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年轻人也爱听相声，你到听相声的剧场或茶馆看看，那里多一半是年轻人。他们能叫得出演员的名字，有的能点段子，还有的能背下大段台词。
问他们一个段子听那么多次，怎么不腻啊？他们会反问你：你听音乐、听歌曲不是也不腻吗？相声是天津人的音乐，天津有孕育相声的丰厚土壤。
相声在清代发源于北京。但是却成熟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而天津被认为是相声演员成名的必经之地。
光绪初年，一个叫裕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画锅”，说起了相声，这是相声最早来到天津。“画锅”是当时的说法，是指早期相声艺人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就地现场表演，取靠它吃饭的意思。
至1900年以后，来的人多起来，当时有点名气的有李德锡(艺名“万人迷”)、焦德海、马德禄、张德泉(艺名“张麻子”)、郭瑞林等来津，演出于西城根儿的“明地”。以后有的往返京津之间，有的定居天津，一些人在天津收徒传艺，成为天津相声的开拓者。
满族人说相声，属于“清门”，也就是现在说的票友，不是专门靠卖艺为生，与民间的“浑门”演员有些不同。当时的清门相声演员多是八旗子弟，能够舍弃面子撂地画锅求生存，也实在不容易，生活所迫。那时的天津，三不管是杂耍艺人“撂地”卖艺的重要场所，相声“撂地”的发祥地就在南市三不管地带。 “撂地”卖艺的地场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相声艺人自嘲过的是“雨来散”的日子，即“刮风减半”，下雨全无”。一下雨，人一跑，摊子就散了。
“撂地”卖艺挣钱不容易，有时说完一段要钱，观众却一哄而散。艺人惯耍的“生意口”是：“小哥儿几个侍候您一场不容易，玩艺是假的，精气神儿是真的。带着零钱，您费心掏点儿。带多了多给，带少了少给。”“您若身上不方便，没带钱，许您白瞧白看，请您站脚助威。”有时为了凑够整钱，加演小段，凑足以后，再接着演。
进入曲艺场是所有旧时相声艺人的向往，意味着上了档次。旧时天津的曲艺场有“四海升平”、“宝和轩”；南市的连兴茶社、鸟市的声远茶社等。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又有剧场式的杂耍园子“小梨园”、“大观园”等。能进这些地方说相声，大小也得是个腕儿了。
相声虽兴起于北京，但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城市”，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他才敢进北京。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都是在天津演出过多年，成名后才走向全国的，侯宝林、张寿臣、郭荣起莫不如此。马三立先生也是在天津成名的。1940年侯宝林应邀到津，一举成名，后来红遍全国。
去听相声来天津不能不听相声。我听相声的地方叫群星剧场。群星过去是儿童剧场，不大，但是也绝对不小，容纳几百人没问题。剧场一看就是比较老派的剧场，现在兼做群众艺术馆，这地方想必不应该是新新人类或者年轻人去的地方。我以为这里会很冷清，我以为全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这里。但是，我想错了。
那天正好是春节前给地铁职工的一场专场演出，我坐在前排椅子上，回头一看，几乎满座，过去开先进事迹表彰大会也不过如此了。而且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
上场的演员个个身穿长衫，台上的桌子上放着纸扇、手帕之类的道具，一看就是传统相声的规矩和习惯。演员说的差不多也全是传统段子，我也算是爱听相声的，但是这些段子我一个没听过。
我没听过，但是在座的天津人听过，他们知道包袱在哪儿，他们能接下茬儿。让他们上台客串肯定没问题。天津人对相声演员的喜欢犹如歌星。每个城市都能列举几个自己的大腕，天津最大的腕不是某个歌星、影星，而是相声演员。天津年轻的追星一族，有不少追的是相声演员。他们熟悉这些相声星星们的看家段子和风格，甚至个人喜好。演员返场的时候，他们能点出他们的压轴段子。天津有一群相声迷。
后来还跟着朋友又去了一次茶社，茶社比较平民化。在茶社听相声比在正规剧场里随便多了，也亲切多了。燕乐茶社位于和平区一条破旧的街道里，茶社门口被零散的自行车拥挤着，几张贴着红纸的演出告示牌散摆在门外。众友相声的条件很简陋，门票只6块钱一张。一个大妈算是服务生了。她递过来一个装着茶叶的瓷杯和一暖瓶热水，你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就行。剧场很小，舞台只比观众席高几个台阶，距离也挨得很近，十几个黑色的大方桌已经坐了七八成客人，酽茶味、橘子皮味和烟味在空中弥漫着，嗑瓜子声、喝茶倒水声和聊天声唧唧嘘嘘。别小看了这地方，以前马三立就在这里说相声。
相声本来就是在这样朴素而低层的老百姓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相声就该这么听，该叫好的时候叫好，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喝茶的时候随便喝茶，进进出出喧喧闹闹，不拘形式。
在天津这地方，即使是个匆匆过客也不会觉得寂寞，因为总是有人逗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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