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正：后中国共产时代的司法审判

例如，近日来，有黑龙江省沙兰镇小学土石淹埋事件（6月10日）、广西南宁拒绝搬迁与千名警察的冲突事件（6月10日）、河北国华定州电厂征用绳油村土地的袭击事件（6月11日）、广东省中山市爆发有关黄圃镇大岑村卖土地的警民冲突事件（6月12日）、东莞塘厦镇约三百名出租车司机请愿死伤事件（6月13日）。

现在是人类大审判中共暴行与罪状的时刻了。事实上，历史对中共各种暴行与罪状的审判，早在1949年中共窃居大陆之后，便已开始，例如，中共各种土改、肃反、反右、文革、六四、镇压异己、屠杀人民等。这些灭绝人性暴政与大屠杀，任何一项罪行，都足以将中共送到历史审判的舞台，接受人民严厉的公审。

人类所犯的任何罪行，就像是野兽留在大地上所残留的印迹，那是人类文明的耻辱。这些野兽的印迹与文明的耻辱，都应该被人类的历史，抛入历史的熔炉，彻底消灭。如何才能彻底消灭这些兽印与耻辱？这些兽印与耻辱，就是人类的罪行；我认为，人类的罪行，唯有透过忏悔、接受司法罪责与自我赎罪的方式，才能够逐渐消除。

所有中共党员与替中共为恶的人，都是有罪的，不论罪的大小，也不论任何形态的罪，都必须 接受人民应有的审判与惩罚。例如，曾经在中共各种运动下，犯下伤害与杀人罪者；或者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如过度使用政治的特权、压迫与剥削人民者、偷盗国有资产者、滥用职权欺压人民者、贪污舞弊者、抢占人民土地者、破坏生态与环保者等，都应该在未来承担司法责任。

后中国共产时代，那些曾经在中国犯下罪行或偷盗国有资产潜逃者，都可以透过国际司法引渡条约的方式，遣送回国，并且接受人民司法公审。为了伸张人类基本的正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法网，每一个罪人，都必须接受审判与惩罚，没有人可以例外。

那些曾经在中国犯下罪行或偷盗国有资产潜逃的中共党员，为了减轻未来刑事的罪责，现在正是理想的忏悔与救赎时机，只要他们积极参与揭发中共暴行与罪状，积极参与反共的民主活动、用各种方式推翻中共专制政权，例如，自我公开忏悔、指证中共的罪恶、公开反对中共、将所贪污或偷盗的国有资产，交给反共民主基金会或组织等。那么在后中国共产时代的司法审判台上，或许可以减轻部分的刑责，否则这些人，就必须接受，各种合理的司法判决与刑责。

在后中国共产时代，任何一位曾经受不合理压迫与伤害的人民，都可以到法院控诉那些导致他们受压迫与伤害的人，例如，中共党员或为中共为虎作伥者。如果是集体受害的人民，也可以对旧中共政府，提出公诉，并且让曾经参与集体伤害人民活动的人，接受应有的司法惩罚。

那些曾经受到不合理压迫与伤害的人民，都有权向新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如果新政府的财政能力，一时缺乏支付赔偿金的能力，那么政府可以发行赔偿金债券，等日后政府财政宽裕后，再作支付。这种新政府承担人民责任的行为，就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与人道关怀社会的必要方法，新政府没有权利规避这个人道的责任。

除此之外，那些曾经积极拥护或支持中共专制政权的人，也应该接受人类历史良心的审判；被审判者，有些人尚在人间，有些人已不在人间，但是都必须接受人民对其审判后的所有罪状，并且接受人民舆论严厉的谴责与制裁。

这些应受人民舆论严厉谴责与制裁的人，包括陈独秀、鲁迅、梁漱溟、丁玲、郑振铎、郭沫若、老舍、曹禺、茅盾、贺敬之、冰心、艾青、巴金、萧干等；这些人都是帮助中共合法建立一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他们的罪行，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导致屠杀8千万人民的共产党员，他们是支撑中共邪恶帝国的一个有机组成共犯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共不可能公然迫害与屠杀人民，他们都有人类历史上不可推卸的罪责。

