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的语言系统与对内的语言系统。例如他们的对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并信誓旦旦的“一兵一卒也用于抗日疆场”。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东北军缩至平凉一线。”又如对外宣言（以爱国不让他人的面目出现）“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完全是为民请命”。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肃清蒋系势力”、“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西北像外蒙古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等程度。显然在没有将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动机的。
如何才能将这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比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这些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如中共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该战役用对内语言系统写成的目的。“实现（中共）中央扩军计划，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还要扩充二万二千正规军和四千游击队”并“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根据地”。但中共用对外语言系统写成的对外宣言竟是：“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将遣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竟……拦阻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张学良还未熟悉中共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天真的劝告中共“不得到苏联援助，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开导下，张很快领会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而运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记录的那样“他（指张）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后，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火线入党──双十二革命
苏联为甚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这是张日夜思考的问题。张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就曾先后在南京、上海多次密会苏联外交官员，试探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张为了能使苏联像支持盛那样支持他，不惜跟着盛的足迹前进。如盛要求加入共产党，张也亦然；盛表现十分激进，扣押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员。张决定扣蒋，并交人民公审，以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因而张扣蒋后给中共邀功电中第一句话：“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张要求加入中共，虽因共产国际反对使中共实际上放弃吸收张入党，请注意“实际”这两个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张入党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党员过程的人都会知道，此时在张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会按他们的经验，要张接受党的考验，在最能表现对党忠诚的时刻，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火线是最能表现出对党忠诚的地方。因而火线入党是中共颇为时髦的名词。
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蒋镇坐西安，亲自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于十二月十二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举歼灭中共。张获悉此情后，决定挺身而击，捍卫党，表现出自己对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择苏前嫌”。从而顺利得到苏援，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美梦。这是张为什么在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时间，以扣蒋方式发动他身边激进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国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仔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发动者用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后，可明显的看出张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心理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
１，“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和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择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委员长退休，让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
张身边的激进分子更以为他们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缔造一个新时代。
张的言论：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以达到公审蒋的程度。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
２，“西北大联合”
时间：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
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掌下去。仍希望苏虽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有利消息，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溜走，希望实现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脑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
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减少前一阶段煽动群众仇视蒋，以达到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词汇。
对蒋的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转变原因：首先未能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下令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救中共。中共竟将他列于阎锡山之后，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而他仅为西北总司令。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同时，也未能像他们预期那样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３，兵谏
时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张的目标：尽量体面的下台。
张的言论：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正如他教导中共党员刘澜波那样“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
对蒋处置：亲自送蒋回洛阳。
转变原因：兵谏只不过是西安事变发动者们对外的说辞。想不到竟成了他们下台的阶梯。张希望能紧紧拉住中共，藉苏援中共而间接受益，因而苦苦请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直到二十三日中共致电他们时，仍不愿公开三位一体。张失去最后的希望，他思前虑后，感到连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都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送蒋回洛阳。这场中共以俄援及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鼓动起来的西安事变。又以俄援绝望，中共千方百计从三位一体中脱身而落幕。
关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心理历程，曾有过不同的分析。有一种说法，张十三日看了蒋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已准备抗日，因而全力保护蒋。这是张对蒋的说辞，以能与他的“政见之争”紧密配合，掩饰他抢班夺权的本意。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睡在同一个单元。能不知蒋秘密准备抗日吗？他不但知道蒋的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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