三军团乘机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欣喜若狂，于8月1日和3日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同时，要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1930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要求‘苏联蒙古出兵支援中国革命’。”这不是要引狼入室和出卖中国吗？！如此，还有什么民族利益不可以出卖呢？
其实，苏联公然武力侵华，并非只有外蒙古一次。现在来看，第二次（前文已提到）苏联一直占据着我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藉以长期掠夺我国的资源，并借助其大量的苏联工作人员在东北地区推行它的苏维埃化，发展地下共产党，妄图把东北地区变成爲一个外蒙古。中东铁路是由中线和支线两段组成，当时是由沙俄督工、我国民工所建，主权应该是我国的。苏联虽然口头承诺归还，但是一直赖着不还。竟然恬不知耻的藉口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不承认苏联而不与之谈判：不是他不还，而是中国人不收回。但到了1924年中苏联达成建交协议时，又以狡猾的欺骗手段同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港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把中东铁路变成表面上的“中苏共管”，实际上仍由苏联霸占。在沙俄时代，俄国人在铁路沿线只是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侵扰我国居民。到了苏共时代，除了仍然践踏我国主权和侵扰沿线的我国百姓外，又加了一项开展赤化与苏维埃运动。大量苏共人员确有颠覆中国政权、发展地下共产党、策反国军、从而把东北变第一个外蒙古的妄图。对此张学良也不能再容忍了。因此，国府蒋介石亲临北平，与张学良商议收回中东铁路段主权，反对苏联借中东铁路工作人员搞秘密赤化活动。
张派人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从而爆发了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收回中东路主权的维护中国民族利益的行动，使苏联立即暴露了其共产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派兵攻击我边防军，并迫使我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有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 « 伯力协定 »，苏联仍继续霸占着我国的中东铁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正义行动，无论对外蒙独立事件还是收回中东路主权事件，都使苏联恨之入骨，这就是爲什么苏联指使中共要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原因。
再看看中共史书对中东路事件的记载和叙述是什么立场：“1929年5月27日，东北当局藉口苏联工作人员在中东路‘宣传赤化’，派兵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禁总领事及其他人员。苏联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蒋介石亲自到北平，同张学良密谋，决定派兵向中苏边境集结布防，并派兵于7月10日强占中东路全线，解雇苏方人员，并将其高级职员驱逐出境，粗暴的破坏了1924年的 «中苏协定 »。接着，在中苏边境展开了武装冲突，苏军以猛烈的攻势摧毁了中国军队…… ”“当中东路事件刚一发生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于1929年……7月21日发表«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 ，号召中国工农劳苦大众以革命的行动来答覆中国军队‘暴行’，‘与苏联无产阶级结成更亲密的兄弟般的同盟，坚决的实行反对中国及俄国白党的斗争’，提出了‘拥护苏联’口号，又于7月24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42号»，把‘拥护苏联发展成’武装拥护苏联‘，并说‘如果帝国主义、国民党实行对苏联的武装攻击的时候，就是中国革命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我们亦应在共产国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的行动。”
中东路事件表明：共产主义的苏俄丝毫没有改变沙俄侵华一贯政策，一直到后来中共建国至今，不仅没有归还任何沙俄时代侵占的中国领土，还一直在中共边界制造各种事端继续鲸吞蚕食我国领土，从东北一直到新疆，并掠夺中国的资源，中共建国之初，自己国家虽然穷得提襟见肘。苏联要中共去打朝鲜战争，中国不仅死了近百万人还要偿还苏联的阎王债务几十亿美元。苏联还从中共的手中得到了比过去中东路多得多的中国陆路和空中交通的特权。二战后苏联崩溃的经济完全靠吸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才得到恢复。就是这样一个从未停止侵略中国的共产帝国主义，中共却奉爲主子，言听计从，按照中共子对中东路事件的叙述，苏联要它“以革命的行动”答覆中国军队暴行……实行反对中国的斗争。“他所谓的中央立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还能说不是孝子贤孙？还不能说不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却反而诬陷国民党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这不是贼喊捉贼又是什么？！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难道中共内部真的没有哪怕有点儿爱国心的人？，难道真的看不清楚当时苏联的真面目？真的看不清当时他们的态度和行爲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如果说当时迫于苏共压力而装作不知，今天苏联已不存在了，这段历史也该还其本来面目了吧？不知道今天中共对当时蒋介石要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持何种态度：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大量的抗日战争史实表明：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行动与准则，从后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和七七事变后直到抗日胜利，始终一如既往 --- 趁日寇入侵之机，假抗日之名，行自我扩张之实。这才使我们真正理解爲什么毛泽东说“爲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引自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我们爲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2万5千人军队，打了8年，我们又发展到120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引自1964年7月10日的«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是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的谈话»），以上二文皆刊于«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
记得蒋介石先生到了台湾以后，曾检讨对中共认识不透彻，误以爲中共毕竟也是中国人，面对民族危难，总不至于真的…，所以未下决断清除之。不成想养虎终于为患、酿成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其实，纵观中共80余年历史，在维护一己私利、惘顾乃至伤害民族、国家利益上，它们从来都是一贯的。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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