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三个背景因素中，其承前启后之核心作用的，便是对所谓“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理解和应对问题。
那么，到底是哪三大背景促成了这个“怪异”的焦点？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又如何上升为“焦点中的焦点”？而在大量存在的“破净”现象和由此造成的“国资流失”面前，几乎所有的国资代表们为何有“集体失声”呢？
其一，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貌似股市一家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事关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政治改革的全局。
事实上，中国股市从当年设想的改革 “试验田”，到后来发展为国企的“脱困基金”，再壮大到“尾大不掉”的分裂型 “证券市场”，最后发展到“国九条”定性了的“不可忽缺”的“资本市场”，其间的每一步嬗变都在讲着同一个故事－－“挺进中原”：向市场化改革纵深挺进。而如今的股改所打响的正是“挺进中原”的核心战役。
其二，股权分置改革改的是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制度问题，但问题在于，正是这个当年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导致的制度问题却造成了对流通股东最为严重的不公和剥夺。据经济学家刘纪鹏先生测算，截至 2005年6月30日，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84元，而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价格为4.95元。若以2.84元／股的净资产价计算，近900家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帐面价值为9866亿元，资产增值为2.48倍。若以 4.95元／股的市场价格计算，近900家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市值为1.72万亿元，资产增值为4.32倍。这便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在15年来 “报值增值”的“战果”。当然，这还不算总共缴纳的2100多亿税款。而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同样据刘先生测算，15年来，也截至20本年度6月30日，以 A股IPO平均价格6元／股计算，A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IPO融资和增发配股中，总投入为12500亿元。若以目前两市上市公司平均股票市价4.9元计算，目前市值仅为10200亿元，流通股股东一级市场总体亏损额为2290亿元，而四年来流通股市值在二级市场的缩水高达近万亿元。
两相比较之下，可谓天差地别：国有股所代表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何等成功，流通股东的“贡献”和“损失”又是何其巨大！如此，又何以能让投资者在股改“对价”面前奉行商场流行的“和为贵”准则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才呼吁要学习商鞅“徙木立信”，以“至诚和决绝”解决股改难题，才呼吁长江电力得“四大历史使命”，要求其叫停第一方案，表现起应有的标杆性“让利”诚意。
其三，四年来股市持续低迷，从2245 点到998点，股指“缩水”一半以上，上市公司A股中跌破净资产的所谓“破净”股票数以百计，投资者更是损失惨重，哀号不止。而当诸多“救市”政策接连出台后，股市依然低迷不振，做空者依然威风不倒，“破净”股依然“无人问津”，所谓“千点保卫战”也打得让人心惊肉跳。如此，又怎能期望投资者在股改问题支持改革？
其实，也正是考虑到在牛市中解决股权分置的“信心提振”和“减少阻力”等问题，笔者才有了“只有‘制造’牛市才能拯救股市”的主张。在我看来，股市沦落到千点，即便不是所谓“市场底”，也已经接近于“市场底部区域”，而“制造”，不过是创造一个或者数个契机而已，比如一个令投资者拍手叫好的股改方案，比如一个市场化的资金供给渠道，还比如近日的人民币升值等等……
总之，我们看到，上述这三大背景因素虽然互相独立，但也相互关联，因为其核心便是国有资本在股市中的“合法”地位和“钱途”问题，它既折射出本次股市改革的重大意义，也折射出了股改困境的关键所在，更折射出当今中国股市中存在的事关股市稳定、国资流失和股改成本的 “三大”荒诞怪异现象。
第一怪：面对“破净”令人愤怒的“集体失声”。
我们看到，从来声称重视国资“保值增值”，但面对“破净”现象，众多国有上市公司却鸦雀无声，无所事事，反而是部分法人股东、民营企业高官“挺身而出”，购入公司已造成资产流失的“破净”股票！
据统计，截至7月21日收盘，中国A股破净个股达到366家，占所有A股的四分之一强，这是中国股市建立近15年来从未出现的“丢人”比率。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资控股企业。但是，面对跌破资产的骨架，绝大部分公司大股东却至今毫无反应。比如长春经开，其控股股东是长春经济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公司，其股权占比为39.91%,是绝对的国有大股东，但是，面对6.22元的每股净资产(05年一度度)、 3.04元的每股公积金(04年末数字)和最低3.02元的股价，公司管理层却至今没公布过任何回购动作！如此，任由市场投资人或者投机客在远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吸纳筹码，不正等于变相地让国有资产随意流失么？如果没有流失，那便只能有两个答案：一，公司资产压根儿就不值那么多钱，即公司属于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的“包装上市股”；二，“崽卖爷田心不疼”，公司管理层对“与我无关”的国资流失根本不予理睬。
当然，我在这里列举的只是长春经开的例子，但其他的数百家企业管理层呢？是否其公司奉行的也是笔者上述的两大逻辑？
