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新的“三座大山”
有人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比喻为“新的‘三座大山’”。这当然有点“过分”,为什么?
因为“旧的‘三座大山’”是一个有它有特定的政治涵义,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它不能替代的,“旧的‘三座大山’”是通过政权的更叠来解决,搬掉它的方式是用暴力,用阶级斗争,用发动亿万工农群众属阶级对抗的“敌我矛盾”性质的。而“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三座山”与 “旧的‘三座大山’”在矛盾性质、解决方式上完全不同,它是阶层与阶层、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与领导层的失误有关,因而可以通过政权的“自我完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决不能将“此山”与“彼山’”等量齐观。其实质是:它是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一种主要表现,是人民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严重损害的一种严重程度表现,是社会用它来向执政者表达自己问题、诉求的一种强烈表达方式。
因此,比喻是形象的,不一定很贴切,但是,无论如何“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个大问题,关键是怎样解决?
第一,必须要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对“社会”巨大危害的高度来认识。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表面上看是一个“软问题”,似乎是一个“只是说一下、呼吁一下”的问题;而实质上恰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 “硬问题”,是一个为亿万民众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硬问题”,是一个民心需要得到提升、社会凝聚力需要得到提升、执政党的威心需要得到提升的“硬问题”,……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上述的高度来认识这个“硬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将它提高到必须迅速解决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幸的是,中国的高层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开始付之于行动之中。
第二,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用“铁腕”。
房价的飞涨、药价的飞涨、学费的飞涨这类问题存在了多少年?应该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存在了,每年的“两会”代表不知为此发了多少呼吁,提了多少提案,我们的媒体几乎是年年、月月都在 “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的“有关部门”的领导亦不知为这几个问题说过多少“狠话”,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呢?房价照涨不误、药价照涨不误、学费照涨不误,而且是没有“涨停版”,“没有句号,只有逗号”,而且是你叫得越凶,它涨得就越厉害,什么用处都不管。纯粹是粘性极大的“牛皮糖”啊,粘住了,越拉越长,什么刀子都不管用,是一块“软硬都不吃的‘牛皮糖’”。
所以,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高层出面,必须用“铁腕”来解决,必须痛下决心,必须快刀斩乱麻,必须立竿见影,迅速将房价、药价、学费价压下去(决不是不准再涨了就达到目的的了),否则它将像“牛皮糖”那样永远粘附在老百姓的身上。
第三,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触动有权有势的、利益诱惑巨大的“部门利益”。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之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权有势的“有关部门”将自己的“部门利益”看得比天还要大,所以,他们的治不是真治而是“做样子的治”,是“挠痒痒做的治”,因而“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时干脆是“光打雷、不下雨”,对这些“有关部门”来说“部门利益”永远是高于“国民利益”的啊!
就以飞涨的大学学费来说,谁得到了这个学费飞涨的好处?就是属于教育部门领导的大学啊!大学的日子好过了,教师的日子好过了,亦用不着为大学中巨大的冗员问题犯愁了,亦不用到教育部去要钱了……对教育部门来说,这些是多么“好”的“好事”啊,所以,大学学费就拼命地飞涨,就不顾一切地飞涨,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地飞涨,就不管几亿国民能不能承受地飞涨,甚至亦不顾国际发达国家大学学费行情地飞涨。
再以飞涨不停的药价来说,更是涨得没有谱了。而得到药价飞涨好处的又是谁呢?是药厂、药厂的老板、中间商、批发商、药房、医院,当然还有与医药产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关部门”(“大型医院收入构成中,药品现在占到45%。而一些中小医院,这个比例更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一针见血地说:“在我国,很多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中间价格增加了十倍……”
尽管高达2/3的人群因为惧怕昂贵的医药费,生了病也不敢进医院,然而对卫生部门来说,这因为这是“稳定本部门”的“大好事”,所以,对药价飞涨的事,他们从来就“很重视”,亦发了许多抑制药价飞涨的“红头文件”,然而骨子里就不想动真格的,于是,药价学费就拼命地飞涨,就不顾一切地飞涨,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地飞涨,就不管几亿国民能不能承受地飞涨。
所以,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比这些“有关部门”还要高的高层来出面,督促、监督这些“有关部门”来治,要组织非利益部门的人士进行调查研究,找出症结,制订科学的“降价指标”,要雷厉风行,要用“铁腕”,我想,若高层不出面,仅要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恐怕又会大失所望的。
第四,社会要形成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舆论优势,要尽快改变过去“话语优势权”只向“部门利益倾斜”的不正常现象。
中国的社会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话语优势权”往往只向“部门利益倾斜”,而不向“国民利益倾斜”。
譬如,当有的部门要涨价时,就马上贴上一张“改革”的标签,谁如果不同意或反对涨价,就等于是在不同意或反对改革,在现阶段此罪名实在是利害得很哪!而且这种“改革”除了股市是“只跌不升”外,其余的都是“只升不跌”;
总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为这种物价飞涨制造舆论准备,如,在大学学费上涨前前后后,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张维迎为代表的、具有 “话语优势权”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拼命鼓吹“教育产业化”、“大学直接商业化、产业化”等,此谬论甚嚣尘上,大学学费就势而上;
中国房价的飞涨是首屈一指的,3年狂涨300%,可是就我们看到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几个为这个问题向房价发难、揭黑、开刀了呢?有几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起来敢与房地产大鳄们叫板的?没有啊,所看到的就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只唱房价飞涨的赞歌,大力鼓吹房价将继续上涨的合理性,这些楼市的“黑嘴”们一个个都在极力地“论证”房价疯狂上涨的必要性;
在媒体上能反映“弱势群体”的“话语”的力量很是薄弱,揭露药价、房价、学费价格飞涨的声音,我们的一些地方父母官似乎亦不让它“强大”,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往改革头上抹黑、制造社会阴暗面,“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是形而上学到了极点。
所以,如果高层不出面,是很难改变我们社会这种只向“部门利益倾斜”的“话语优势权”的“毛病”,如今的确是到了解决某些学者的“独霸天下”的时候了。
第五,社会要迅速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必须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
从现有的反腐败“成果”来说,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教育领域中的腐败和医学卫生领域中的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这三个领域里的反腐败斗争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为什么?很简单,“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得很哪,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因巨大的腐败利益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成气候了,它们很是有能量、有能力、有势力去阻止这三个领域的腐败盖子揭开,尤其是房地产领域更是黑幕惊人,有的房地产大鳄玩的就是“空手道”:制定圈地计划→买通地方父母官→依仗权力摆平土地批租方在城镇、农村实施低价“圈地运动”→买通银行官员用纸上圈来的地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还没开工就雇用一批“黑嘴”或“托”大炒楼市,制造“紧张气氛”将楼价涨上去……这就是说,收购者本人可以一分不出,亦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千万亿万富豪……当然,不是谁都可以玩这个“空手道”的,一般都有“强大的权势”、有“厉害的背景”、有“过硬的关系”,当然最最离不开的就是腐败。
房地产领域是这样,医学卫生领域、教育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其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要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离开反腐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用“铁腕”才是。
当然,能不能、快不快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工程,它绝对不是不依法理的长官意志和随心所欲的蛮干,它需要的是遵循民意后执政者的一种无畏勇气,需要的是解决这类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高超智慧,需要的是执政者对当今社会情势判断的一种胆识,当然在其中亦是显示执政者对自己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一种自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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