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一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处理这么一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我在外面服役，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那谁又来维护我家人的利益呢？无奈之举，我只好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求助，恳请各位多多关注这件事，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处理好这件事，了却我的一份心愿，在此先谢谢各位了。下面，我将情况向各位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2004年9月13日上午9时许，我母亲张绍维（54岁）与邻居曹明宇、林启芬发生口角，被其两次殴打致重伤。曹、林二人手段十分残暴，附近村民都不敢去拉架，只能在旁边喊道：“不要打了，会出人命的！”，但曹、林二人仍不住手，直到把我母亲打昏过去，他们才骂骂咧咧地离去。待我母亲苏醒过来已是中午，因父亲外出不在，母亲只好撑着半死的残身爬回家，但再也动不了啦。
父亲中午回家发现母亲躺在床上，问明了情况后，当即找到组长张元庆反映案情。组长即传凶手前来调解，凶手抗拒不到。父亲下午3点左右又到村长张绍举家里请求处理，家人说“村长不在家”。5点左右又找到村支书梁龙浩反映案情，支书说，先经过组里处理，处理不好再找村里。年迈的父亲又去派出所反映。派出所说，让村里处理，处理不好再转给派出所处理。父亲又找到组长，组长再次传凶手到我家，结果等至深夜12点仍不见凶手到我家。
第二天上午9点，父亲又打电话请求村长处理，村长答应马上到，但到了10点村长都没有来。后来，连续五次打电话给村长都是如此。中午，打村长手机村长才回话说：“我已和医院、派出所联系好了，你们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于是，我父亲把母亲送到高桥镇医院治疗。但是由于伤势严重，加上抢救不及时，我母亲于9月14日下午4时50分左右去世。
母亲的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和内疚，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她就这么去了。我想，也罢，人死不能复生，我尽孝心的唯一方法就是给她一个公道，让她死能瞑目，我相信法律是站在正义这一边，但随后的情况却让我大为地失望和寒心。
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向高桥镇派出所再次反映了案情，该所得知人死了的结果后说，马上去抓凶手。但实际是去故意破坏现场。该所通知县公安局对死者进行尸检，尸检的法医说:“死者无打伤迹象”，至于死者腰部、背部的青紫斑、抓痕(高桥医院病历表上有记载)是尸斑。尸检后派出所把我父亲叫去说：“人不是打死的，属自然死亡。”我父亲不服，要求等我从部队回去后解剖验尸查明真相，派出所所长说，“要解剖得拿三仟元钱找专家，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否则不管”。
我从部队赶到派出所是2004年9月15日凌晨3点30分，我和家人以及一些村民去找派出所所长杨仕坤，他对我讲：“对方根本就没有和你母亲打过架，争吵都没有发生，更不用说抓扯了……”我要求尸检，他让我交了3000元钱，打了一张收条。当天早上9点，我和部队指派的干部以及武装部的宋干事来到派出所，他们向派出所询问情况时，该所所长、指导员都说：“人不是打死的，我们有证据，我们调查了十多人都说没有争吵，更不用说抓扯了，我们可以作保证。”随后，派出所说出了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的话来，他们说：“你们要尸检，得走医疗事故鉴定这条路，我们的鉴定比较单一，鉴定不出来。”接着硬是把钱退给了我，他们还说，这是公安局鲁明副局长讲的。
下午2点30分，我同部队领导到了县卫生局找丁莉副局长，丁副局长说“不是我们的事，是公安局的事”，我们又找到公安局鲁副局长，他又说：“就应找卫生局”，就这样两家你推我，我推你，都不管。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县卫生局才同意搞鉴定，那时已 4点多了，我们把钱交给了县卫生局。当晚遵义医院附属医院专家赶到高桥，对我母亲作了解剖验尸。
尸检结果为：“死者系弥漫性脑水肿伴小脑扁桃体疝形成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脑水肿形成的原因是“与人争吵、打架和肾脏挫伤引起的疼痛均可作为应激性刺激引起死者血管痉挛，血压进一步升高，脑组织缺氧及水肿，脑疝形成原因是脑组织弥漫性水肿引起颅内压升高所致。”
我们得知结果后，找了参加尸检的专家，了解情况时，言语中讲到他们的压力大，不好说，你们可另外去作鉴定。同时，我们要求高桥派出所立案侦察，他们不立案，又找到县公安局，也不立案。我又找到遵义市公安局信访处，接待我的人看了我们的检举材料后，打电话让县公安局立案侦察，可是他们还是不理采。我们又反复找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鲁副局长、局长等相关领导，但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两次到县检察院控告，他们才立了案。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批捕了一名凶手。
后来，我们将尸检报告拿到遵义法医鉴定中心作了轻重伤鉴定，结果说是轻伤。我们起诉到县法院请求处理。在这期间我们去找过县里的一名律师，他在没得知情况后答应作代理人，就在他对案子暗中调查了解后，他对我们讲，这个官司我不能帮你们打了，若打赢了，我就没法在这里住了。听了这话后，我们感到他有难处，不好强人所难，就只好到市里找了一名代理人。在2005年3月7日开庭后，法院说一个星期下判决，可是等了一个月也没判，说是他们判不下去，要中院来判。我们又等，可是后来却等到的是法院强行要求我们撤诉。原因是：法院私自到重庆去作了鉴定，回来说是病死的，连轻伤都不是，就强行要求我们撤诉，同时要求把凶手放了。我们不愿意撤诉，就找到检察院负责该案的某检察官，他说我也知道比较冤，但我只是一般的办事员，没办法，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与此同时,部队首长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政治部门、军事法院曾多次发函至各相关部门要求协调处理好此事，可是到头来至今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各位朋友，这大半年来，我虽在部队服役，但时刻在挂念着家里。想到惨死的母亲，想到年迈的老父为了给自己的老伴讨个公道，如何拖着虚弱的身体东奔西跑，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却不能在他帮上一点忙,既痛心又寒心，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时常在想：天理昭昭，光天化日之下我母亲明明是被人打得伤痕毕现，昏死过去，要求处理,有关人员又相互推诿,后才不治而死，而执法部门人员却睁眼说瞎话，说“连争吵都没有发生过，更不用说抓扯了……”县公安局尸检结果是“死者无打伤迹象”。
人被打死，报案不立案；要求尸检，有关部门相互推诿，不予尸检；推翻法医鉴定，私自重新作鉴；久拖不判，强行要求受害人家属撤诉，释放凶手……致平民冤死，凶手逍遥法外。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执法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还是凶手的保护伞？在党领导下，是凶手的后台大，还是国法大。
以上就是我母亲被害和被害后处理的一些经过,拜讬各位了，请各位热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我的联系电话是：02866638113 QQ号是：47676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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