在此，公司的“集体失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 所体现的不仅是公司大股东对企业和投资者的“惯常”态度，更是对股权分置下养成的“股东股价麻木症”最大的嘲讽。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反倒是红豆股份这样法人股股东控股的公司高管周海江等数人，在公司股票“破净”后果断出手，自己赎买自己跌出来的投资价值。当然，法人股股东们也并非都能行动起来。比如迪康药业，当前每股净资产5.28元，每股公积金3.59元，二级市场股价 3.37元(7月21日收盘价)，但公司股东却至今没有收购公告出台？难道他们不心疼自己公司的资产流失？
第二怪：不言则已，言则必谈“保值增值”。
中国股市“破净”个股太多，让人一方面看着心疼，另一方面也有理由怀疑股票本身的质地。而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看到有对价主导权的地方国资委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救赎。沉默的多数笔者在第一怪中已经说到了，但救赎在目前虽然是少数，但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其荒诞和辛酸的一面。比如，从第二批试点中唯一一个“破净股”农产品的股改方案我们可以看出，深圳国资委出手采取了救赎行动，并赢得了不少掌声，但这是在以地方政府的信用，掏出10.11亿元现金锁定一年，来保证持有农产品股票的所有流通股东都能获得一年26.87%的收益。这就是说，破净”后，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政府信用作担保，让股价回升的幅度成为国有非流通股东赎买流通权的“对价”。
好啊，保证股价能涨到4.25元，对低位介入或者被套程度低的投资者而言，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对股票价值有信心的深圳国资委来说，这也算不错的投资。但是，这正常么？笔者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深圳国资委此举是以真金白银和国家信用来保证二级市场流通股东的权益！这样不得不使用的国家信用，我们还有多少可供“差遣”？
然而，即便是这样投资式的“对价”，其他地方国资委也没有勇气“试水”。
据报道，农产品的方案是得到市场基本认同的，那么这个“特区”的“先进”个案是否也能启发其他各省地方国资委的思路呢？可以看到，股改对价有多种补偿方式，但越早改，机会成本便越低；反之，股改越晚，机会成本便越高，成功却可能越低。试想，农产品的股价如果最低只跌到净资产以上的每股4元，深圳国资委还敢做这样“保驾护航”的承诺么？如果做了，又需要多少亿资金？
很明显，国资委在股改对价问题上如果不顾改革已然“挺进中原”大局，一味地围着所谓莫须有的“保值增值”原地转圈，在股改问题上拖拉和犹豫，必将使国家在股改中付出更大的代价。相比于损失累累的投资者，难道国资“保值增值”的还不够么；相比于静态的“保值增值”，难道股改完成后动态的“保值增值”不是更有价值么？
第三怪：监管层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的“跌跌不休”早已闻名全球，对此，监管层心里应该是有数的，但我们看到，面对国资流失，监管层的几次发言却是苍白的：明明是以地板价出售国企股权给外资，却偏偏要说这是让国资“增值保值”；明明国资已经增值了数倍，却偏偏要还要说“保值增值”，还要说“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明明股市波动激烈，跌势凶猛，却偏偏要说“股市涨跌互现”，甚至“运转平稳”。请问这是领导的问题还是秘书的问题，抑或，是一个对股改的态度问题？否则，如何会有这样不顾事实的“新闻”轻易出口？这里，笔者不想谈别的，但上述事实却无疑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我们的监管层缺乏新闻应对能力，在说话时要么官腔十足，令人生厌；要么用词失当，留人笑柄。
如此缺乏新闻应对能力的一个后果便是，好不容易尚福林主席被推到前台开了个记者招待会，结果还被市场做空者利用，让“有底气”的尚主席挨骂不少。
自然，不该说的乱说的反面便是该说的不说。比如，7月8日伦敦爆炸案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各大股市均有下挫，中国如此，香港也不例外。但是，当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财长等人在第一时间均表示了其对香港金融市场所受影响的“密切关注”之时，而我们的证券监管层呢？又是失声！当然，我们知道，虽然管理层的一句话并不一定是左右市场走势，但一句贴心的话语，及时的问候，是否也能给市场一些信心呢？对监管曾而言，这样做至少会有“加分效果”呢？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们又一次失望了。或许，监管层是因为手里握着“人民币升值”这种底牌而无所畏惧？
不论怎样，我都要延续此前多次说过的话题：还是请证监会尽快推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吧。一句温馨的话语，一个果断的声明，都可以让股市感受到监管层的诚意，都可以让漫天飞舞的流言失去市场，如此好事，如此符合国际惯例的事，为何证监会就不能做呢？即便是国内十几个部委，也都已经推出“新闻官制度”，处在流言浪尖上的证监会有如何能“逍遥制外”呢？
改革成败，匹夫有责；股改成败，政府有责，因为当7000万投资者以真金白银筑就了中国股市，扶植起一个又一个陷于困境的国企和其他上市公司之后，摒弃短视行为、走出国资误区、夯实制度基础以及构建信用股市的“大事”，便该由监管层来负责了。否则，即便股市从此步入牛市，也难免最终还会因为难以“取信于民”而重归熊途，更难免会再搞出几大令人哭笑不得的怪事。如此，监管层又何不及早认真反省，切实纠偏改过，以期让正确的政策、言论与可能的大牛市来一次良性互动呢？
要知道，如不能用至诚之心来深刻反省十五年来中国股市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那么今后即便“国资们”想要和投资者“对价”，恐怕也难找到“对价”的对象了。因为在中国，虽然充满血腥的利益博弈表面上是发生在资本市场，但实际上却是发生在事关“民心”的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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