此外，那些曾经拥护国民党专制政权的文人，也应该接受人类历史良心的审判，并且接受人民舆论严厉的谴责与制裁。这些文人，包括胡适、钱穆、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陈立夫、孔德成、于斌、唐君毅、牟中山、秦孝仪等。就是这些人，不敢公然对抗国民党的专制政权，导致国民党各种腐败的特权政治，从人类历史良心的立场而言，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的罪行，并不比那些杀人者还低。

人类所有的罪，都不可以被轻易抹除；正如同人类所有的苦难与冤屈，都不可以被轻易遗忘。凡是轻易赦免罪人与人类罪行的人，凡是轻易遗忘人类历史苦难与冤屈的人，都是对过去人民的一种背叛，也是一种不敢承担人道责任的人，这种人无异于，那个邪恶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也无异于是专制政权的结构共犯分子。

凡是犯罪的人，就必须接受司法公平的审判与制裁，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那些曾经遭受到不公不义对待的人民，他们也有权向世界讨一个公道，这个世界欠他们一个公理。

为了建立一个有爱的社会，为了建立一个有公理的世界，所有受难与冤屈的人，都应该得到合理的对待。然而，这些受难的人，绝对无法向杀人者的中共政权，要求平反，因为杀人者，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对受难的人平反。所谓的平反，代表人类正义文明的伸张，只有代表正义的人民，才有资格对受难的人，进行应有的平反，并且予以合理的补偿；那些冤死的人，没有人能够对他们进行合理的赔偿，仅能提供可怜而微薄的补偿。

为了建立一个有爱的社会，为了建立一个有公理的世界，所有犯罪的人，都应该接受司法公平的审判与制裁。在人道爱原则的前面，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在人道正义原则的前面，所有犯罪的人，也应该有合理的制裁。

不论任何人，只要他们知道那些曾犯罪行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有权向世人公布，新的政府，就必须尽力逮捕他们，不论这个人逃到天涯海角，都必须把他揪出来，让他接受司法公平的审判与制裁。

所谓的宽容，并不是无条件地宽容罪人。罪人必须透过忏悔、接受惩罚与积极从事自我救赎的活动，才能够逐渐消除其罪，也才能受到人民合理的宽容；如果一个罪人，不经过上述的过程，他的罪便被轻易赦免了，那么岂不是鼓励罪人犯罪、纵容罪人继续害人？如此，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与正义可言？

此外，在后中国共产时代，我主张学习欧洲各国的做法，废除死刑。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举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所谓的死刑，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犯罪率；有很多的死刑犯，他们都是受冤屈者，他们的权利，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认为，从人权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没有人有权处死他人，人类必须用更多爱的文化、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人道教养的文明教育、宗教心灵洗礼的教养措施、宗教心灵辅导的机构等，来取代野蛮的死刑制度。

在人类拥有良心的基础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监督并参与审判所有中共党员与其共犯分子等犯罪的活动。在人道正义的立场上，人类没有向邪恶与罪行妥协的余地，人类也没有向邪恶与罪行宽容的空间，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接受合理的司法制裁，这就是自由、民主与人道正义文明的神圣价值。

在后中国共产时代，我主张废除死刑，建立爱的教育与社会制度；我主张追究每一个犯罪人的责任，我主张用公平的司法来审判罪人；我主张对曾经拥护专制政治的知识分子，提出合理的历史批判与罪责定位；我主张新政府，要对过去的受难者，提供必要的补偿措施。我认为，这些都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国家的根本基础，如果不这么做，那些曾经受伤害与死难者的灵魂，如何能够心灵平静？

我相信，在这个历史文化与司法审判下，所有的罪人，都将无所遁形。在这个伸张人类正义过程中，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应该可以逐渐有效地建立，一个充分拥有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理性、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价值的美丽新世界。

20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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